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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与反试探，一直在嘉靖与严嵩之间不露声色地展开。嘉靖二十九年，嘉靖借生日之机，表示要加恩于严嵩，封他为“上柱国”。严嵩感激涕零然而却坚定地辞谢了。一切只因那个“上”字，严嵩在谢恩疏里这么说：“《传》曰：‘尊无二上。’‘上’之一字，非人臣所宜居。”｛84｝这不是严嵩神经过敏，事实证明，他洞若观火。嘉靖闻奏，果然高兴，表扬道：“卿敬出心腑，准辞。”
对嘉靖，哪怕一个字眼，也马虎不得。他就是这种人，抠着每一个字眼来猜忌别人。叙至此，不妨顺带交代一下杨继盛被杀的真正原因。杨之死，不死于攻击严嵩，而死于其劾章中如下数语：“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85｝这些言语，不啻说所有人咸知嵩奸，独嘉靖不知，“世人皆醒尔独醉”。而“或召问裕、景二王”一句，尤令继盛死定。其时，太子亡故多年，嘉靖仅余裕王、景王二子，但他迟迟未再立太子，除了对原太子的偏爱之情，身边道士的“二龙不相见”理论起了很大作用，使嘉靖颇有二位王子与己相克之疑（对前太子的早夭，他大约也会用这理论来反思，甚至视为一个例证）。杨继盛提到裕、景二王，实乃忌之大者，休说嘉靖可能怀疑他与二位王子有什么勾搭，就算不这么疑心，单因“添堵”的感受，嘉靖也不能饶他。
十五年的“信用”，是用十五年的恭顺、防别人所不防、忍别人所不忍，以及十五年的竖起耳朵夹紧尾巴换来的。如此而已。
可以说中国式君主专制，造就了严嵩这么一种畸形政治人格，也可以说严分宜真正吃透掌握了在朝为臣及折冲官场的不二法门。
他的信条就是“柔弱者，生之徒”，“坚强处下，柔弱处上”。他聪明的极致，不在于对君上足恭、巧言令色，充分满足其虚荣心和统治欲，而在于对政敌、同僚甚至下属也不惜示弱。
严嵩步入领导核心层之初，夏言如日中天，但嘉靖以其惯用手法，故意炫示对严嵩的欣赏之意。严嵩料定皇上的青睐，必招夏言嫉恨，因此，虽然论到科第出身，他的资历其实比夏言老，但他把姿态摆得非常低，“事之谨”。一次，严嵩特为夏在家中设宴，专程登门诣请，夏言却连见都不见。且看严嵩的做法：他返回府中，并不撤宴，竟跪在为夏言准备的座位前，展开事先写好的祝酒词，如对其人，照旧念一遍。事情传到夏言耳中，“言谓嵩实下己，不疑也”。｛86｝
嘉靖二十一年，嘉靖又玩“坐山观虎斗”把戏，先将夏言赶跑，随即命严嵩以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再过两年，把首辅位子也一并交给他。一退一进、一去一升之间，夏言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像只涨红了肉冠的斗鸡。另一边，严嵩屁股还不曾将首辅位子坐热，翌年底，嘉靖突然重新召回夏言，再把首辅之职交还给他。这样一种挑拨离间，令夏言视严嵩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且他完全错误地解读了嘉靖再任其为首辅这件事，把它看成自己固宠的信号。于是，他变本加厉地排挤严嵩，“颇斥其党”；不仅如此，还搜集严子世蕃的罪证，欲予严嵩致命一击。严嵩闻讯，二话不说，认栽服输，率子亲赴夏府，“长跪榻下泣谢”。在严嵩，忍辱纳垢，不耻此行；在夏言，要的则是虚骄心理之满足，亲见对方摇尾乞怜，便觉人生之莫大享受，“乃已”。｛87｝严嵩龌龊，夏言假公济私也很丑陋，彼此彼此；但若论官场角逐，夏言确非严嵩对手。
勇于示弱、抑己扬人，是严嵩在官场打拼的看家本领。不单对皇上如此，对夏言如此，就连对位在其下的徐阶，也可以低回眉目。在其政坛生涯晚期，徐阶上升势头明显，出于对嘉靖的“政治操盘技巧”的深刻了解，严嵩非常清楚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为此，他完全置显赫的身份与地位于不顾，就像当年对待如日中天的夏言一样，也在家中专为徐阶摆了一桌。席间，他把家小一一唤出，让他们罗拜于徐阶之前，自己则捧起酒杯，说出这样一番话：“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乳哺之。”他明知徐阶乃自己死敌，口吐此言，并非心中真存指望。但“巴掌不打笑脸人”，示弱总不会错，有朝一日真到徐阶得势之时，念及今日，下手当不至于太绝。
由这许多的细节，我们无从去想象通常是势焰熏天、不可一世的大权奸的形象。所谓权奸，可以低三下四、忍气吞声、乞怜哀悯吗？在嘉靖滴水不漏的掌控下，严嵩远远没有达到权奸的地步，也不可能成为权奸。他只是一个小人兼蛀虫。在权力核心的二十年中间，他总共就做了两件事：第一，竭尽智虑保全其身家性命；第二，利用职权去捞取一切可能的利益。他从不具备虎豹豺狼的威势和力量，他仅仅是一只提心吊胆而又机灵的老鼠。而耗子的胸腔，无法长出一颗强悍的心。
严嵩一生的悲喜剧中，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重要角色，此即严世蕃。严氏夫妇育有二女一子，世蕃是严嵩膝下唯一独苗。但他对于父亲的意义远不止乎此。此人体肥貌丑，不仅是独苗还是独眼龙，但聪明异常，博古通今。严嵩才学，在政界已属翘楚，可比之世蕃，竟多有不及。嘉靖在中晚期统治采取神经战术，把政治变做语言游戏，而以隐语大师自居，绝少把话说在明处，隐约其辞让人去猜，还特别喜欢卖弄学问，做出什么指示，往往夹藏典故，而且是很偏僻的典故。虽然士大夫俱是正途出身的知识分子，饱读诗书，却多数应付不了嘉靖，对其旨意的解读时有偏失。严嵩本来脑子就好使，又仗着在钤山苦读十年的积累，领会旨意的能力强过同僚，这是他得到嘉靖信用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嘉靖“道行”加深，竟连严嵩也渐渐觉得学问不够用了。于是，严世蕃成了他的秘密武器。史载：
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88｝
“一览了然”是聪明博学，“答语无不中”是效果神奇。确实厉害。三番五次如是，严嵩根本就离不开这宝贝儿子，以后遇到下属呈上对皇上交代之事的处理意见，一律说：“先拿去问问东楼【东楼，世蕃别号】。”可是这位东楼成天花天酒地，常醉眠不醒；老严嵩纵然急得抓耳挠腮，也得等着他酒醒之后给出意见。严嵩的许多恶名，收受贿赂、侵夺人田等，实系世蕃所为，邹应龙攻倒严嵩，首先也是从世蕃这里下手。有子若此，对严嵩来说，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成也萧何、败亦萧何，人云严嵩“溺爱世蕃”，可能，独子嘛。但实际上，他们之间，除骨肉父子，还是政治父子。严嵩应付嘉靖，少不了世蕃；世蕃也仗着这一点，有恃无恐地胡来，严嵩拿他没办法。从前面所述可以看出，严嵩连严世蕃醉酒误事都管不了，遑论其他？但在这一切的背后，万万不可忘记那个躲在西内，用打哑谜的方式与朝臣捉迷藏、施其掌政驭人的心理战的嘉靖皇帝，万万不可忘记将皇帝每一句话都变成至高无上真理的君主极权制度；没有这样一种制度，世上本无严嵩，更不会有严世蕃。
关于严嵩的垮台：再精明的人也有软肋，嘉靖做皇帝是个高手，一辈子深得“南面为君”之诀窍，他唯一犯糊涂的地方，是对道教的迷信。对于道教他陷得很深，是真迷信，不是假迷信，最后连自己的命都搭在这件事上。对于道士，他言听计从，很少怀疑，包括有人拿黄白术骗他，也不疑。晚年，他信赖一个名叫兰道行的道士。有一天，这道士趁扶乩之机，假充神祇对嘉靖抱怨说，现在朝政不好，是因为“贤不竟用，不肖不退”。嘉靖再问，究竟谁贤，谁不肖？“神仙”（兰道士）答道：“贤如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如嵩。”｛89｝这一幕疑点很多。虽然史无明据，但玩味个中细节，我总觉得这是精心构思的计策，很可能出自徐阶。兰道士真有忧国之心，朝政不好，他可以批评的地方实在太多，哪一条也比“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要紧，他却这样直奔主题，使徐阶成为他的批评的直接受益人。其次，最最关键的是，利用道士扶乩的机会，离间嘉靖与严嵩的关系，是用心极深、针对性极强的一招，甚至借围棋术语说“只此一手”——嘉靖谁都不信，谁的话都不听，但不能不信神祇，不能不听从神的指引。嘉靖果然招架不住，“上心动”，有意摈弃严嵩。事有凑巧，不久，御史邹应龙因为避雨歇脚某宦官家，闲聊之际，宦官把那日情形当做故事讲给邹应龙听。这邹应龙乃杨继盛侄婿，对严嵩怀恨已久，听说此事，立即研读出严嵩宠衰、可以对其下手的信息，草疏弹劾，以严世蕃不法事为由头，清算严嵩。这次，“不倒翁”终于倒地。嘉靖的批示是这样的：
人恶严嵩久矣。朕以其力赞玄修，寿君爱国，特加优眷，乃纵逆丑负朕。其令致仕予传去，岁给禄百石，下世蕃等锦衣狱。｛90｝
从这份“关于严嵩问题的处理决定”来看，嘉靖在政治上对严嵩是基本肯定的，甚至说他“爱国”。犯罪、负刑事责任的是严世蕃，严嵩的责任是“纵容逆子”。为此，给予他勒令退休的处分。也就是说，严嵩垮台时，没有“奸臣”的罪名；他没有被革职，没有下狱，没有充军，没有杀头，而只是退休——这是极普通的一种处分，在明代历朝重臣中，司空见惯，多如牛毛。
可以说，严嵩垮台既有些偶然，嘉靖的处置也比较寻常，丝毫没有“一举粉碎”的重大色彩。不过，从另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