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宗主权，但也再三请求中国援助他反对新的阿拉伯主子（719年，731年）。再往南，吐火罗地区（指昆都士和巴里黑）的突厥统治者，或者称叶护，同样要求中国保护，免受阿拉伯人的侵害（719，727年）。〔101〕
尽管唐玄宗抱有扩张领土的希望，然而，中国对派出远征军到粟特或巴克特里亚，以及公开与倭马亚王朝交战还是犹豫不决。哈里发宫廷和长安宫廷之间的大冲突没有发生（至少在751年以前是这样），撒马尔罕、布哈拉、昆都士的突厥…伊朗族人都盼望这种冲突发生，并视之为把穆斯林侵略者赶回去的惟一途径。而玄宗只愿意通过授予粟特人和吐火罗人极高的特权，以加强他们对阿拉伯人的抵抗。一位突厥酋长，突骑施王苏禄（717—738年），由于靠近河中地区——他统治着伊犁河流域——真正支持了反穆斯林统治的地方叛乱。由于他的支持和鼓励，在728年爆发了反阿拉伯人统治的大起义，布哈拉人民在突骑施突厥人的支持下，坚持斗争了一年（728—729年）。同样是在突骑施人的援助下，撒马尔罕王胡拉克在730至731年间起义。直到大约737年或738年，阿拉伯人才最后重新征服撒马尔罕。〔102〕
第十三节 在帕米尔的中国人（747—750年）
事实上，玄宗皇帝已经让阿拉伯人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统治着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其原因是，在甘肃和塔里木地区，中国人正在勉力对付更加邻近的敌人：藏民或称吐蕃人。
曾于700年被唐将唐休璟打败的吐蕃人，于702年求和，但几乎同时，战争又爆发。737年中国人在青海以西打败他们，赢得辉煌胜利，746年，唐将王忠嗣又在同一地方打败他们。双方争夺的与胜败攸关的是石堡城——该城在甘肃边境西宁附近，是唐将李祎从吐蕃手中夺过来的，不久后又被吐蕃夺回，749年，唐将哥舒翰再次夺过来。在西藏的另一端，居民们正在威胁着帕米尔地区的诸小王国：吉尔吉特（汉名小勃律）、巴蒂斯坦（汉名大勃律）和瓦罕（汉名护蜜国）。中国在塔里木地区的保护国与印度交通的道路经过瓦罕。由于贸易关系和佛教徒的旅行与印度有着联系，对唐朝来说维持穿越帕米尔高山谷地交通的畅通是基本的。克什米尔王真陀罗秘利（死于733年）和木多筆（733—769年）作为唐朝的忠实盟友反对吐蕃，唐朝册封他们为王（720，733年）。同样，在喀布尔河谷上统治着迦毕试国（唐朝时称罽宾）的突厥王朝，即佛教的沙赫王朝，也分别于705，720，745年得到唐朝的册封。〔103〕吐蕃人已经获得了对小勃律的宗主权，唐将高仙芝被任命为库车的副节度使，于747年越帕米尔，经巴罗吉尔山口到小勃律，监禁了吐蕃人的臣属王。749年，吐火罗地区的叶护，即昆都士的佛教突厥王朝的统治者，中国人称之为失里忙伽罗（来自梵文Sri Mangala），试图得到中国的援助以对付一个小山国酋长（他是吐蕃人的盟友），该酋长切断了小勃律与克什米尔之间的交通。高仙芝又一次率中国远征军越过帕米尔山，驱散了吐蕃的党羽〔104〕（750年）。
高仙芝对帕米尔以西的两次战役，标志着唐朝中国在中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塔里木地区、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人和塔什干的宗主，她控制了帕米尔山谷地区，成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高仙芝在库车驻地上，其行为俨然是中国在中亚的总督。
然而突然间，一切都崩溃了。同样是由于这位将中国的胳膊伸到如此遥远地区的高仙芝的作用。
第十四节 唐朝在中亚统治的崩溃
塔什干的突厥王（或称吐屯〔105〕，汉名是车鼻施），曾多次（743年，747年，749年）入唐表示归顺。然而当时库车的保护者高仙芝，即唐朝的总督或节度使，指责他没有尽到作为边境保护者之职。高仙芝到塔什干杀之，并占用其财产。这一暴行引起了西部的反叛。车鼻施之子向葛逻禄部突厥人求援。葛逻禄部的领地是塔尔巴哈台和乌陇古河畔，从巴尔喀什湖东端一直延伸到额尔齐斯河。其子还向粟特地区的阿拉伯驻军求援。阿拉伯将军齐雅德·伊本·萨里刚粉碎了布哈拉新近爆发的一次起义，他匆匆从南方赶往塔什干，而葛逻禄军从北方南下。751年7月，高仙芝在怛逻斯河两岸、今天的奥李…阿塔（江布尔）附近被这些联合部队彻底打败。齐雅德·伊本·萨里按传统带着数千名俘虏回撒马尔罕。〔106〕据巴托尔德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一天决定了中亚的命运。正如早期事件所预示的总趋势那样，中亚没有成为中国的，而是转向了伊斯兰世界。葛逻禄人在获胜之后，其领土似乎已经扩展到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塞克湖以北的整个伊犁河流域。原西突厥汗庭几处驻地都处于葛逻禄人的统治之下，葛逻禄部首领满足于较低的“叶护”称号，无疑是避免冒犯回纥可汗。〔107〕
如果在唐玄宗统治后期没有发生内乱和革命的话，中国在怛逻斯所遭受到的灾难是有可能会得到恢复的。然而，中国成了长达8年（755—763年）内战的牺牲品，一举丧失了在中亚的帝国。
第十五节 回纥突厥帝国
几乎使唐朝覆没的这次叛乱是由在唐朝供职的一位名叫安禄山的蒙古族契丹人发动的。这位冒险家迅速地接连占有了中国的两个都城：洛阳（755年）和长安，唐玄宗逃亡四川。玄宗之子肃宗皇帝（756—762年在位）担负起重新夺取国家的任务，因此，他向当时的蒙古君主、突厥族回纥人求援。〔108〕
如上所述，744年，回纥突厥人取代了东突厥在蒙古的帝国。回纥可汗，被中国人称为默延啜，〔109〕或者葛勒可汗（745—759年在位），很乐意接受肃宗的要求，反过来，肃宗答应将唐朝公主嫁给他。从蒙古来的回纥军队随即配合帝国军队，在从叛军手中夺取洛阳城的战斗中（757年）给予了积极的支持。肃宗对回纥首领大加感谢和封官。当回纥军返回蒙古时，肃宗答应每年给回纥绢帛两万匹。
但是，中国的内战并未平息，因为另一些起义威胁着唐朝的统治。默延啜的继承者、汉名为登里牟羽〔110〕（759—780年在位）的回纥新可汗受到叛军使者的左右，最初他想利用唐朝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他甚至抱着与叛军合作的目的，已经率军向中国出发了，但是在途中，一位狡猾的中国外交官员〔111〕劝他改变了主意，他反过来与唐朝联合，以唐朝的名义从叛军手中夺回了洛阳（762年11月20日）。他还有意识地掠夺了洛阳城。尽管他无疑是唐朝的救星，但是，他已经成了唐朝难以满足的保护者和危险的同盟军。763年3月，他终于踏上了通往蒙古的归途。
回纥可汗在洛阳的长期逗留对他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后果，因为，正是在洛阳，他认识了摩尼教僧侣们（肯定是粟特人），他把他们带回蒙古地区，由于他们的作用，他皈依了摩尼教。这种古波斯宗教（产生于难以理解的马兹达…基督教的综合教义，在伊拉克和伊朗都受到阿拉伯人的迫害）就这样交了意想不到的好运：作为蒙古地区的君主和中国的盟国、当时其势力处于鼎盛时期的回纥帝国信仰了它的教义。摩尼教确实成了回纥汗国的国教。登里可汗在哈喇巴喇哈森碑文中被称为“来自摩尼的人”。一位摩尼教高级教长慕阇（慕阇是粟特文Mojak和帕拉维文Moje的汉文转写）作为新国教的首领在回纥境内建起了住所。〔112〕摩尼教士们很快在回纥汗国内产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该时期的一本中国唐代书籍记道：“回纥人用摩尼教教条来处理国事。”
在后继的可汗们的统治下，回纥帝国在中亚保持着统治势力。阿尔普·骨咄禄汉名合骨咄禄（780—789年），请求并获许与唐代公主结婚。唐朝不可能拒绝这些与之结盟可存，与之结仇必亡的突厥人的要求，唐朝廷与它在平等的条件下谈判〔113〕——这在中国和蛮族关系上是新鲜事。
哈喇巴喇哈森碑中列举了另一些可汗的名字，他们都有表示特征的相应的称号：爱登里逻汩没密施俱录毗伽可汗（789—790年）、爱腾里逻羽录没蜜施合胡禄毗伽可汗（795—805年）〔114〕、腾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805—808年）、爱登里啰汩没蜜施合毗伽可汗（808—821年）。〔115〕正是在最后的这位“天可汗”统治期间，作为对他的颂词，著名的碑文用三种文字：汉文、突厥文和粟特文刻成。该碑立在鄂尔浑河左岸的哈喇巴喇哈森附近。〔116〕他也曾向唐朝公主求婚，但由于耽搁，唐朝公主与他的儿子、继承者登侁羽录没蜜施句主毗伽可汗结了婚，后者统治时期是821年至824年。
随着摩尼教一起传入回纥的有基督教、马兹达哲学、伊朗艺术、摩尼教的传入必然对回纥的文明作出贡献。哈喇巴喇哈森碑文解释道：“薰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117〕在不同的时期（770、771、807年），回纥在唐朝的使者们把他们自己视为已经建起的、或仍在筹建中的中国摩尼教团的保护者。在768年，可汗从唐朝天子那里获得准许摩尼教徒在中国布教的法令。因此摩尼寺在湖北〔118〕的荆州、江苏扬州、浙江绍兴和江西南昌（771年）等地建立，这些寺庙成为回纥使者的住所。807年，回鹘〔119〕使者要求在洛阳和太原另外再置摩尼教寺院。
已经并入回鹘领土的吐鲁番地区〔120〕，也可以摩尼教团的繁荣而夸耀，这一点已经被摩尼教壁画和小画像证实，特别是由勒柯考察团在回鹘亦都护所在地发现的那些。有趣的是我们在这些小画像上看到，在回鹘施主之旁有身穿白袍的摩尼教师的肖像，更加有趣的是因为这些是已知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