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等地。在1935年举办的山东手工业产品展览会上，老鹰崮展出的撑子获得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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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鬼子点多，我爷爷就十分佩服他。但凡他出的主意，我爷爷都采纳，为此，县长王达礼还想来挖墙脚，要把季风调县府规划局，统一全县的发展规划。我爷爷当然不放，说季先生是乡村建设研究院派到我这儿的，你要要人，请找梁先生（指梁漱溟）。这么一说，王达礼就无话可说了。
可他俩毕竟是拜把的兄弟呀，所以，只要县里有事我爷爷总是让季风赶过去帮忙。而季风只要下山，一准的是王达礼的那辆美国中吉普来接他——这是王达礼的专车，是韩复榘为了肯定他的工作而奖励他的。此事在当时的沂蒙县传为美谈，人人都知道韩主席奖了王县长一辆专车。
知道这辆车到沂蒙的第一天拉的是谁吧，我爷爷！王达礼拉上他说，走，老兄，到你修的马路上兜风去。我爷爷当然高兴，欣然上车，不料车没跑多远，不行了，赶快停车。怎么了？奶奶的晕车！我爷爷居然不能闻汽油味（正是这一独特的原因，断送了我爷爷以后的为官之路）。
第二部分
第15章
天下第一关——穆陵关（2）
这辆中吉普王达礼一直用到了日军来侵。他把它变卖给了烟台的一位商人，筹的钱用来拉起了抗日武装。这是后话。
王达礼因敬佩季风的人格，还主动戒了酒，并尊称他为“大学士”。说起来，这又是个小故事。有一次，王达礼把季风接下山，让他帮着筹划件事。季风给他出了三个点子，都很好。王达礼十分高兴，为表示谢意，便在德顺楼宴请季风（不过这次不是临朐全羊）。酒过三巡，王达礼又热闹起来，他非要那位60多岁的跑堂坐在他的首席喝酒，自己去替人家上菜。那老头哪敢，直是推脱。王达礼见他推脱，反而更上了劲，非要让老人“当一次县长”。如此推来让去，闹翻了整个酒楼。吃饭的不吃了做饭的不做了，统统地围了过来看热闹。
就在这僵局时分，季风说话了：“王县长，可否听我几句话？”
王达礼愣了愣：“当……当然可以。”但他手里还端着上菜盘子。
季风不动声色地说道：“县长大人一贯亲民爱民，没有官架朴实可亲，并为百姓办实事。此等美谈想必不说大家也知晓。”
围观的人群一阵鼓掌。
王达礼高兴得直晃脑袋，一仰脖子又灌下一口景芝白干。
季风接着说：“但今天之事，却有所不妥。这位大爷的工作是跑堂上菜，你不该在他的工作时间打扰他。如果真想请他吃饭，应在他不当班的时候……”
“嘘……”人群中一阵嘘声。
话不多，但在理。王达礼的脑瓜有些冷了下来，他放下了手中的菜盘：“对……不起，今天我喝高了。对……不起，我……这儿给这位老哥赔……赔不是……”说着，朝那位老跑堂的深深鞠了一躬。
那位老者也赶忙向他鞠躬。
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掌声。
人们散去后，王达礼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季先生，不，大学士，你，是第一个敢当面说我不是的人，说得好，说得对，我王某敬佩。我知道，我喝点酒就上劲，不然，大伙不会叫我王鞋底。我想利用今天这次机会正式宣布，我王某今后戒酒！”
此话一出，举座哗然。
季风慌了，赶忙站起来说：“别，别……王县长，少喝一点还是可以的。”
王达礼却上了劲：“不，不，我想试试看，不喝酒到底行不行。如今，蒋委员长号召开展新生活运动，本县长也该带个头。蒋委员长为当今皇上，却只喝白开水，我一个小小的县长为什么不可以喝白开水？好，就从今天开始，我要试一试。全县的大小官员都试一试，掀起新生活运动新高潮。”
从此后，王达礼真的戒了酒，尤其是在宴会上，他一律是以水代酒。在县府机关中，他也推行戒酒运动。尤其是对于喝醉了误事、闹事的官员，一律严惩不贷（当然不再是抡鞋底）。以此为发端，沂蒙县的民风也为之一新，打老婆的少了，打群架的少了，不孝敬父母的少了，老百姓们一个个的都跟着王县长“文明”起来（王达礼不喝酒的戒律一直到日本鬼子打进来才破戒，因为他喝了酒才能打仗，端着机枪第一个往前冲）。
关于季风，我还想交代几句。由于他的工作认真出色，梁先生想把他调回到乡村建设学院的乡村经济系做系主任。但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梁漱溟先生的整个乡村建设研究系统南迁，季风却错过了这一机会。当1938年1月11日日军占领沂蒙后，他回了他的金乡县老家，并拒绝伪职，在县城街头卖烤地瓜为生。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先生筹办省农业厅下属的乡村经济研究所。何思源是菏泽人，与季风算是同乡，他很快得知了季风的大名，遂命人持亲笔信邀请季风来济南工作。季风欣然前往，开始了他人生的一个新阶段。
至于他解放后如何，以及怎样戏剧性地被打成了“右派”（因为一个字），以至又回到了沂蒙县劳动改造，并得到我爷爷的暗中照料，以后我还会详细告之。
总之，若不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中日两国兵戎相见，沂蒙的发展是非常可观的。就这一点而言，他又特别痛恨日本人。可以这么说，日本的入侵既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他以及同时代的很多人的命运（季风遭贬，王达礼殉国，关庆民则死于党内的“肃托”）……
第二部分
第16章
我的父亲及我的叔叔
到了该说说我父亲和我叔叔的时候了。
这两位岁数仅差一岁多，性格迥异，命运也大不相同的兄弟，是我爷爷一生的牵挂。他们一个在“文革”中生死不明，一个在台湾做了高官。
我的父亲生于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阴历三月（具体日子我爷爷记不清了，反正是桃花乍开、杏花落败的时候）。我的叔叔生于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阴历五月（具体日子我爷爷也记不清了，反正是刚刚过了端午）。兄弟俩就差了十四个月。
当时我爷爷还挺害怕，哟，生得这么密，这不成了生猪崽了吗？不料想这担心竟成了多余。无论是我奶奶，还是我后来的那位三奶奶，都没有让我爷爷的担心变成现实。尽管我的三奶奶为我爷爷生下了一个长得非常俊秀的女儿，可惜的是，我的这位小姑死于日军扫荡，死的时候才4岁，不然的话，我也会有一位姑姑了。
我父亲“文革”中被斗，生死不明，令我爷爷惆怅无限。而我叔叔呢？家里人一直认为他早死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从台湾军界退休后，才给我爷爷寄来了他的几张照片和一张全家福，从相片上依稀可见我爷爷的模样，有一张是他身着少将戎装，在桃园机场视察国民党空军部队的照片，这张照片大些，更能辨出我爷爷的模样。
山上的杆子们及附近的老百姓都尊称我父亲为“大少爷”，尊称我叔叔为“二少爷”。他们的大号王世荫和王续荫却无人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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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公认的是“大少爷调皮”，“二少爷老实”。
我爷爷说，我父亲从小就调皮，不安分。小时吃奶的时候，不知道换气，只知道一口气地吃，憋极了就哇哇大哭，我爷爷不明就里，就熊我奶奶。当时山上没有别的女人，更没有懂得侍弄小孩的女人，所以也是干着急。一到了阴雨天，我父亲还烦躁不安呢，不愿在屋里呆着，偏要我奶奶举着雨伞抱着，站在屋门口，听雨打雨伞的声音才不哭。而我叔叔就不，只要吃饱了，就不哭不闹光睡觉，睡醒了也不闹，只知道看着屋顶傻笑，除非是尿了床才知道哼叽两声。我爷爷说我叔叔最省心，我奶奶可以放心地干点家务活，只要屋里放只猫就行，放只猫是为了防老鼠。有一回，猫被我父亲抱出去玩了，几只老鼠就围着我叔叔吱吱地乱转。亏了我奶奶正好回屋拿东西，才赶走了老鼠，不然，我叔叔的耳朵和鼻子未必就是完整的。如果只有半个鼻子或半个耳朵，他就不可能在抗战后期参加国民党山东游击总队的沂蒙保安团（团长就是王达礼），更不可能在多少年后升任国军少将。
在我父亲五六岁的时候，我奶奶已经看不住他了。他一有空便满山的乱跑。后边还要跟着我叔叔——他的“小护兵”，高兴的时候兴许还封他个“副寨主”的称号。“寨主”当然是他的。兄弟俩满山地跑，我奶奶就颠着双小脚在后边追，边追边喊，但这都没有用。
为了管束这对小冤家，我爷爷特让杆子里的“字匠”（即文书一类的人物）“半车书”来当他兄弟俩的启蒙老师。“半车书”是这位老字匠的外号。当年50多岁，原是位清末的举人，自称“学富五车”，人很正经，正经得有点酸腐。故杆子里的众弟兄便开他的玩笑，称他为“半车书”。那四车半呢？让他老爹吃喝嫖赌糟蹋光了。他是在穷困潦倒之际上的山，我爷爷看他挺可怜，便收他做了“字匠”。杆子里的“字匠”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他负责队伍里全部的文书工作，如造花名册、籍贯表，起草公告、帖子与官军的联络文书、奖罚文书等等。尤其对那些大字不识半个的文盲匪首来讲，“字匠”往往是半个军师。
我父亲及我叔叔倒还聪明，尤其是我父亲，脑瓜最好使，教他的字与文章，很快就能记、背。什么三字经、百家姓统统不在话下。我叔叔往往要慢半拍，但在我父亲的提示、帮助下，也能很快跟上。
我父亲有时提些问题，总搞得半车书答不上来。他问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为什么是姓赵的在前边，而不是别的姓在前边？”
半车书支吾半天，只好作如下回答：“先人所传，不得而知……”
我父亲便接着说：“我想给他改过来，改成王钱孙李，周吴郑赵；或是别的什么，反正王字姓要打头。你没听说王字乃大王、国王、寨主之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