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后汉书·耿秉传》。
〔118〕《后汉书》。
〔119〕《后汉书·班超传》，原文是：“班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初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燃，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班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译者
〔120〕《后汉书》。
〔121〕《后汉书》。
〔122〕该名可能是还不清楚的和田语的汉译名。
〔123〕《后汉书》。
〔124〕《后汉书·班超传》。
〔125〕《后汉书·班超传》。
〔126〕《后汉书·班超传》。
〔127〕《后汉书·班超传》。
〔128〕《后汉书·班超传》。
〔129〕《后汉书·班超传》。
〔130〕《后汉书·班超传》。
〔131〕《后汉书·班超传》。
〔132〕《后汉书·班超传》。
〔133〕《后汉书·班超传》。
〔134〕《后汉书·班超传》。
〔135〕参看P。布德伯格：《中国边疆史两则》（《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杂志》3—4，1936年9月，286）。
〔136〕《后汉书》卷155下记有在龟兹（称库车）进行军屯。布德伯格认为这不是中亚穆扎尔特河岸边的库车，而是由库车的流放者们或是陕西东北的，很可能是榆林北部的移民们所建的库车。参看《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杂志》3—4，1936年9月，286。
〔137〕Titus，提多，使徒保罗的门徒。——译者
〔138〕参看斯坦因的《古于阗》（牛津，1907年）II中的复制品，图第14页以下，XLIX和LXXI；《西域艺术》（牛津，1921年）IV，图XL…XLII和134、136以下，517、520以下。《论古代中亚遗迹》（伦敦，1933年）图54、57。参看安德鲁斯的《中亚壁画》（《印度艺术与字母》VIII，1，1934年）。
〔139〕他的传记已由列维从《三藏》中译成法文，参看《库车的吐火罗语》（《亚洲杂志》II，1913年355）。
〔140〕参看赫兹菲德的《贵霜萨珊钱币》（《印度考古记》No。38，1930年）。哈辛的《阿富汗古钱币分类》（《亚洲杂志》1935年4—6月刊，页287）。
〔141〕参看哥达德和哈辛的《巴米安古代佛教》（巴黎、1928年）。哈辛和卡尔的《巴米安考古新探》（巴黎、1933年）。哈辛和卡尔的《凯尔哈奈峡地的考古发现》（巴黎，1936年）。
〔142〕参看哈辛《中亚印度和伊朗艺术》（《艺术史》IV、253）和《中亚的佛教艺术》（《中国艺术及其印度影响的研究》，伦敦，1928年，第12页）。
〔143〕参看《亚洲艺术评论》第12期，1936年。
〔144〕勒柯的《中亚文化史美术图录》（柏林，1925年）图32、33、50。罗斯托夫兹夫的《南俄的伊朗人与希腊人》（牛津，1922年）图29。
〔145〕我认为很可能库车壁画的影响一直传播到北部很远的地方，进入了西伯利亚。应该指出在“克孜尔骑士”画中的人物形象可以在米努辛斯克附近的卡拉攸斯（即皮沙那亚戈拉）谷地的苏拉克岩画中看到。该地区发现了身着盔甲、头戴圆锥形头盔、手持长矛的牧马人，与克孜尔“瓜分圣物”中的牧马人类似（勒柯《中亚文化史美术图录》页54、图50）。塔尔格伦认为苏拉克牧马人的“飞马”可以看成萨珊和唐朝时期的飞马，属于公元7世纪。甚至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卡曼纳帕·巴巴）巴尔喀什湖的谢米巴拉金斯克的石柱上，那些粗糙的、拟人的图案，以其所描绘人物的上衣的大翻领也令人想起库车是萨珊化影响的中心。参看塔尔格伦的《内亚和西伯利亚岩画》（《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8期，193）。
〔146〕斯坦因的大量著作，如《古代于阗》（1907年）、《沙漠契丹废址记》（伦敦，1912年）、《西域考古记》（1921年）、《亚洲腹地考古记》（牛津，1928年），都摘录在他编的、有插图的著作《古代中国遗迹》（1933年）中。勒柯的图册《中亚晚古佛教》（柏林，1922年—1923年，7卷本）中的一些摘录在以后他的两书中，即《中亚文化史美术图录》和《中国突厥斯坦遗迹》（伦敦，1928年）。还可参看瓦尔德施米特的《犍陀罗、库车和吐鲁番》（莱比锡、1925年）和哈辛《中亚考古研究》（《亚洲艺术评论》，1936和1938，1）。
〔147〕参看托利（《日本帝国大学、科学院杂志》东京，XXXVI，9和19）。据他认为，鲜卑人仍处于极落后的阶段，使用新石器和青铜工具。直到公元后2世纪，中国难民才把铁器引入他们中（页70和96）。伯希和认为汉译名“鲜卑”一定是源于Sarbi，sirbi或sirvi（《吐火罗语与库车语》载《亚洲杂志》I，1934年，35）。
〔148〕《三国志》，布德伯格摘录在他的《中国边疆史两则》中（《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4，1936年9月，292）。
〔149〕这一时期与欧洲5世纪一样混乱，关于这一时期，参看《十六国疆域志》（米切尔斯译本，页304—407）。P。布德伯格已试图清理和重编3和4世纪的匈奴单于的编年和世系（《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4，1936年9月，298）。
〔150〕今中文拓跋一词的发音可能是古汉语音“Tak_b'uat”，参看伯希和（《通报》1912年，第732页）。
〔151〕关于拓跋的起源，参看伯希和（《通报》1915年，第689页）《亚洲杂志》1925年第254—255页注4和《通报》1925—1926年，第79和93页。还可参看布德伯格的《拓跋魏的语言》（《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1936年7月，167—185），文中对以中文名流传下来的少数拓跋词汇，用突厥语词根作了推测性的解释。
〔152〕L。维格（Textes historiques； II； 943）。
〔153〕燕王之地，或者说慕容氏之地，被拓跋魏的突然扩张分成两部分，由该家族的两支分占：（1）北燕，在今热河，以在热河边境地，一度是满洲国的朝阳附近的龙城为中心，北燕持续到436年。（2）南燕，在山东，其中心在青州附近的广固，其国存在时间是398至410年。
〔154〕马迦特（Historische Glossen），196页和《伊兰考》（柏林，1910年）53页以下。沙畹《西突厥史料》（圣彼得堡，1903年）221页和229页。伯希和（《亚洲杂志》1920年，第144页和《通报》1915年，第688页，1920年，第328页）。白鸟库吉，《汗与可汗》（《日本学院会刊》，1926年6月）。
〔155〕山东的南燕国除外，南燕是慕容氏的残存国，它于410年被东晋灭亡。
〔156〕伯希和（《通报》1912年，第792页）。
〔157〕托尔比阿克城为古代高卢的城市，在今西德的科隆附近。公元496年，克洛维为了援助里普埃尔法兰克人，在此赶走了阿拉曼人，此次大捷之后，他改信基督教。——译者
〔158〕参看P。德米埃维尔的《云岗石刻》（《法国远东学院学报》3—4，1925年，449）。
〔159〕在拜占庭和叙利亚书上，洛阳有时是与Taugast 有关，Taugast 一名来自Tabgatch 或Toba。
〔160〕沙畹：《宋云对乌阇衍那和犍陀罗游记》（《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3年，第379页）。
〔161〕参看塔尔格伦《吐沃斯丁收藏》（赫尔辛基，1917年）。这一时期米努辛斯克艺术的典型遗址有阿纳什、阿约什卡、奥伊什卡亚、拜什卡尔、哥罗切斯卡亚、卢戈伊什科耶、马尔义特列克、普罗托什洛沃、阿什克什河岸、克孜尔河右岸的秋兹塔村和阿巴坎草原各处。同样风格的兵器在俄国的东蒙古利亚、贝加尔湖以东，在上乌金斯克附近的比丘拉，在色棱金斯克和特洛伊茨克都有发现。参看费蒂奇《米努辛斯克的游牧艺术的复制品》（《匈牙利考古》1937，第202页）。
〔162〕《匈牙利考古》，第205页。
〔163〕马迦特的《关于库蛮的民族性》（《东突厥语方言研究》，柏林，1914年）。伯希和的《库蛮》（《亚洲杂志》1920年，第140页）。
〔164〕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23页。阿尔伯特·赫尔曼（《大亚细亚》II，3—4，1925年，564…580页）。
〔165〕诺尔德克的《波斯古代史》第161、163页。马迦特的《伊兰考》第57页。A。克里斯唐桑的《萨珊王朝时期的伊朗》（巴黎，1936年，第284页）。
〔166〕F。 W。 K。穆勒的《粟特语写本》I，108页。
〔167〕马迦特的《伊兰考》，第60—63页；克里斯唐桑的《萨珊王朝时期的伊朗》（巴黎，1936年，第289页）。
〔168〕这是克里斯唐桑确定的位置，得到了马迦特的赞同。参看《萨珊王朝时期的伊朗》第287—288页。
〔169〕马迦特的《伊兰考》第55…57页。克里斯唐桑的《萨珊王朝时期的伊朗》287—288页。
〔170〕伯希和的《吐火罗语与库车语》（《亚洲杂志》I，1934年，42）。沙畹（《通报》1907年，第188页）。（《魏书·大月氏传》：“其王寄多罗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译者）
〔171〕该史料有些不清楚，普森提出了争论，参看《印度的王朝和历史》第52…54页。
〔172〕指朱纳格尔石刻铭文。——译者
〔173〕塔巴里的《编写史》，措滕伯格译本（巴黎，1867…1874年）II，131。
〔174〕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