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恩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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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恩仇录-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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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旬邑人张慕陶,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被开除出党。西安事变前依附于阎锡山,事变中混入西安,一面给阎锡山搞情报,一面在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之间进行挑拨。
他到处胡说:“共产党主张放蒋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张、杨二将军捉蒋是对革命的伟大贡献,可惜被共产党的错误政策出卖了。为今之计,万不能再听共产党的话。”他还鬼鬼崇崇地告诉杨虎成:“张学良做得太漂亮了,捉蒋由他,放蒋又由他,送蒋也由他,什么风头都让他出了。你杀人连两手血都没沾上。蒋介石的为人你是知道的,日后他饶谁也不能饶你。你想想,这样‘和’下去,将来怎么得了!”周恩来找张慕陶谈话,严厉制止他的活动,而且指示南汉震没法把这个人管束起来,不许他出门。
西安情况这样复杂,而李志刚两次外出谈判又相继告吹,杨虎成的内心一天比一天难熬,痛苦,但是他是个果决的人,很快赶往渭南前线进行观察,接见一些军官,对部队进行动员,准备以武力手段与南京见分晓,争高下。
杨虎成有自己的主见,但在具体执行中却又不得不受东北军的制约。冯钦哉,王劲哉一伙叛离之后,十七路军剩下四万来人,其力量远不能和东北军相比,既打算用兵,怎能不考虑东北军的意见呢?
这时候的东北军却很快分化成为新旧两派。老派以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高崇明为首,在朱仁堂回来的第二天,就在南院门粉巷王以哲的病榻前开会,他们的意见是为了避免内战,应采用“和”的方法营救张学良。王以哲说:“副司令虽然不在,东北军还有我们嘛。既然顾祝同提出要我们从渭南前线撤兵,为了避免冲突,那就先撤兵罢。”
以朱仁堂、苗剑秋、孙铭九等为首的“抗日同志会”的少壮派听到王以哲说出这样的话,联系到他们前一度放大员、放飞机的一系列作为,认为老派这样做是为了取媚南京,进一步投靠老蒋,企图取张副司令而代之,以换取升官发财的机会,对老派便很有意见。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这些兵权在握的积极主和,十七路军中的赵寿山、南汉宸、王炳南、申伯纯对作战用兵也持有异议,影响所及,杨虎成的决心便产生动摇。
正在杨虎成左右为难的一个晚上,东北军团一级干部六十余人带着签名单找到新城杨公馆来了。这是一张以搭救张学良为缘起的签名单,谁主张营救副司令而对中央军开战,谁就可以签名。看样子,签名的团级以上军官就有一百余人。见着杨虎成,朱仁堂首先发话:
“副司令临走时手令东北军听杨主任指挥,现在中央军不讲信义,扣留了副司令。我们东北军的头头无动于衷,置之不问,我们大家签名,请杨主任指挥我们作战,我们只要求副司令回来,别无其他目的!”
他们边诉说边哭泣,最后形成了五、六十人的放声大哭。有的边哭边吼:“副司令回来之后,命令我们缴枪,我们也甘心情愿!”冬夜哭声,摇撼得灯光也显得暗淡起来,这样悲壮的场面,使杨虎成,谢葆贞及在场的十七路军干部,也都洒下了同情的眼泪。
从渭南前线究竟撤不撤兵?杨虎成不能撇开王以哲、何柱国这些东北军高级将领直接作出决定。他只好流着泪劝解大伙:“张将军被扣,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两人共同搞了这么一件大事,现在要找一个人来支撑局面,我实在是力不从心啊!”
在设计委员会值夜班的高崇民从黑暗处目睹了这个声面,觉得杨虎成对“和平解决”的方针动摇不定,内心很是不满。他赶到粉巷王以哲的病榻前,郁郁地说:“西安不待了,我要到渭南把握军队去。我告诉你,你要高度警惕杨主任的动摇不定,重要留神少壮派的一举一动!”
王以哲不以为然:“他们能怎么样?难道说少壮派敢打死我王以哲吗?”
“既然杨主任动摇了,对少壮派的力量就不可低估。他们那个集体痛哭的场面太吓人了,我总觉得下一步还隐伏着什么。”王以哲很不高兴:“哭了几声,有什么了不起。你也太疑神疑鬼了!”高崇明摇摇头,转身走了。
少壮派离开以后,杨公馆重归安静,屋里只剩下杨虎成夫妇。谢葆贞悄悄告诉丈夫:“这伙人不仅仅是签名哭诉,有人告诉我,他们还准备采取非常措施,甚至要杀人。”
“这还了得!他们想杀谁?”
“别人我没听说。南汉宸是周先生发电报从天津叫过来的,他整天向各界人士宣传和平解决,眼下又积极主和,听说有人就扬言要干掉他。”杨虎成很吃惊:“汉宸和我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三0年入关后又当过我的秘书长。你今晚就到九府街走一趟,把这个风声吹一吹,劝他躲躲,少壮派的情绪令人同情,可也令人忧虑,不是个好兆头。”
谢葆贞进内室更衣。门一响,南汉宸微笑着进了会客室。谢葆贞一面让座一面说:“人都说我们陕西地方邪,说谁谁就到,一点不假。”说罢,借故走了。
南汉宸盯着杨虎成:“我一来西安就听人讲,你是为国家、为民族摔了这个摊子,响!值!可今天,我看你不太高兴呀!”
杨虎成苦笑了:“不是我不愿意高兴,我高兴不了!副司令被扣了。一想起老蒋的为人,我抓他一点也不后悔。”
“这就好,这就好!”
“今天你来,我正有要紧的事情同你谈。你我之间,一部分是纯朋友关系,一部分是政治关系。政治方面,十几年来我是对得起你的。你这次来西安,我不反对你站在贵党的立场说话,但你们也要替我想一想。你刚一来到时,我就对你讲,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咬定要和平解决,结果如何?现在差不多可以看出来了。你们中共主张和平,可以和蒋介石分庭抗礼,平起平坐。我是蒋介石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以后,你叫我怎么对付?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杨虎成的神情很激动,南汉宸很少见他这样激动过。
虎成继续说:“目前西安的局势很不稳,不知道会演变出什么事儿来?作为朋友,我可以立刻把你送到三原东里堡老太太家里去,那是安全的。西安的事你不要过问了。”
南汉宸很冷静,他直等到老朋友发完火,才说:“我是那边的人,就得办那边的事。至于私交上,你我是好友,我不出卖你;说到党派关系上,我们共产党决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我不能走!”他见杨虎成仍然冷静不下来,接着说:“目前的严酷局势究竟怎样处理?我马上找周副主席重新研究。”南汉宸说罢就走了。
就在杨虎成对南汉宸发火的时候,少壮派已经寻找到金家巷张公馆的东楼,与中共代表团进行谈判。少壮派担心王以哲、何柱国会蒙蔽住中共代表团,便从政治上先发制人。
周恩来、叶剑英、秦帮宪、刘鼎接待了抗日同志会的代表朱仁堂、苗剑秋、孙铭九、何镜华。
孙铭九抢先说道:“我们要坚持先让张将军回来,尔后从渭南撤兵,你们怎么看?”
叶剑英和刘鼎说:“那样恐怕有引起战争的危险。退兵以后,三体一位好好团结,仍然可以要求张将军回去。”
朱仁堂不同意:“东北军不同于红军,这是以少帅个人为唯一中心的团体。有副司令在,这个团体能够维持;副司令不回来,这个团体可能很快走向分岐、涣散、崩裂、瓦解。在这危难关头,为东北军前途计,必须先把副司令营救回来。”接着他又说明张将军在三位一体里的重要性,而且说明杨主任也是这么看的。
周恩来站起身耐心解释:“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张将军在东北军中的重要性,我们十分了解,我们极愿意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这样不撤兵而僵持下去,很容易引起战争。一旦引起战争,不符合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战局一开,你死我活,南京更不会在双方打仗的时候放回副司令。
战争只能导致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团结抗日的前途有害无益。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将军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但现在以这种战争方式强行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何镜华正想发言,苗剑秋激动地站起身来,双手叉腰,冷眉冷眼,对着周恩来大声数落:“一月八日,你同国民党代表张冲进行了接触,一月十日,你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制止内战并改组南京政府;一月二十日,蒋介石给你复信,对共产党的合作态度表示欢迎。营救我们张副司令,你们哪当一回事嘛!”
秦邦宪起身说道:“为了结成统一战线,中共放弃了许多革命和前锋的口号。当国家还暴露在未能统一的危机之前,我们共产党这样做没有错。”
苗剑秋、何镜华涨红了脸膛,立时恼了,争吵起来:“既然不帮助我们,你们红军开到关中干什么来了?你们不帮,我们也要打,难道你们就袖手旁观,看着蒋介石毁灭我们?”
朱仁堂一下子跪在周恩来面前,又哭又叫“你们不同我们合作,咱们岂不是破裂了么?我们这样各顾各,副司令就完了啊!”朱仁堂以怨愤而痛苦的眼光望着周恩来。
左右为难的周恩来只好表态:“别吵别闹!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答复你们。”
这里好不容易送走了朱仁堂他们,南汉宸早坐在周恩来办公室里等着哩。听了南汉宸的汇报,周恩来感到情势热非常严重。连夜与叶剑英赶到云阳镇红军司令部驻地,与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左权、杨尚昆同志一起研究,在颇难两全的困境里重新作出决定。
翌日清晨,很冷,杨虎成和少壮派得了中共代表团的回答:“只要你们团结一体,意见一致,中共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红军愿意联合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央军决一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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