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肝酱（pate）而论，鸭肝酱（gras de canard）的味道比鹅肝酱更为浓郁厚重。比之于宋词，如果说口感精致柔细的鹅肝属于姜白石，鸭肝便自认辛弃疾可也。据报道，由于鸭肝的价廉物美，在法国，鸭肝酱的消费量已经远远超过鹅肝，成为占有80％市场的鹅肝替代品。
而在新鲜鸭肝的烹饪上，中国厨师也有用武之地。受到德国人的影响，鲁菜最擅长鸭鹅的割烹炮制，故除了烤鸭之外，更有“糟蒸鸭肝”记录在案。据美食家唐鲁孙先生说，北京丰泽园早年间出品的糟蒸鸭肝，其妙处在于“第一毫无一点腥气，第二是蒸的大功恰到好处，不老不嫩，而且材料选的精，不会有沙肝混在里头。至于后来一般王孙公子，到丰泽园吃每人每四十块六十块的自抹刀的大碎烩，等于替柜上出清存货，那就不足为训了”。除此之外，“不但美食而且美器，盛菜的大瓷盘，不是白地青花，就是仿乾隆五彩，盘上罩着一只擦得雪亮光银盖子，菜一上桌，一掀盖子，鸭肝都是对切矗立，排列得整整齐齐，往大里说像曲阜孔庙的碑林，往小里说像一匣鸡血寿山石的印章”。
我在北京不仅一直没有机会光顾丰泽园，更从未听人提起过它的“糟蒸鸭肝”。不过以我个人对北京大部分国营饭店的观感，这道菜即使仍然能在丰泽园的菜谱上找到，即使风味不减当年，然而像“碑林”或“鸡血寿山石”这般视觉上的奢侈，怕是已无迹可寻了。
不过，北京烤鸭店里的盐水鸭肝还是非常可口的，观其色泽，与家常的盐水猪肝无异，但咬起来比猪肝要软滑滋味得多。盐水猪肝或者卤猪肝在家自制不难，但是就病理学而论，如果说未烹的鹅肝属于脂肪肝，那么，一大块卤好的猪肝就更容易令人联想到肝硬化。
李碧华说，她有个朋友这样形容法国鹅肝的美味：“好似吃人肉。”为什么用“人肉”来比喻？因为“天下最鲜美的食物便是人肉，无法选用适当形容词”。人有多么好吃，这一点，我们扪心自问，很快就会得到明确答案，只是人肉有多么好吃，实在就不得而知，更无从说起。不过，与其把鹅肝的滋味比之于人肉，还不如直接去考据一下吃人肝的历史，这件事，倒是黑纸白字，有案可稽的。
五代时，叛将赵思绾领兵占据长安，城中断粮，赵就下令屠杀妇女儿童，按一定的数目分给各部作为军粮。每当犒军时，就杀上数百人。赵思绾不但爱吃人肉，尤爱吃人肝。他把活人绑在木柱上，剖开肚子，割下肝脏，炒熟了吃。据说当赵思绾把肝吃完之后，那被割下肝脏的人还在柱子上惨叫。据统计，赵思绾从作乱到事败，共吃人肝六十六副。公元前六六一年，翟人攻入卫国，杀了卫懿公，生食其肉，然后抛弃了他的肝脏。当时出使在外的卫国大臣弘演听说国内有变，急忙赶回来，一看见懿公的肝便痛哭不止。他想了一个办法：自杀，以自己的身体为襮（表层），再让人挖出自己的内脏，然后把懿公的肝装入他的腹腔来入土安葬。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周定王朱棣的儿子朱有熹也有生吃活人的嗜好，与赵思绾一样，最爱生吃人肝、人胆和脑汁。据史料记载，每当天黑以后，朱有熹只要看见有人经过他所居住的王府旁边，就命令手下人把他们引诱到府中杀死，供他大快朵颐。
我们当然不可能、也更不想去知道人肝究竟有多么好吃，不过我们实在也不必因此而去指责古人的变态。我发现，中国古代思想中对“肝”和“胆”这两样东西很有一些远远超出生理常识之外的独特看法，是我们至今所不能理解的。当然，在饮食的意义上，如果你并不坚持海胆也是“胆”而且是一种“浑身是胆”的东东，其实动物的胆通常都不好吃，最起码不会比肝脏好吃。所谓“龙肝凤胆”只是说说罢了。除了熊胆和蛇胆曾经入药，人的肝胆，还是留着“相照”的好。
饥之甚为饿
饥饿是我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一种身体感觉，这种感觉可以把我们带上天堂，也可以把我们推下地狱。生活在如此大喜大悲的剃刀边缘，能不以战战兢兢的恭敬之心以进吾食乎？
吃饱喝足，即使肉身不在天堂，天堂亦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忍饥挨饿，尽管是身强力壮，富贵荣华，也不得不徘徊在地狱入口。犹如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中所写到的那样：“我现在饥饿难忍，即便赊给我一千年的生命，我眼前也挨不过去。”王朔的名言是：“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套用在吃吃喝喝的人生问题上，吃喝也不是万能的，没有吃喝却是万万不能的。
按照约定俗成的方式，这种感觉每天分早午晚三次找上门来。正是这三声里应外合的“命运敲门声”，一日三回地提醒着日常生活的幸福快乐以及人生之无奈之“化学”，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其实，“饑”、“饥”与“饿”并不是完全相通的一回事，最起码在字面上。按清人陆以湉所训：“谷不熟为饑，腹不实为饥，饥之甚为饿。饑，饥，古异义，后人通用，误也。”（《冷庐杂识》）即便如此，“谷不熟”却仍然是“腹不实”的唯一起因，无论是游牧还是农耕，土地里的歉收或者失收始终是人类足以灭顶的灾难。
如果说“柴米油盐酱醋茶”是日常生活的开门七事，那么，所谓“刀兵盗贼水旱饥”就是在人类历史上无穷无尽循环上演的七难。饥饿不仅是一种个体感觉和私人叙事，同时也一直是历史的宏大叙事。当一个人感到饥饿的时候，从肠胃到大脑，被唤起的其实是全人类连绵不尽的集体记忆。
也许正因如此，与其它的生理反应相比，饥饿给人在肉体和精神上带来的感受竟是如此的强烈。
“饱汉不知饿汉饥”，这是一件让人十分生气的事，不过，这种行为却也是十分值得体谅的，因为一个人在饭前饭后的思想以及思想方法，实在可以有微妙乃至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但是另一个“饿汉”义愤填膺，甚至连“饱汉”自己也常常会对此深感不可思议。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所谓思想，实在可以分成如下两类：第一类，是饭前的产物；第二类，是饭后的出品。因而，理所当然地，这些思想的受众也被划分为如下的两类，即吃饱了的和饿肚子的。诚如泰戈尔所言：“当你歌唱的时候，饥饿的人就用他的肚子来听。”
尽管如此，得以流传下来并且成为经典的思想以及正在源源不绝地生产出来的思想，绝大部分都是饭后的产物，在太史公所列举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这四个代表性事件当中，算起来也只有《离骚》是被放逐的屈原在“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种全天然全素食兼半饥不饱的状态下所作出，其余的“发愤之所作”，大抵都是圣贤们的饭后所作。故而，人类的进步思想以及所谓的“菁英思想”，也大抵都具有贬低生理饥饿而夸大精神饥饿之倾向，亦因如此，就连这些思想本身也被称之为“精神食粮”。
饱暖而思淫欲。精神的饥渴固然苦闷，不过，英国作家J·K·哲罗姆的看法是：“充盈的胃囊是诗歌的伟大助手，而且，任何伤感都无法靠空荡荡的胃囊存活……倘若蠢人们告诉你，精神的贫困比肉体的饥渴更令人痛苦万分，那是因为他们对两者都没有太多体验。一种浪漫而感人的论调！然而，那一切全是胡说八道——全是伪善的假话。疼痛的脑袋很快就会使人忘掉疼痛的心灵。受了伤的手指头会驱散对失恋的所有回忆。当一个人真的感到饥肠辘辘的时候，他感觉不到其他任何事情。”
朱自清先生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六日的上海《大公报》副刊写道：“我们有自古流传的两句话：一是‘衣食足则知荣辱’，鉴于《管子·牧民》篇，一是‘民以食为天’，是汉朝郦食其说的。这些都是从实际政治上认出了民食的基本性，也就是说从人民方面看，吃饭第一……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想不到吃饭更难……于是学生写出‘饥饿事大，读书事小’的标语，工人喊出‘我们要吃饭’的口号。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开的承认吃饭第一。”
一年有三十五日后，身患严重胃溃疡并拒食美援的朱自清先生病逝于北平。
吃饱以后的幸福心情大致相同，饥饿的感觉却各有各的不幸。那么，所谓现代人的饥饿，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认为，村上春树在这件事情上作出了迄今为止最妥贴的表达。当然，除了高超的文字技巧，村上的发言权更体现在，第一，他居住在世界上食物供应最富足的城市里；第二，村上本人正是馋人一名。
来看《出击面包店》：“为什么产生了空腹感呢？当然是由于缺乏食物而来。为什么会缺乏食物呢？因为没有相当的等价交换物呢？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想象力不够吧。不，空腹感说不定事实上是起因于想象力不足。无论怎么说都行。神、马克斯、约翰·列侬都死了。总之，我们处于肚子饥饿的状态，结果就是起了歹念、并非空腹感使我们起了歹念，而是歹念使我们为空腹感而走极端。虽然不怎么搞得清楚，就像存在主义似的。
而在《面包店再袭击！！》中，村上又为我们描绘了另一种“特殊的饥饿感”：“特殊的饥饿到底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可以将它提示为一种映像。我乘着一艘船，漂浮在平静的海面上；往下一看，在水中可以看见海底火山的山顶；虽然海面和山顶之间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多少距离，但是不知道下面到底有多远；水因为太透明了，以至于找不到丝毫的距离感。我从小船上探出的身子，俯视海底火山的山顶，围绕小船四周，海水的透明，使我的心情极度的不安，好像心窝深处突然生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