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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万历十四年，郑氏果然产下一男，取名朱常洵，乃神宗第三子。此前，次子朱常溆，年方一岁即夭。故而，朱常洵虽然行三，现在实际却是老二，前头只挡着一个朱常洛；倘非如此，太子之位非他莫属。这更增添了万历对于恭妃及其所生长子的怨艾。
万历几乎用尽一生，去报复无意间充当了绊脚石的恭妃母子。
郑氏生下朱常洵后，迅即晋封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生育皇长子的恭妃，反居其下。直到二十多年后，因为朱常洛生下皇长孙朱由校，恭妃才取得贵妃身份。
皇长子朱常洛的名分，也久拖不决，成为万历年间最严重的危机。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到万历二十九年止，为朱常洛的太子地位问题，群臣，还有万历自己的老母亲，斗争了十五年。万历则使出浑身解数，压制、拖延、装聋作哑、出尔反尔……所有人都相信，皇帝这种表现，包藏了日后将以郑贵妃所出之朱常洵为太子的目的。长幼之序，礼之根本，牵一发而动全局，若容让皇帝这么搞，天下大乱，一切无从收拾。因此，太后、群臣以及舆论的抵制，也格外坚决，令万历完全孤立。僵持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太后大发雷霆，下了死命令，万历抵挡不住，才于十五日这天颁诏宣布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封朱常洵为福王（藩邸洛阳，若干年后，李自成攻下洛阳，朱常洵惨死于此）。
终于被立为太子的朱常洛，时年十九。可以说，从出生以来，童年、少年、青年这三大人生阶段，他都是在父亲不加掩饰的排拒、打压与冷眼中度过的。“父亲”一词，唤不起他丝毫暖意和亲近之感。他终日提心吊胆地生活，养成一副极端懦弱、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性格。
迫于礼制，万历不得不加封恭妃为贵妃，却不曾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十三岁前，朱常洛尚与母亲住在一起，后迁移迎禧宫，从此母子“暌隔”，不得相见。恭妃幽居，极度抑郁，竟至失明。煎熬至万历三十九年｛4｝，抱病而终。病重期间，朱常洛想看望母亲，好不容易开恩准许，到了宫前，却大门紧闭，寂然无人，朱常洛自己临时找来钥匙，才进入这座冷宫。母子相见，抱头大哭。恭妃摸索着儿子的衣裳，哭道：“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5｝这是她对朱常洛说的最后一句话。《先拨志始》则叙为，朱常洛得到批准去看母亲，郑贵妃派人暗中尾随。母子相见后，恭妃虽盲，却凭超常听觉发现盯梢者，只说了一句“郑家有人在此”，就再不开口，直至逝去｛6｝——她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保护儿子，不留把柄。其情其景，思之甚惨。
皇家人情薄浅如此，所谓金枝玉叶，过的其实乃是非人的日子。直到万历死掉为止，朱常洛没有一天能够昂首挺胸。不但不能，反而不知哪天会突然大祸临头。小灾小难不必细说了，单单搅得天昏地暗的大危机就发生过两次。一次为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之间的“妖书案”，此案错综复杂，牵扯人员甚广，简单说，与郑贵妃“易储之谋”有关。第二次是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四日的“梃击案”，是日，一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执木棍，从天而降，闯入太子所居慈庆宫，逢人就打，场面一时混乱不堪，幸被制服。汉子的来历、目标以及如何能够进入森严的宫禁，都是极大疑团。审讯结果，又指向郑贵妃。从古至今一致采用的掩盖真相的最好借口，就是宣布有关疑犯为疯癫（精神病患者），郑氏势力也迅速想到这一点，而万历皇帝则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解释。两个事件当中，朱常洛全都忍气吞声，尤其“梃击”一案，性质凶恶已极，但他察言观色，见父亲意在遮盖，遂违心帮着劝阻主张深究的大臣：“毋听流言，为不忠之臣，使本宫为不孝之子。”｛7｝
表面上是皇太子，实际他地位之可怜，超乎想象。万历病重已经半月，朱常洛作为皇太子却始终不被允许入内探视，到万历死的这一天（公元1620年8月18日，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还是没有机会见父亲一面。《三朝野记》详细记载了这天的经过：
壬辰【七时至九时】，九卿台省【泛指政府要员】入思善门，候问【等候召见】。甲午【十一时至十三时】召见阁部大臣【内阁成员和各部首长】，寻即出，皇太子尚踟蹰宫门外。【杨】涟、【左】光斗语东宫伴读王安曰：“上【万历】病亟，不召太子非上意！今日已暮，明晨当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而夜毋轻出。”丙辰【十五时至十七时】，神皇崩。｛8｝
也就是说，朱常洛一直在宫门外焦急徘徊，直到万历撒手人寰，还是未能见上一面。另有记载称经过力争，得到一次见面机会，但查遍《神宗实录》《光宗实录》以及《明史·神宗本纪》，均未提及，恐怕还是《三朝野记》所载比较真实。为什么见不了？大约并非出自万历本意，他这时神志不清，难做主张。所以，杨、左二人才肯定地对朱常洛的亲信太监王安说，不召见太子，不是皇上的意思。谁的意思？只能是郑贵妃。这女人打算将垂危的万历一手控制住。杨、左认识到事情的严重，出主意，让朱常洛第二天一大早“力请入侍”，而且一旦入内，就别轻易离开。然而未等到第二天，下午，万历皇帝朱翊钧便已驾崩。
幸而朱翊钧没有在最后关头剥夺其皇位继承人的身份，七月二十三日，遗诏公布：“皇太子聪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9｝当然，这并不取决于朱翊钧的主观愿望，围绕朱常洛地位问题，各方斗争了三十多年，若能改变，早就有所改变，不必等到今天。
可对朱常洛来说，无论如何，终于熬出了头。现在，他是皇帝。登基日定在八月初一。
有道是：乐极生悲。这句话，用在朱常洛身上，再恰当不过。
他八月初一即位为君，八天后便病倒，第三十天即九月初一，便一命呜呼，独自在明朝同时创下两个纪录：当太子时间最长（足足当了三十九年），在龙床上待的时间却最短。
为什么刚坐上龙床没几天就一下子死掉了？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过去的三十九年人生，抑郁苦闷、意气难舒，眼看将及“不惑之年”，“解放”却突如其来，于是神魂颠倒。
所有记载都指出，朱常洛一旦翻身做主人，立即进入狂欢状态，全然不顾丧父之痛，日夜纵欲，尽情挥霍着寻欢作乐的特权，似乎想要在短时间内将自己几十年不快乐的人生，全数加以补偿。
替这把干柴添上烈火，使之迅速烧为灰烬的，恰恰正是他以往不快乐的根源——郑贵妃。
话说神宗死后，郑贵妃心神不宁，多年来就继承权问题，与朱常洛结下的梁子非同小可，如不设法化解，恐有不测风云。她想到的办法，并无奇特之处，不过是最最通俗的性贿赂，然而收效甚著。她运用自己对男人心理的深刻认识，精选不同风味美女若干，于朱常洛登基之日，当即献上。
这批“糖衣炮弹”，有说八枚，有说四枚——查继佐记作：“及登极，贵妃进美女四人侍帝，未十日，帝患病。”｛10｝谈迁记作：“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11｝文秉没有语及人数，却提供了更有意思的情节——郑贵妃所进，并非普通美女，而是“女乐”。“女乐”，犹日本所谓“艺伎”，乃“特种职业女性”。她们除容貌之外，都掌握较高的歌舞艺能，也要受其他媚术的培训；她们不必是妓女，身份比操皮肉生涯者高，然倘有必要，所提供的“服务”不单可以包括任何内容，质量也非普通妓女堪比。文秉甚至很具体地说，“以女乐承应”的那一天，“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12｝。“一生二旦”，指女乐中一位扮演小生的演员，和两位扮演旦角的演员。朱常洛这夜上演“挑滑车”，一人独挑三位职业青春美女，甚而车轮大战，由此病体缠绵。
对普通人而言，性生活过量而致人死命，除在艳情小说中见过，现实中很难想象。但我们不能忽视，朱常洛的情形与普通人很不一样。李逊之分析了三个原因：第一，朱常洛多年偃屈抑郁，兼营养不良，体质本来就弱（“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第二，继位前后，操持大行皇帝丧事，应付登基典礼等，劳累过度（“日亲万机，精神劳瘁。”）。第三，贪欢过度（“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13｝确应视为此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前两条，都不足致命，美女是关键。美女甫一献上，“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14｝。换作一副好身板的男人，尚可对付，但以朱常洛的体质，这一夜，只怕就如民间所说：被淘空了。
况且，还并不是“一夜风流”。郑贵妃“饰美女以进”，是在登基的当初；到病情传出宫闱之外，已过去了七八天。七八天工夫，确实可将打小“素弱”的朱常洛榨干，渐失人形。
他的这些变化，人们都看在眼里。百官顾不上含蓄委婉，直截了当加以谏劝。八月七日，御史郭如楚奏请皇帝“起居必慎【起居必须谨慎】”，“嗜欲必啬【欲念必须收敛】”。八月八日，御史黄彦士致言认为，皇帝身体本来单薄，“急在保摄【保身摄神】”，“然保摄之道，无如日御讲读；接宫妾之时少，接贤士之日多”。“以练事则嗜欲夺而身益固【勤于政则无暇纵欲，从而有益于健康】。”八月九日，工科给事中李若珪就朱常洛亲政提出五点建言，第一点就以“保圣躬”为题，将话挑明：“天下劳形摇精之事，多在快心适意之时。一切声色靡丽，少近于前，则寡欲而心清、神凝而气畅。”｛15｝
朱常洛接纳没有呢？恐怕没有。八月十六日，内阁首辅方从哲在入宫问安时请求：“圣体未愈，伏望清心寡欲，以葆元气。”｛16｝从此话看，朱常洛病中仍未检点，行乐不辍。大臣们把这样的消息带到宫外，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