正德自己可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他们才爱惜他，体贴他，真正对他好。大臣越是咒骂这些人，他就越发认定这些人是知己是依靠。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正德朝的路线斗争的主旋律，便这样定型了。
政变
正德元年九月发生了一件事，此事将皇帝与大臣之间的矛盾首度公开化，并为后来那场大政变埋下导火索。
九月二日，正德颁下旨意，委派太监崔杲前往南方督造龙衣。崔杲趁机奏讨一万二千盐引｛55｝，说是作为此番公干的经费。在古代，受产地和运输的限制，盐历来是紧俏甚至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并与国家税收关系重大，故自汉代起即实行国家专卖的制度。盐既由国家垄断经营，势必有人要利用这一点，挖空心思从中牟取暴利。盐引本身已内含巨大差价，更有甚者，有人往往还会在官盐掩护下夹带私盐，倒卖后将暴利收入囊中，颇类似现代污吏的洗钱术，同时严重扰乱盐市。太祖时代，是严禁宦官出宫的，更不必说承办公事；永乐篡位，多有赖此曹，故从那时起，太监干政之禁不仅解除，且渐被皇帝倚为心腹，监军、镇守、织造、侦查……凡属皇家私密之事，无不付诸彼手。而对太监们来说，出宫办事就意味着可以大捞一把，索贿的索贿，敲诈的敲诈，不放过任何机会。到成化年间，到江南办理织造的宦官，就打起了盐的主意。本来，织造经费一律由户部拨给，有关太监虽然也可从中克扣，但拨款终究是死的，可供私吞的也就有限，倘如以盐引取代户部拨款，暗中夹带私货，一趟差事下来，很容易赚个盆满钵满。尽管按照祖制，盐政收入一律作为边防开支，不得挪作他用，但成化心疼家奴，情知彼之所为是中饱私囊，仍准其以盐引代替拨款，此例既开，直到弘治初年仍在实行。后来，大臣奏明弊害，弘治乃下令禁止。正德的登基诏书，重申了这一禁令。但实际上，登基之初朱厚照在政治上一窍不通，那份诏书系由大臣代拟，表达的都是文官的政见；时隔一年，现在他自然是不认账的。于是，他批准崔杲所请——既作为对内臣的笼络，又等于发出向朝臣挑战的信号。户部尚书韩文按其职责，理所当然对此表示异议，还搬出登基诏书相关条款，请求正德取信于天下。正德主意已决，坚持不改，驳回韩文本章。
天子的决定，令群臣哗然。专司谏言监察之职的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的奏疏接踵而至，正德不胜其烦。对科道官而言，谏阻不合法度之事，是他们职责所在，一定会坚持到底。而朱厚照也深知，此场争执，涉及他权威的确立，必须咬住不放松，否则以后这个皇帝当起来实在“窝囊”。彼此这么僵持不下，数日之后，朱厚照对科道官们下了死命令，称有关盐引的圣旨已下达给崔杲等，君无戏言，所以谁再妄行奏扰，必予严办！
不过，朝臣方面还有一张牌未打。科道官品级较低，皇帝不妨厉旨呵斥，但刘、谢、李三位顾命阁老，却不可以如此对待。于是，这时内阁出面了，三老明确表示，给予崔杲盐引的敕书，内阁不打算拟旨。明代内阁无决策权，只有票拟权（即代皇帝拟旨），但若遇存在疑义之事，内阁倒也有权拒绝拟旨，并请皇帝重新考虑其旨意。三老这一招果然了得，正德无奈其何，一时陷入僵局。
毫不让步，恐怕不行了。朱厚照做出了一个小小的变动，他发现这些日子群臣所递本章中攻击最烈的乃是那个崔杲，于是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对此次使命的领衔人选进行微调，改派另一太监王瓒为首，崔杲副之。他认为，这一让步，朝臣有了面子和台阶，理应知足。不料，对方的回应竟然完全针锋相对：你让一步，我也退一步，然而对整个事情的原则与是非我们不能退让。经研究，户部做出妥协，同意将原先奏讨的一万二千盐引，一半支予盐引（即六千盐引），另一半则折成价银。这个方案的意义，一是适当降低太监贪污和国家财政损失的数额，而更重要的是它的象征意义：皇帝接受这一方案就等于承认自己有错，而大臣们则达到了证明自身行为合法性的目的。
正德虽然年少，但其身边的蝇营狗苟之辈却足以帮他透彻理解这方案的含义，所以略有犹豫之后，正德方面做出了强硬的回答：必须全部支给盐引！
九月十五日这天，正德在文华殿暖阁召见三大辅臣，展开最后交锋。李东阳在《燕对录》中记下了君臣间的全部对话，内中朱厚照时而装傻，时而耍横，倒也将其个性表露无遗。如，论及户部“半与价银，半与盐引”，他先问：“既与半价，何不全与盐引？”刘健等答道，户部用意在于节约用度。他马上说，既然是节省用度，户部为何不把折价之银留着，而全部给予王瓒、崔杲等盐引，“岂不两便”？意思是，盐引又不是现钱，把盐引交给太监由他们去折腾，留下实实在在的钱，户部何乐而不为啊？这纯属装疯卖傻，利用年龄小，假装天真，故作未谙世事的模样儿；其实只须一句话即可戳穿正德的面目——如果他真觉得现钱比盐引好，又何必固执地坚持要全部付与盐引呢？当然，刘健等不便这么反问，他们唯有耐着性子解释说：“价银有限，不若盐引之费为多。”正德则继续胡搅，问：“何故？”刘健等只得又将盐引可能夹带从而引发私盐雍滞、盐法不行的弊端解释一通。正德口称，如果真有此事，“朝廷自有正法处治也”。刘健等人不能说这些人因有皇帝庇护，根本不会得到“正法处治”；他们只能利用太监的品质做文章，指出“此辈若得明旨，便于船上张揭黄旗，书写‘钦赐皇盐’字样，势焰煊赫，州县驿递官吏稍稍答应不到，便行捆打，只得隐忍承受”。哪里还谈得上“正法处治”，“所以不若禁之于始”。与其指望将来“正法处治”，不如从开始就掐断发生这种事的渠道。话论至此，虽然正德以小卖小，胡搅蛮缠，三老却侃侃以对，有条不紊，正德眼见理论不过，终于抹下脸，“正色道：‘天下事岂只役几个内官坏了？譬如十个人也，只有三四个好，便有六七个坏事的人，先生辈亦自知道’”。“正色”二字，说明他确实急了，不再继续装傻。而且这几句言语十分不讲理，意思是说：何以见得天下事都坏在内官（太监）身上？如果非说十个人中间，只有三四个好人，另外六七个都是坏事的人，那么朝臣里面也一样（“先生辈亦自知道”）。至此，这场君臣对的实质才昭然若揭：盐引之争，争的不是盐引，是皇帝集团与朝臣集团谁是谁非。
召对不欢而散。朱厚照扔下一句：“此事务要全行。”刘健等叩头退下，深感绝望。作为正统的儒家官僚，在这种局面之下，他们只剩下最后表达自身职责与操守的选择，就是引咎辞职。达成一致后，翌日，三人即递交一本：
自古帝王到从谏为圣，拒谏为失。国家治乱，常必由【因】之。顾【向来】顺旨之言易入，逆耳之言难受【采纳】。故治日【政治稳定的时候】常少，乱日常多。臣等每以此说进于陛下，诚欲陛下为圣德之君，天下成至治之世也。今文武公卿台谏，合词伏阙，皆谓盐法不可坏，而圣意坚执排群议而行之……臣等岂不知顺旨者有宠、逆耳者获罪，若贪位恋禄、殃民误国，则不独为陛下之罪人，抑亦为天下之罪人、万世之罪人矣。区区犬马之诚，犹望陛下廓【开拓，扩大】天地之量，开日月之明，俯纳群言，仍从初议，以光圣德，天下幸甚。若以臣等迂愚不能仰承上意，则乞别选贤能以充任使，将臣等放归田里，以免旷职之愆【过失】。｛56｝
辞呈中三人虽然自斥无能，但字里行间分明说，唯有皇帝应对此事负责。
也许，朱厚照唯一未尝料到的，便是内阁居然全体请辞。他毕竟年龄尚轻，登基方才年余，政治上毫无经验不说，连在朝臣中物色、培养“自己人”也根本来不及，一旦三老撂挑子，千头万绪自己如何应付得了，更何况以三老的影响，此事的后果将绝不仅仅是他们的离去……我们虽无从知道接到辞呈后正德的内心世界，但想必他经受了一场羞怒交加的感情风暴——因为最终在三辅臣辞职的压力下，他被迫宣布：接受户部方案，半与价银，半与盐引。
危机虽得暂渡，却可以想象正德与他的文官系统从此势不两立，结了极深的梁子。大臣们的做法固然有例可循，正德却不免感到被要挟的滋味，毕竟他乃新君，立足未稳，在此之际，竟遭内阁以集体辞职逼己就范，也确有身陷绝境之痛。
俗话说“君无戏言”。朱厚照头天还那么强硬地甩下“此事务要全行”的话，第二天便在内阁辞职的威胁下改弦易辙，虽然事后朝臣给他戴上“从谏如流”的高帽子，来帮他遮羞，但他内心恐怕只会想到“奇耻大辱”四个字。仅隔一个月，当那场大政变爆发的时候，我们尤其感到，正是崔杲奏讨盐引事件把正德君臣矛盾推向极致，从而点燃了导火索。
在朝臣一方，也许解读有误，以为正德真的“从谏如流”，也许是想趁热打铁，抓住有利时机重创皇帝身边群小，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在赢得盐引这一回合的胜利之后，他们“把斗争引向深入”，矛头所向由事到人，从低级别太监转向正德最倚信的几个核心太监，即有名的“八党”——明代“八人帮”。
所谓“八党”，指环绕在正德身边的八位高级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和罗祥，此八人自正德登极以来不单诱其堕落，实际上也渐渐控制了他。朝臣普遍认为，新君即位以来“圣学久旷、正人不亲、直言不闻、下情不达”以及“朝令夕改”“政出多门”｛57｝诸状，根子就在这八人身上。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应该乘盐引事件之东风，解决“八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