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了，十六岁的时候，他抢了四条枪去参加游击队，“那四支枪中，有一支是这么得到的：在祖国东北的一个城市里、马路上，他一刺刀结果了一个侵略东北的日本宪兵，抢起手枪就跑。那是在正午十二点，满街都是人啊！”当时他只知道要报仇，并不懂什么叫革命。在游击队里，他接受了党的教育，明白了“他的事业不是去乱杀乱砍，而是有条有理地去革命。他不但须为自己报仇，也得为一切苦人报仇；不止报仇，还要教老百姓都翻了身”，从此，他看得远了，“他心里有了劲，看清楚自己作的是伟大光荣的事”，于是，他立功，入党，由一个传奇式的少年英雄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的钢铁战士。在困难和痛苦面前，贺重耘从不退缩，他总是这样鼓励自己：“这是给铁加点火力，好快变成钢！”这种自觉地在困难中磨炼自己的精神，是贺重耘思想品质中非常可贵的一面。作家写他坚韧不拔地学习文化，写他彻夜不眠制订作战计划，写他在新战术面前的“痛苦”与欢乐，都较好地表现了贺重耘的这种品质，具有真切感人的力量。
连长黎芝堂，勇猛过人，打起仗来不要命，但是他不大重视文化学习，在新战术面前，有急躁情绪，在荣誉面前，又有些虚荣心。在研究作战计划的时候，二连一个干部提出的问题触及了他的虚荣心，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想在作战发动时间之前，独自先冲上去。这一个细节，符合人物的性格特点，既表现了他的可贵的勇敢精神，又显示了他感情用事的弱点。后来在首长和战友的帮助下，他克服了弱点，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基层指挥员，在“老秃山”战斗中光荣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黎芝堂的形象，有一定的典型性，作家对他的性格的刻划，和其它人物比较起来，是较为细致的。另外，沉稳寡言的副班长邓名戈和容易动感情的老战士章福襄，虽然着墨不多，也很感人。在攻打“老秃山”主峰的关键时刻，为了确保突击部队及时、迅速地向前推进，邓名戈第一个把身体扑到带着利刺的铁丝网上，搭起人桥。攻击计划实现了，他却牺牲了。这是一个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壮烈画面，尽管作家的描写还显得不够细腻，然而依然具有打动读者的力量。农民出身的章福襄，经过部队集体生活陶冶，“已经使他忘记了某些农民常有的贪得与自私”，而具有了全新的品质，全新的精神。他极爱惜部队新发下来的衣服鞋袜，非到不得已的时候不穿。有人说他吝啬，他说：“这是祖国来的，我舍不得穿！”但是当有人需要袜子或其它衣服穿时，他会慷慨地相送，说：“拿去吧！咱们吃着祖国，穿着祖国，咱们浑身上下都是祖国给的！这就是共产主义吧？”章福襄的话，质朴真诚，体现了一个品德高尚的老战士的精神境界。这样的人物语言，是从生活来的，又熔铸着作家的一片爱国激｜情。
《无名高地有了名》是一部小说，但是它的人物与情节很多都是有生活根据的。老舍在该书的后记中说：“我把听到的和看到的资料组织了一下，写成此篇。这只能算作一篇报道。”这篇作品确实具有报告文学的某些艺术特点，例如它的叙述性较强，在侧重叙述的同时，又往往将描写、议论、抒情熔于一炉，手法比较灵活，这就使这部作品有了浓郁的抒情Se彩，也增强了它的强烈的时代精神。
《无名高地有了名》也有明显的缺点。由于作家对部队生活体验不深，所以人物刻划显得不够丰厚，该深入挖掘的地方，作者的笔力明显软弱，拘谨。这完全是生活不足所致。老舍在小说的后记中说：“体验生活应该是长期间的事，大致参观一下是不中用的。没有真实的生活写不出文艺作品来。”作者自己的结论是诚恳的。尽管如此，《无名高地有了名》毕竟实现了作家写英雄的愿望，表现了作家的真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可贵的政治热情。五个月的朝鲜战场生活是珍贵的，一部分量并不重但却体现了作家的真情实感的书，也是珍贵的。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老舍在《谢谢青年朋友们的关切》（注：见《老舍写作生涯》。）一文中说：“今年下半年，假若条件许可，我希望能到部队去，写一两篇描写部队生活的短篇小说。假若这计划能实现，我就又有机会和青年战士们在一起了，那够多么幸福啊！”由此可见，老舍对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五个月的共同生活，是十分怀念与珍视的，他和战士们的感情也是极为深厚的。
“只要是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写”
建国以后，老舍的政治热情一直十分高涨，他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人民政府，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热心为人民服务，因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与爱戴。回国之后不久，他就被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后来又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对于这些任职，老舍把它看作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尽心尽力，热诚工作。在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期间，他经常深入基层，体察一般居民的情绪，了解他们的愿望与要求，并在市人民政府所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加以反映。譬如关于如何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救济贫民问题，老舍就曾在市人民政府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提出过相当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认真地采纳了。繁重的社会活动占去了老舍相当多的时间，一般情况下，他每天上午写作，下午办公、开会或从事其它社会活动，平均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他的腿有病，经常拄着手杖参加会议或进行社会调查。有时腿疾加重，疼痛难忍，也不住医院。当有些青年人写信问他忙不忙时，他回答说：
我很忙！在咱们的新国家里，人人都应当忙，都应当越忙越起劲儿，越高兴。在咱们之中，“懒汉”是最可耻的称号！
我应当忙！只有大家忙，我也忙，我才有脸见人！假若有点小病我即卧床不起，或抓个机会就请三天假，被称为“懒汉”，可真不得了！我宁愿忙死，也不甘作“懒汉”！（注：《谢谢青年朋友们的关切》。）
这些话是一九五五年说的。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五年多的时间，他不光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还写了《方珍珠》、《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四个话剧，写了《柳树井》等一大批通俗文艺作品，写了中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写了大量的杂文、散文、评论等，他的创作量是惊人的。周扬曾经称老舍是“文艺队伍里的一个劳动模范”（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见《文艺报》1956年第5、6期。）。这个评价，是既中肯又确切的。一九五六年以后，老舍的社会活动有增无减，腿病也加重了，同时他的写作量却增加了。老舍说：“我要不断地劳动，象劳动人民那样热爱劳动，从劳动中尽到责任，得到生趣。”（注：《五十而知使命》，《小花朵集》。）我们只消把他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间所写的作品加以统计，就可以看出，文艺队伍里的这位劳动模范，为了给人民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付出了多少心血啊。这个期间他创作的大型作品有：话剧《西望长安》（一九五六年）、《茶馆》（一九五七年）、《红大院》（一九五八年）、《女店员》（一九五九年）、《全家福》（一九五九年）、《神拳》（一九六○年）、《宝船》（一九六一年）、《荷珠配》（一九六一年）；京剧《十五贯》（一九五六年）、《青霞丹雪》（一九五九年）；儿童歌剧《青蛙骑手》（一九六○年）；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一九六二年）。这样巨大的创作量，在我国同期的当代作家中，的确是首屈一指的。
在这些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仍然是话剧创作。就艺术成就讲，《茶馆》当居首位。在这个剧本中，老舍以北京一座大茶馆的兴衰为线索，反映了从清朝末年到全国解放前夕五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老舍不但以点石成金的娴熟技巧，生动地刻划了几十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在话剧的民族化方面，进行了成功的艺术探索，尤其是它的戏剧语言，简洁、清浅、活泼、幽默，不仅容量大，内涵深刻，而且王争然出声，一碰就响，有说不尽的妙趣。《茶馆》不仅是老舍话剧创作的高峰，也是我国当代戏剧艺术的杰作，在中外读者与观众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西望长安》是老舍建国后所写的唯一的一部讽刺剧。它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九五五年七月，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揭露了一个反革命政治骗子李万铭的活动史。这个骗子冒充战斗英雄，从一九五一年起，在我们的十几个城市行骗。他不仅混入了党内，还窃取了国家机关的重要职务。罗瑞卿同志在指出了这一事件的教训之后说：“我很希望我们中国也出一个果戈理，把李万铭以及被李万铭欺骗的麻痹分子搬到舞台上来，使公安工作者和全体人民都永远记住这样一件事”（注：罗瑞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新华月报》1955年8月号。）。老舍听了罗瑞卿同志的报告之后，毅然承担了这一创作任务，写出了《西望长安》。剧本基本情节是：国民党青年军成员、三青团团员栗晚成，伪造文件，冒充“战斗英雄”，混进“陕西省干部农业技术训练班”，后来又利用训练班领导人的官僚主义和麻痹思想，伪造调令，调往中南区农林部。在这里，他又冒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英雄”，骗取了人事处长马昭等人的信任，被委任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