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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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帝国- 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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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巴尔干山以北的保加利亚进行了攻击。然而,在1122年春天他们遭到约翰·科蒙勒努斯的袭击和屠杀。
  佩切涅格人把在俄罗斯草原上的地位让给了乌古思人和钦察人。
  乌古思人的亚洲后裔今天被称为土库曼人,阿拉伯人称他们为古兹,他们习惯于在里海东北部和咸海以北游荡。〔35〕乌古思人中的一支,即塞尔柱克人,信奉了伊斯兰教,11世纪时到波斯去碰运气,他们在波斯建立了以吐格利尔拜格、阿尔普·阿尔斯兰和马立克沙赫(参看P。148)为首的突厥穆斯林大帝国。同样是在11世纪,另一支乌古思氏族(非伊斯兰教徒)——拜占庭历史学家们称之为奥佐伊人——推翻了佩切涅格人在俄罗斯草原的优势。1054年俄国编年史用简单的托克人(Torks)一名第一次提到这些乌古思人,他们与波洛伏齐人或钦察人出现的时间相同。〔36〕拜占庭历史学家们记载,在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统治时期,这些奥佐伊人于1065年渡过多瑙河,人数达到60万,他们洗劫了巴尔干半岛,直到塞萨洛尼基和希腊北部,但此后不久,他们被佩切涅格人和保加尔人消灭。越过伏尔加河西岸的最后的这支乌古思部落最终被钦察人征服、消灭,或者是同化了。
  在突厥语中被称为钦察人的这支民族就是俄国人说的波洛伏齐人,拜占庭人称科马洛伊人,阿拉伯地理学家埃德利斯称库曼人,匈牙利人称昆人。〔37〕据迦尔迪齐记述,他们最初是基马克突厥人的一部分,基马克人住在西伯利亚,在额尔齐斯河中游沿岸,或者,像米诺尔斯基认为的那样,可能是在鄂毕河沿岸。〔38〕无论如何,基马克人和乌古思人有密切的关系(喀什噶里已经指出,他们与其他突厥民族的区别在于他们把首写字母的“y”音发成“j”[dj]音)。大约在11世纪中期,钦察人从基马克人的主体中分裂出来,朝欧洲方向出发。俄国编年史于1054年第一次提到他们出现在黑海以北草原,同时出现的还有被钦察人向前推进的乌古思人。钦察人利用了乌古思人对佩切涅格人的胜利,在一次对巴尔干人发动的倒霉的远征中(1065和1066年),当乌古思人被拜占庭人和保加尔人击溃时,钦察人留在俄罗斯草原上成了惟一的主人。1120—1121年,伊本·艾西尔在提到格鲁吉亚盟邦时曾间接地提到过他们。大约这时,被认为是从中国满洲边境来到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几个蒙古部落(它们与契丹人有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们与已经西迁的喀喇契丹人杂居)加入了钦察人的主体,他们在钦察人中可能取得了统治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然而,他们可能很快就被同化了,当他们采取突厥的生活方式时,他们与纯钦察人结合了。〔39〕钦察人一直是俄罗斯草原上的主人,直到成吉思汗手下的将军们于1222年入侵为止。〔40〕当时,在罗斯人的影响下某些钦察人首领开始接受了基督教。钦察人在他们被消灭后将把他们的名字留给蒙古人统治下的俄罗斯,因此,建立于该地区的成吉思汗汗国被称为钦察汗国。
  在这简短的叙述中应该记住的是,在许多世纪中,拜占庭帝国在抵抗进攻它边境地区的一个接一个的部落中取得的成就。从阿提拉到乌古思,所有这些未开化的突厥人和蒙古人对基督教文明来说都是比1453年危机更可怕的危险。
    注 释  
    〔1〕参看有关马迦特理论的讨论(伯希和《谈库曼》载《亚洲杂志》1920年,第141页)。
    〔2〕赫尔曼《中国地图集》第32页。
    〔3〕《世界境域志》第448页。
    〔4〕《中国地图集》第30页。
    〔5〕柔然是拜占庭史家们所说的柔然人(Kermikhions)。
    〔6〕参看《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3年)上伯希和的文章,第99页。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29—233页。伯希和《谈库曼》第141页。
    〔7〕塞俄菲拉克斯特,I,8。
    〔8〕图尔的格里哥利,IV。 23。
    〔9〕伯希和《突厥名称的起源》(《通报》,1915,第689页)。
    〔10〕与南朵尔·弗蒂奇的观点一致,伦巴德人时期的意大利艺术是马提诺威卡(基辅附近)文化影响的反映,这一影响遍及从波河到卡马河、克里米亚和北高加索地区,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关于马提诺威卡的金属业,参看南朵尔《定居匈牙利人的冶炼术》载《匈牙利考古》(1937年)第282页及以下。
    〔11〕我想“formicarum instar”可能是与描述的云集的昆虫这一名称有关。中国人用这一名称[蠕蠕]称呼柔然,他们的名称来自这些缓行的昆虫。
    〔12〕参看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41页。
    〔13〕沙多威兹的发现物表明,保加利亚北部曾处于巴颜影响的范围之下。费蒂奇《冶炼术》第290页。
    〔14〕或者不是619年,A。蒂埃里把它定在616年。参看豪沃思《阿瓦尔人》(《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889年,第779页)。
    〔15〕“吐屯”在突厥碑文中也有发现。参看拉德洛夫《蒙古古突厥碑文》第197和257页。
    〔16〕关于乌基杜尔部,参看莫拉威斯基的文章(Zur Geschichte der Onoguren)(《匈牙利年报》X,1—2,1930年,53。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第467页)。
    〔17〕F。费蒂奇的文章(Vber die Erforschung der Volkerwanderungskunst in Ungarn)(《史前期和人种学艺术年鉴》)。N。费蒂奇(《匈牙利考古》1926,1932和1937年上)的文章,特别是1937年期第148和205页。参看A。马洛斯和N。费蒂奇(《匈牙利考古》1936)。D。巴塔(《匈牙利考古》1934)。T。霍瓦特(《匈牙利考古》1935)。A。阿尔弗尔蒂(《欧亚大陆北部古迹》,IX,1934年,285。)关于遗留在俄罗斯的芬兰…乌戈尔种居民的艺术,参看托格林文章(《欧亚北部古迹》III,1928年)。
    〔18〕J。 J。米科拉的文章(Die Chronologie der türkischen Donaubulgaren)载《芬兰乌格利学会杂志》第30期(1918年),33分册;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中的“Bulghàr”条目,第805页(有参考书目);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第467页;A。伦巴德的《君士坦丁五世》(巴黎,1902年)第41页;A。拉蒙勃德《君士坦丁·波菲罗吉里斯特》(巴黎,1870年),第315页;N。马夫洛第诺夫的著作(L'industrie d'art des Protobulgares)。
    〔19〕又译作哈扎尔人,我国史书记载为可萨人。——译者
    〔20〕在麦西亚定居,并逐渐斯拉夫化的这些保加尔人以后称保加利亚人。——译者
    〔21〕参看J。丹尼的文章(Languesturques; mongoles et tongauzes)载《世界语言》1924年第155页。伯希和的《H…字的起源》,载《亚洲杂志》(1925年)第193页。纪尧姆·德·埃维西的研究倾向于把芬兰…乌戈尔语(特别是奥斯特雅克语和窝古尔语)与印度前雅利安的穆恩答语联系在一起。我们应该记住,就人种学上的记载,突厥…蒙古人是短头型的,而芬兰语各族是长头型的。敦尼克的《种族与民族》(1926年版)第435和459页。
    〔22〕根据J。内迈特教授,居住在乌拉尔山区的巴什基尔人是一支属匈牙利种的部落,后来,该部落采取突厥的生活方式。参考他的《大匈牙利》载H。米扎克(Beitrage)(莱比锡,1929年)第92页及以下。
    〔23〕参考米诺尔斯基的《匈牙利人考》(1937年),和《世界境域志》第317—324页。
    〔24〕拉蒙勃德的《君士坦丁·波菲罗吉里特》第352页。关于匈牙利起源,参看B。穆恩卡希的文章(Die Urheimat der Ungarn)载Keleti Szemle VI (1905)。J。勒蒙什的《大匈牙利》;格优拉·内迈特的《匈牙利的史前时代》(载《匈牙利新评论》1932年7月,第460页)。A。扎哈罗夫和W。阿伦特合写的文章(《匈牙利考古》)。南多尔·费蒂奇《定居匈牙利人的冶炼术》(《匈牙利考古》1937年,第62—202页)。关于古列维底亚艺术,上引书第280—281页。
    〔25〕马扎尔人越过多瑙河以后,作者不再以马扎尔一名相称,而使用匈牙利一名。——译者
    〔26〕意为“天”,“天国”。——译者
    〔27〕巴托尔德给《伊斯兰百科全书》写的“Turks”词条,第949—951页。他认为可萨语与保加尔人的古语属古代西突厥语族,该种语言现在惟一的代表是楚瓦什语。关于可萨人的参考书在该词条后,第990页中,还在米诺尔斯基译《世界境域志》第450页中。可萨人的政治机构,正如君士坦丁·波菲罗吉里特斯所阐述的那样,统治君主称可汗罗斯,地方官称为帕克,或者像伊斯塔克里那样称为伯克(bek)。参看《世界境域志》第451页。关于可萨人与拜占庭的关系,参考L。德拉佩隆的《希拉克略帝》(巴黎,1869年,第215页);隆巴尔的《君士坦丁五世》第31页;朗博的《君士坦丁·波菲罗吉里特》第394页;沙畹《史料》第252—253页。
    〔28〕沙畹著《西突厥史料》(1958年,中华书局)第227页中札比尔(Ziebil)并不是可汗,而是“河汗下官号最高的Ziebel”,可能是叶护之意。——译者
    〔29〕在俄语中,Sarkel(沙克尔)一名是以Bela Vezha (Belaya Vezha)即白城而被人所知,似乎al…Baida,即阿拉伯人对伊提尔(Itil)的称呼。参考N。法杰内的著作(Annali del Istituto superiore orientale di Napoli)III (1936),31;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第453页。
    〔30〕马迦特《东欧、东亚之间的往来交涉》(莱比锡,1903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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