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设想的局面画上了句号，就像对弈的时候对方弈出匪夷所思的一招，而这一方根本就没有准备好下一手——棋局戛然而止！刹那间，从刘健到百官，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他们脸上布满迷茫的神情，就那样，稀稀落落地各自散去……《武宗实录》简短地记述了当时场景：“明早，健及【韩】文等率九卿、科道方伏阙，俄有旨：宥瑾等。遂皆罢散。”｛66｝
然而与现场的平静截然相反，正德元年十月十三日清晨所发生的，实际上是大明帝国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明史》在叙述这个时刻时几次用了“大变”一词，如：“顷之，事大变，八人皆宥不问，而瑾掌司礼。”｛67｝“八人各分据要地，瑾掌司礼，时事遂大变。”｛68｝这场风暴，彻底扭转了整个正德朝政治航船的方向，它至少直接带来三个后果：第一，久经败坏而好不容易在弘治年间恢复起来的文官政府，重回形同虚设之状态；第二，宦官和近幸势力再度崛起，为以后贯穿整个正德朝的“豹房政治”奠定基础，并构成真正的权力中心；第三，对朱厚照来说，则再也不必“戴着镣铐跳舞”，从此无任何力量能予其约束和制约，从而大可随心所欲展示“个性”，近乎“完美”地完成他古今第一“浪帝”的生涯。
政变中的人物和余绪
政变发生当天，“健等知事不可为，即日疏辞政柄”｛69｝。
这是继上月盐引事件后，内阁第二次全体请辞。仅隔一个月，朱厚照就完全换了个人，他不再被内阁辞职所吓倒，相反，他愉快而迅速地批准了这一请求。
照惯例，内阁辅臣这样级别的人物提出辞呈，皇帝就算内心十分乐意，也不宜立即应允，至少要来回折腾三四次，以示挽留。但这一次，朱厚照却径直批准——内阁三巨头中，唯一未准退休的是李东阳，这当中以及李东阳其人都有些故事，我们稍后再叙。
尘埃落定，主要当事人此后的遭际各不相同。
刘健：一代名臣，年高德劭。弘治十一年起任内阁首辅，“竭情尽虑，知无不言”，对拨乱反正、奠定弘治朝较为清明的政治，居功至伟。弘治深为倚信，“呼为‘先生’而不名”；临终之际，执手托孤，情殷意切。武宗嗣位以来，刘健继续其厘剔弊政的努力，同时竭其所能保护弘治以来政治改革的成果不受伤害，《明史》赞曰：“其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70｝评价相当高。这样一位功高老臣，一夜之间就下了台，连半句慰留的言语亦未曾听到，实际上他是被赶出了京城。次年，在刘瑾一手炮制且由正德诏示天下的“奸党榜”上，更名列榜首；再过两年，被削籍为民，追夺诰命。所幸他德高望重，品行无可诟病，刘瑾等虽深衔恨之，亦不敢置之死地。于是得以善终，二十年后嘉靖五年卒，享年九十四岁。
谢迁：内阁二号人物，退休后享受待遇与刘健同，但所受骚扰却远胜之。概因除刘瑾外，新权势人物焦芳也与其积怨甚深，此刻正好多方报复。先是罢其弟兵部主事谢迪的官，斥其子编修谢丕为民；正德四年二月，又借口浙江举贤周礼等四人皆谢同乡，“必徇私援引”，将此四人逮入诏狱逼供，欲将谢迁牵连进来，治罪抄家，只因李东阳力阻而未果，但周礼等人未予放过，全部流放，同时发布禁令：“诏自今余姚人毋选京官，著为令。”让家乡读书人，全体替谢迁受过。其余骚扰如“奸党榜”、夺诰、罚米等，不一而足。谢最后死于嘉靖十年，活了八十三岁。
韩文：“倒八”干将，运动失败后未效刘健、谢迁之所为，但刘瑾“恨文甚”，岂能轻饶？每天派密探监视韩文，想揪辫子；过了一个多月，探子来报，说国库发现有“伪银”（等于假币）输入，刘瑾如获至宝，以此问责，对韩文做出降一级勒令退休的处理——早知如此，韩文还不如当初主动辞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韩文丢官返乡途中，刘瑾令侦卒始终暗相尾随，一旦掌握任何不利于韩文的证据，即拿回京城问罪，“文知之，止乘一骡宿野店而归，逻卒无所得”｛71｝。不过，韩终未逃过牢狱之灾。刘瑾还是借户部文件丢失之事，将韩及侍郎张缙下诏狱，关了几个月，因罪不至死放出，但判罚他向边镇大同仓输送军粮，先后两次计1500石，相当于韩十年俸禄（尚书级，即部长级）之总和——史书上说，这以后，韩文“家业荡然”｛72｝。不过，韩老爷子也如刘、谢二人一样硬朗，挺过了刘瑾倒台，挺过了正德驾崩，直到嘉靖五年，八十有六高龄的时候与刘健同年谢世。
李梦阳：执笔“倒八”奏疏，字字见血，状若飞刀，但这酣畅淋漓的檄文也注定了他此后的命运。收拾韩文后，刘瑾即拿他开刀，先谪贬到山西，随即勒令退休，不久，又制造事端将其逮于狱中，准备杀掉。这时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故事，当时另外有位大文豪叫康海的，与李梦阳并称“十才子”。康海文名既高，又与刘瑾同乡，刘瑾大概觉得与这样一位闻名海内的同乡交好，很有面子，所以有意罗致；然同一事自康海看来，却很没面子，一直敬谢不敏。再说康李二人，同为当世文苑重镇，不免有些“文人相轻”的意气，“各自负不相下”。及梦阳下狱，将死；这时有人告诉他，唯康海可救之。无奈，梦阳以片纸，仅书数字致康海，曰：“对山救我。”（对山，康海之号）再无他言。康海见书，二话不说就去刘府求见。刘瑾得讯大喜，“焚香迎海，延置上座”，而“海不少【稍】逊【谦让】”。坐定，康海劈头便问刘瑾知道唐玄宗命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否，刘瑾以为他是以李白自居，忙道：“瑾即请为先生脱之。”不料，康海却说：“李梦阳高于李白数倍，而海固万不及一者也。”刘瑾这才知其来意，他不能不给面子。“海遂解带，与之痛饮。梦阳遂得释归。”但五年后，刘瑾败，康海却因与之结交故，“罹清议”，坐其党而被免职。｛73｝事颇豪迈，令人荡气回肠。梦阳虽免一死，却从此历尽坎坷，越十余年即死，年仅五十七岁。
焦芳：那个以告密扭转乾坤的小人。人生能得几回搏？他这一搏，搏进内阁，“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74｝，入阁拜相的同时，还保住了吏部尚书的位子，以后又“累加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尽得风流，并证明“恶有恶报”的说法从来只是善良之辈的一厢情愿。明代士风的特征在于两面性突出：士大夫中硬骨头非常多，历朝少有俦匹，而同时也频频出现极端无耻下作、堕落腐烂的例子，焦芳便是后一情形的代表之一。焦芳有子名曰黄中，一如其父，不学无术，却偏偏要在廷试中被内定为状元，李东阳觉得说不过去，拟其为二甲头名，已很过分，焦芳却由此衔恨李，数次在刘瑾面前谗詈。一日刘亲自以诗试其子，事后将焦芳叫来训道：“黄中昨在我家试石榴诗，甚拙，顾恨李耶？”连基本可以说没文化的刘瑾都觉得焦黄中所做之诗“甚拙”，其不学无术的程度可想而知。后来，焦芳与另一刘党张彩（一作綵）争宠不利，失势，“乃乞归”；刘瑾事败，与张彩同被处死刑，焦芳却幸免于外，据说刘瑾死前发牢骚说：“今彩与我处极刑，而芳独晏然，岂非冤哉。”焦一生卖官无数、广受贿赂，赚得钵满盆满，“居第宏丽，治作劳数郡”（意思是，他的宅第极豪华宏大，筑建时动用数郡之力）。起义者曾攻下彼乡泌阳，入其府，“发窖多得其藏金”。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无良小人，最终一生平安，难怪《明史》亦不禁惊叹：“芳父子竟良死！”
李东阳：弘治顾命三大臣的幸存者。参与了“倒八”运动全过程，并在失败后与刘谢联名请辞，独被留任，且在以后刘瑾罗织的“奸党榜”里不见其名。对此，有人认为正德不便将父亲嘱托的顾命大臣“一锅端”，而手下留情。但《继世纪闻》提出了如下指控：“【刘】瑾素与李阁老东阳有旧，重其诗文。密以韩文等所劾【指“倒八”奏章】询之东阳，得其大略，瑾等惊觉……”这个指控相当严重，倘果有其事，则李东阳所为不逊于焦芳。但此记载不见于别书，仅为孤证不可轻信，官史《明史》未予采纳。不过，当正人君子纷纷见逐、罹祸之际，李东阳独超然无恙，实为奇事。《明史·李东阳传》对这位“不倒翁”的描述，用词讲究，大有深意，很堪玩味。有这样两个场景：场景一——当时他与刘、谢共同疏劾“八党”，刘、谢持议欲诛瑾，词甚厉，“惟东阳少缓”；场景二——刘、谢辞职获准离京时，李来饯行，“泣下”，刘健嘲讽道：“哭什么呢？当初阁下如果也坚决抗争，现在自然就能够和我们一道被恩准辞职了。”史家写道，闻此语“东阳默然”。从这些细节来看，李虽未必屈膝附恶，但在大节大义之前，他选择明哲保身是无疑的。以后，在整个刘瑾当政时期，他的表现基本可以概括成三点，一是忍辱负重、“委蛇避祸”，二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一些清正之士，三是为刘瑾的胡作非为擦屁股，“凡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令国家不致崩溃。因此当时人们对李东阳有截然相反的两种反应，有人认为“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然而相反的是，“气节之士多非之”。他的一位门生、礼部侍郎罗玘，上书劝其从污泥浊水中早早抽身而退，否则自己深感耻为东阳门生，“请削门生籍”｛75｝。我一直想找到这封信，多年搜阅，最后在《玉堂丛语》里发现了它，照录于下：
生【罗玘自称】违【离开】教下，屡更变故，虽常贡书【晚辈给尊长写信，谦辞】，然不敢频频者，恐彼此无益也。今则天下皆知，忠赤【正派人】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献谄以为常依依【环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