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了黑社会堂口张某拜师。张某对其进行了“诈骗术”训练，为他提供了回乡证和伪造的香港怡东实业公司印章、名片、图纸、资料、发票及某银行开出的假信用证。昔日阶下囚摇身一变成了港商总经理，携带女秘书和一批随从，坐高级轿车，出入高级宾馆饭店，到处招摇撞骗。短短 5个月，这位假港商总经理就与有关单位签订了价值3600多万元的合同，以“议付”形式将款骗到手后，迅速套汇成港币汇入香港黑社会头子张某的帐户上，使上海有关银行和业务单位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
境外黑社会组织进行经济诈骗，专钻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尤其钻期货交易的空档，打着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或联营国际期货或代理业务等名堂诈骗，将大批似懂非懂的期货交易人员玩弄于股掌之中。期货交易是依据国家有关法律、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用以集中竞价进行商品交换的贸易活动，是非实物性的期货作交易和巨额金融交易，应有健全的组织管理体系、信息传播体系、交易监理体系和结算动作体系，其运营应在一套健全的规划制度制约下有序地进行。由于我国刚开展期货交易业务不久，有关监督、制约制度不完善，广大业务人员对期货交易尤其是跨国交易操作过程不熟悉，境外黑社会骗子便制造各种期货真交易业务的假象，以有暴利可图为诱饵，布设陷阱，有计划、有组织、贪婪地大肆诈骗。
1992年，香港“三合会”头目黄某打着“菲律宾马尼拉期货交易市场香港经纪公司首席代表”的名义来到上海，以每年上交25万元港币和每成交一口付100元人民币为佣金作条件，与上海某公司签订了联营国际期货贸易代理业务。该公司对其深信不疑，为其提供了经营场地和银行帐户，委托他全权操作国际期货交易业务。黄某迅速从香港和新加坡调来5名助手，实际上全是本帮分子，装模作样地公开招聘200余名业务人员，购置了电脑、传真机等办公设施，匆匆培训一周业务人员后，便开张了上海某国际期货经纪公司，有板有眼地操作起了国际期货业务。黄某以“公司总部设在香港，租用‘美联社’通讯卫星线路，与菲律宾马尼拉期货交易市场联网，只要上海客户下单电传至香港总部，再电告马尼拉成交，上海公司很快便从电传中获悉并通知客户”，云云。如此一套运营程序，把一批不明就里的商家客户吹得云里雾里，迷一般涌上门来。
刚开始，确有一批客户没费吹灰之力发了财，于是，人们添枝加叶，口碑相传，诱引的一批批急于发财的人纷至沓来。不到半年时间，先后有93个单位和“大款”与之签订了国际期货代管业务合同，并交纳保证金等款项5000多万元人民币，美元120万，日元108万。殊不知，这批巨款被黄某拿出3000万去炒股票入了腰包，花掉近千万元吃喝嫖赌玩乐，其余套汇成港币，转移到香港“组织”内瓜分掉了。人去楼空，鸡飞蛋打，许多蒙受巨大损失的单位和个人，至今叫苦不迭，追悔莫及！
伪造证伴，组织偷渡
1992年5月，北京市警方成功地破获了一起特大偷引渡案件，再次将境外黑社会组织大肆伪造证件进行偷引渡犯罪活动告白于天下——来自意大利的华侨王某和其外甥张某某，分别于1979年和1986年获准出境，定居意大利。爷儿俩虽然穿上了洋装，拿到了外国绿卡，但永远改变不了的黄皮肤，却阻碍他们难以进入“白领阶层”。为了改变窘境出人头地，爷儿俩便投靠华裔黑帮“天地会”，当了马前卒。他们利用为黑帮堂口跑腿打下手之机，与港、澳、台同宗黑帮挂上了钩，并结交了上些兄弟，羽毛渐丰，便钻中国人“出国热”的空子当“蛇头”，干起了偷引渡勾当。爷儿俩回国探亲时，利用亲友关系，秘密联络了14名意欲私自出国的浙江人，一口应承为其提供全部证件帮他们引渡出国门定居。他俩以每人先交3至4万元不等价格，收取14名浙江人45万元“保证金”，从中拿出14。5万元委托澳门“三合会”的张某和石某，为这14人办理有关出国的假证件。同时，委托澳门“三合会”的高某办理假护照，并达成协议：高某每办成一套假护照，王某和张某某支付人民币2万元。其实，高某也是个“二道贩子”，他又找本帮专做假证件生意的梁某某，以办成一套假护照付1。5万元的价格倒了过去。梁某某立即找帮会头目叶××，以某旅游公司的名义，分三次为这14名浙江人办理了港澳回乡证、澳门身份证和葡萄牙假护照。王某和张某某拿到这批假证件后，立即带领14名浙江人从北京外事部门办理了过境签证，并购买了出境飞机票。按说，“生意”做到这个程度应是万无一失了，孰料，王、张两人的不法行踪早已纳入警方视线，正当他们一伙洋洋得意登上飞机欲飘洋过海之际，警方侦查分队突然采取闪电行动，将这伙眼看要跨出国门的偷渡分子一网打荆八十年代后，随着我国扩大开放，国门大开，国际交往增多，境外灯红酒绿高物质生活方式的引诱，以及不时见诸新闻媒体“出国者”的炫耀，推动的出国风潮狂澜迭起，一浪高过一浪。一道国境线虽然隔开了不同的空间，但物质和精神贫富悬殊的落差，仍成为不择手段出国者前赴后继的原动力。据有关部门公布：自90年代以来，全国每年因私出国出境人员均在200万人次以上，有时高达300至400万。官方公派出国、公费留学、研修等正宗门路，一般人望尘莫及，多数人挖空心思不惜代价，寻觅通往“天堂”之路，但求能出国，堂堂正正还是鬼鬼祟祟皆无妨，当个“三等公民”也胜做中国平民百倍——境外黑社会分子正是瞄准了许多中国闹“出国风潮”者的心态和胃口，才大肆干开了偷引渡勾当。
境外黑社会偷引渡集团大都谙熟各国出入境规定和陆、海、空边检情况，为了从大批偷渡者身上源源不断地牟取暴利，千方百计在为偷渡者提供假证件上下功夫。港、澳、台、泰国等地的黑社会偷渡集团，常采用的方法是在当地找“造假专家”伪造中国护照、边境出境印章、硬印及其他国家出入境章、入境签证章等，贴上偷渡人的照片，带其蒙混出境。1992年12月7日下午，持阿根廷护照的陈鸿良携一女郎搭肩勾臂来到山东威海边检站，在“金桥轮”验证台前递上了证件。检查官边验证边询问，发现陈鸿良有阿根廷绿卡不会讲西班牙语，女郎柴红持台湾护照却不懂当地方言，遂严格测试，证实柴红的护照是伪造的，将两人扣留审查。陈被迫供认原籍上海，1986年出国，1989年拿到的阿根廷护照和绿卡，经与上海警方协查，上海迅速来人将两人带走了，原来，陈鸿良一直是上海警方追缉的“蛇头”。审讯查明：陈鸿良出国后就与澳门“三合会”黑帮挂上了钩，由帮会专做假证件的同伙为其提供各种护照证件，利用他做生意出入国便利的条件向外偷引渡，平均每季度引渡2至3次，引渡1人至少收取5至6万元。此次引渡情妇柴红落网时，已成功引渡出国门19人！江苏省警方查获的以袁某某为首的偷渡集团，在泰国“三合会”操纵下，不到两年时间，就组织5批21人偷渡出境。
港、澳、台、泰偷渡集团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内外勾结，高价收买港、澳身份证、回乡证，换贴上偷渡人的照片，加盖上边境，及香港出入境章，组成“旅游团”，打着“旅行社”的旗号向外偷引渡。也有的专门收买南美、南太平洋一些小国的护照，加盖出入境章，装成外籍华人偷引渡。其中，不乏有发了横财的偷引渡分子，因为引渡1人，通常要向黑社会蛇头交3至4万“保证金”，出境后补交手续费至少5至6万元，如果转道去别国，再补办手续交费，若钱不够借“蛇头”的高利贷，那就遇上“狮子大开口”了。不仅蛇头发横财，连内地为其联络的“马仔”也跟着一夜之间成富翁。1995年3月25日下午，青岛机场边检站查获了一个叫阿庆秋的“港商”，他持的“港澳同胞回乡证”有多次出入境验讫章。警方对其严加审查，他被迫交持，该证是他花3万元从泰国一偷渡犯手中买的。进一步侦查证实，此人叫阮国权，原青岛无业游民，自从与泰国“14K”刘某搭上钩后，专门为其偷引渡当“马仔”。他就拿着这张“港澳同胞回乡证”打着港商名义，不到两年时间，已从河南中原油田、威海、崂山等地联络偷渡人员捞取回扣近200万元。某企业被其迷惑上钩办“合资企业”，专门为其配了辆“奔驰”轿车、保镖、女秘书，供其出入宾馆、花天酒地、吃喝嫖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投资的“合资”企业产品已上市场，其资金还没到位，他连老本也一块进了监狱！
近年来，随着“出国热”风潮再次涌起，一些境外偷渡集团干脆派人入境带领偷渡人员一批批地从陆地或海上偷越国境线。有些从西南边境经缅甸偷越到泰国的偷渡分子，往往将人扣押住再通知其国内家属，寄付高额费用购买去日本及西欧各国的假证件。从海上偷渡者往往乘夜间或恶劣天气，成渔船的往公海上运送。1996年春天，山东威海成山头一带多次截获这类偷渡分子，多是“蛇头”从福建、浙江、辽宁、黑龙江等地联络来向南韩、日本偷渡的，有时一次截获上百人……据边防部门披露：90年代以来，沿海各省市机场港口边检站都查获数量不等的偷引渡人员，从地域上看，尤其是福建、广东、浙江、山东、辽宁、云南、贵州、江西等省市突出。日本作家杉田望在访华采访福建偷渡情况时这样写道：“福建一带历史上比较穷，许多华侨都是早年离家出外谋生的穷人，所以当地人久有出外挣钱的习俗，拜金主义思想浓厚。他们相信，只要能出国就一定会发财。乘机钻这一空子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