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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自强接到信后叹道：“此老是快死了，因为心先死了！”
陈瓒果然不久后病殁，因为这件事情后来遭人议论，在史册上留下污名（《万历野获编》）。
万历一开始只是例行公事，下诏表示了慰问，并未提及“保留”。
张居正此时心态非常复杂，如果夺情，与他一贯提倡的坚守祖制不符。如果去职，一切改革事宜，都还在开辟阶段，反对势力之大，不可小看。离职三年，将会发生什么，实难以预测。几天里，他只是在错愕不定中度过。
到了十月上旬，万历才醒悟过来，他哪里离得开张先生？于是公开表态支持夺情，宣谕吏部，准张居正过了“七七”丧期之后，便照旧入阁办事。同时又赐张居正办丧事的香烛等用品数以百计。
张居正这一方的人，更是高度关注事态发展。首先冯保就不愿意这位最大的政治同盟者离开。在闻讣之后，马上就和张居正进行过密谋。
夺情倡议一起，冯保立作呼应。二更天时，诸臣的“保留”疏从宫门递进，天不亮居然挽留特旨就从宫中传出来了，不可谓不快！
据说，司礼监随堂太监将皇上给的礼品专程送到张府，并将冯公公的密嘱附耳告诉张居正。一天里，小太监来传话的络绎不绝。
张居正在丧中，因惊悸悲伤卧倒在床，勉强起来叩谢，说：“我的脑袋全赖冯公公才能保住了！”（《定陵注略》）
张居正的亲信、户部侍郎李幼滋最先意识到问题的举足轻重，索性捅开窗户纸，建议张居正夺情以保住权力。
冯保当然是不遗余力，在太后和万历、以及有关的朝臣那儿分头做了工作。
张居正作为当事人，也是“恐一旦去，他人且谋己”。而且几天来已有令人不安的迹象。按照旧例，在内阁办公室，首辅去职三天后，次辅就搬到原来首辅的位子去坐，并接受同僚与下属穿红衣拜见。吕调阳是次辅，此次虽然没有迁座位，但坦然接受僚属拜见。
张居正知道了，有气，说：“我还在，他就一点也不顾忌。假使我一旦出了春明门，还能让我再回来么？”他这里说的是一个典故。唐朝京城长安的正门（东门）名为春明门，于是后人就以“春明”作为京城的别称，北京成为国都后，也是被称为“春明”的。
看来，走还是留，张居正要有一个态度了。
当时朝中诸臣，以对“夺情”的态度，分为两大派。时人评价道，卑劣者附合，高尚者抨击。
即使在张居正的营垒里，也有不少人建议张居正还是顺应舆论丁忧为好。张居正的门客、贡生宋尧愈、蓟镇总兵戚继光、原大理寺卿陆光祖等，都劝张居正回乡。戚继光甚至提出可以让徐阶回来干一段，反正徐老年纪大了，不可能久居其位，三年后把权还回来就是了。
这些人，可说都是张居正的至交，劝他回乡，或者因正统观念较重，或是权衡过其中利弊，而并非关键时刻对张有了离心倾向。尤其宋尧愈看得透彻，他认为：即使走了以后万一出现不测，诽谤之风大起，有两宫太后、皇帝和老臣联手压制，还不至于有大问题。又何必占据要津、手拿利器来防民之口呢？走有风险，留也有风险，但留下来的祸患要大得多。
李幼滋则坚决反对这种看法，斥之为“宋儒头巾迂论”，他以为人一走，形势如何变化，根本就无法掌控了。眼下百事待举，执宰岂可一走了之？
张居正此时进退两难，与冯保商量了之后，认为还是夺情最为稳妥，于是才有了前面的一场场戏。
最富于戏剧性命运的人物，当属吏部尚书张瀚。他是由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平时唯张居正马首是瞻。朝议对他这一点极为不满。但这次，事涉孔孟之道，他不知为何突然坚持起原则来，不肯出面挽留张居正，以此带动了吏部一大批官员联合起来反夺情。
冯保传出中旨（皇帝直接下诏），要张瀚带头倡议夺情。张居正在请归的同时，也跟张瀚吹风，让他赞同皇帝的挽留。张瀚故作不解，说：“元辅奔丧，那是应给予特殊恩典的，但这是礼部的事，与吏部何干？”张居正几次派出说客晓以利害，他就是不为所动。居正大不悦，于是拟旨切责张瀚，说张瀚是“奉谕不复，无人臣礼”。当时，廷臣们个个惊恐，都纷纷附和“保留”之议。张瀚拊膺叹息道：“三纲沦矣！”
张居正益怒，指使言官弹劾这个叛徒。
结果十月十一日，突然有诏，勒令张瀚致仕，吏部全体官员罚俸半年。
举朝为之震动！
为了对舆论有个交代，从九月底起，张居正就按照惯例接连上疏，表示要回乡守制。但是，奏本里却另有文章。他说：“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后又说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皇恩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
这等于就是在暗示皇上，我可以为你做超越常规的事。《明神宗实录》的作者在记录这件事时，也忍不住议论了一句；“观此，而夺情之本谋尽露矣！”
此后，万历皇帝与张居正又演出了三留三让的俗套戏，张居正便不再坚持要回乡，而于十月十三日提出了“在官守制”的折衷方案。
皇帝让司礼监的太监魏朝随张居正的儿子回江陵奔丧，张居正提出，过了“七七”之后，自己不随朝议事，不参加朝廷庆典，只赴阁办公，并且不穿红色官服。
张居正为表示孝心，还提出守制期间，不领工资。万历就特批每月由有关衙门给张家送油盐柴米聊补困境。最荒唐的是，还让光禄寺每天送去酒饭一桌（也不怕麻烦）。算下来比领工资还合算了。
君臣两个自以为戏演得差不多了，于祖制、于舆论，都可以有了交代。
但他们全想不到，这把戏怎能瞒得过人？
反对夺情的官员立刻发起攻击，且来势凶猛，这是万历和张居正事前绝想不到的。
次第上阵抡开了大斧的，有四个：翰林院的编修吴中行和检讨赵用贤，刑部的员外郎艾穆和主事沈思孝。翰林院的这两位，恰又是张居正的门生。
十月十八日，也就是张居正提出“在官守制”的五天后，吴中行首先向老师发难。他的奏疏写得相当煽情，从人伦大义上对张居正施压。他说：元辅昼夜为公操劳，父子相别十九年。这期间，儿子的身体由壮而强，由强变衰，父亲由衰成头白，由头白成苍老，音容相隔开。现在父亲逝于千里之外，却不得临｜穴一哭，情何以堪！
他又巧妙地把“夺情”置于舆论的拷问之下，暗示这里面君臣之间恐怕是有交易。他说：皇上之必须要留，和元辅之不能走，原因在哪里，只有通神的人才能知道了，那是不能告诉庸俗人等的。但是市井匹夫，说什么的都有，怎么想的也都有，你怎么能让这里面的重要意义家喻户晓，从而让大家闭嘴呢？
吴中行很坦然，把奏疏递上后，又把副本给了张居正一份，表示此举是出以公心。
张居正看了题目，不禁愕然，问：“奏本送进去了吗？”
吴中行说：“不送进去，我是不能跟您说的。”
次日，赵用贤上疏，用语极其刁钻，说首辅既然能为君臣之义效忠数年，所以就不能为父子之情少尽责任义务一天。陛下之所以不允许首辅回乡守孝，难道是想让四海人心都效仿他的行为吗？
这两人，都建议张居正赶快丁忧，过段时间再由皇上开恩召回，此为上策。
如果说，两位门生还留了一些情面，那么第三天（二十日），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疏，则完全撕破了脸皮。他们意在逼迫张居正交出权力，彻底下台。他们说：张居正若留下，那就是厚颜就列，遇到国家大典，是参加还是不参加？不参加吧，于君臣大义不合；参加吧，于父子至情不合。到那时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而居正又何以自处？陛下要留张居正，动不动就说为了社稷，那么社稷所重，莫过于纲常。元辅大人乃纲常之表，纲常不顾，安能顾社稷！
他们还公开指责张居正夺情违反道德，“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说他擅权无异于“宰相天子”；说他行为有类商鞅和王安石，道德和才学却远不如，说他是“愎谏误国，媚阉欺君”……
吴中行等人的奏疏虽然上去，但其实是压在了冯保手里，他留中几日未发，让张居正先拟旨批驳。
张居正完全料不到，在他当政五年后，居然朝中有人对他如此切齿，看完奏疏后，火冒三丈！随后与冯保商议，如若姑息，则后果难料，必须以严厉手段压下这个势头。
最后决定，对他们几个人的处置，是要廷杖和充军。
风声传出，各路官员大惊，纷纷展开援救。礼部尚书马自强知道事情要闹大了，忧心忡忡，亲自出面为吴中行等人疏通。
张居正此时已经铁了心，面对老马的喋喋不休，他起先良久不语，忽而对老马跪下，以一手捻须，高声恳求：“公饶我！公饶我！”
首辅失态若此，老马心知事已不可为。于是仰天长叹一声，走了。
翰林院掌院学士（院长）王锡爵，邀集了翰林院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等数十位官员求见张居正，要个说法。张居正避而不见。
王锡爵一不作二不休，自己去了张府，闯进灵堂，见到了张居正，当面激烈指责。
张居正告诉他：“圣怒不可测。”
王锡爵冷笑：“即使是圣怒，也是为先生您而怒。”
张居正无言以对，又咕咚一声跪下，边哭边拜：“皇上要留我，而诸位要逐我，我怎么办？怎么办？要杀我吗？”说着，忽然顺手摸起一把小刀做刎颈状，高喊：“你杀我，你杀我！”
王锡爵大惊失色，连忙拔腿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