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飞的唾沫。
“我刚到昆明。敏敏姐回来了？”背景音，一片喧闹。
“这不，一家人都来了，还带着豆豆呢。珠珠和她的男朋友也在这里。你快过来吧，年饭还没开始吃呢。”
姨妈家就是一室一厅，要挤三家人，怎么睡。我说：“姨妈，还记得明明吗？苏明明？”
“怎么不记得，你的死党嘛。”
苏明明是我的高中同学，死党之一。她爸妈离婚后，妈妈嫁给了昆明市的一个商人。明明也就搬到了昆明。她们家房子大，她继父跑生意总不在家，我以前每次去姨妈家，都会顺便在她家住几天。
“我这几天住她家里，明天上午来给您拜年。”我平平静静地撒了一个谎。姨妈不知道明明家的电话，“爸要问起我就说我一切都好，初六回北京。”
“去什么明明家，就在姨妈家住。你跟珠珠挤一挤就可以了。”
“已经和明明说好了。我明天过来给您拜年。姨妈，我挂了啊！”
我姨妈属于这种人，当事时很糊涂，你只要多给她五秒钟去想，她就会变得格外聪明。我知道我再说一句话，姨妈就会问明明家的电话号码，那时，我就穿帮了。
然后，我拨电话找明明。听见老友的声音，明明一阵尖叫。我面授机宜，三言两语，求她帮我圆谎。一切交待完毕，我收线，转过头去看沥川。
“也许你该在你姨妈家吃年饭。”他说，神情有些落漠。“如果你爸打电话过来，至少可以和他缓和一下。”
“沥川，”我轻轻抚摸他的脸，“这是大年三十。我爸爸不要我，我姨妈不需要我，而你，孤身到异乡，为了我，从厦门飞北京，从北京飞昆明，我最应该陪的那个人，是你。今晚，就算我爸找到这里，把我大卸八块，我也要和你在一起。你的，明白？”
他悠悠地笑了，攲身过来，吻我的脸和额头。
“唔，你喝酒了？”我嗅到一丝酒气，还有，他一向冰凉的手，是烫的。
“一点点，啤酒。”
我摸了摸他的额头，滚烫。
“你在发烧？多少度？”
“可能有一点，没量过。”他拿开我的手。
我正想说话，汽车驶过一个月亮形的小湖，缓缓停在一座华灯四射的大厦面前。
招牌上四个大字：翠湖宾馆。
宾馆的大厅有足球场那么大，四面放着考究的沙发，沙发背后种着竹子。我一路跟着他上电梯，进了他的房间。
那是一个套间，中西合璧，极尽奢华舒适。他替我脱下外衣，挂进衣柜。
“是秘书给你订的这家宾馆？”我问。
“是她订的。不过，我也是慕名而来，听说这里的套间设计出自I。 M。 Pei之手。”
“谁是I。 M。 Pei ？”
“贝聿铭老前辈，”他说，“我格外喜欢他的内庭采光，而且，我也喜欢玻璃。”
显然，这句话我听得半懂不懂，他笑了笑，解释：“城市的摩天大楼像一只只空间巨兽，只有玻璃可以把它们藏起来。”
他的办公室里摆着三个二十一寸的苹果显示屏，另一张桌子上有一幅巨大的设计草图，旁边是几个空空的啤酒瓶。桌下是他的轮椅，碳纤维框架，非常轻便，折叠起来不到十三磅。椅垫是根据他的身体特制的。沥川绘图有时需要坐很长时间，只有坐在这张轮椅上，才不会太累。
我在想，每次旅行，他一个人走路都够难的，还要带上这些东西出入机场，是不是格外不方便。
“你的手提不够用吗？”我问，“为什么还要这么多的显示器？宾馆连这个都提供吗？”
“不提供，”他说，“我不喜欢看小的显示屏，这些都是我在这里买的。”
“可是，要是带走的话，岂不是很麻烦？”
“我不带走，用完了就捐给宾馆。”
“这个……太浪费了吧？”
“不算浪费，如果能用它弄出好的效果图的话。”他眨眨眼，“有句老话叫什么来着，工什么，器什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就是这句。”他斜倚墙边，看着我。
“什么时候到的昆明？”
“你爸一骂我，听那架式好像你遇到了麻烦，我第二天就来了。”
“那么，”我说，“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这里，有半个月了。”
“反正我也有很多事要做，很多图要画。住哪里都差不多。”他耸耸肩，表示没什么大不了。
我去洗澡，出来，没衣服换了，只好穿他的衬衣和短裤。趁这当儿他去订了一份晚餐，我狼吞虎咽，一扫而光，都不知道是些什么菜。
“三十晚上，你通常会做些什么？嗯？”他从身后圈手过来吻我。
“吃完年饭，到我外婆家看春节联欢晚会。”
“我不喜欢看电视。电视太吵。我们一起读书，好不好？”他文绉绉地说，“我的包里有一本哈姆雷特。”
沥川一向不这么酸的啊。这是怎么了。我觉得他的脸很烫，呼吸也很烫，手还是热。于是，我说，“什么哈姆雷特，瞧你这样胡言乱语的，你一定发烧了。我带你去看医生吧。”
“不看医生，医生难看。你洗完澡好香，我就要看你。”他让我坐在床上，自己拿着毛巾，一缕一缕地，替我擦干头发。
我探手到他的腰间，解开他的系绊，隔着衣物吻他，他的小腹滚烫，身体迅速起了反应。
我抬手，去解他的衣扣：“站了那么久，累不累？坐下来吧。”
他按住了我的手。
“怎么了？”
“我身上过敏，长了不少大包。你别看了。”他终于说。
我吓了一跳：“过敏？”
我推开他的手，掀开衬衣。
然后，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身上长了很多红色的包，个个有铜钱那么大。除了上身，手臂和腿上也有。我脱掉他的紧身短裤，发现受伤的那侧身体也长着两个，一前一后。
“这么多啊！你看过医生了吗？吃过药了吗？”我着急了。
“宾馆里有医生，还是名医呢。我对很多药物过敏，不敢随便吃药。他给了我一种软膏，让我每天擦三次。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床上有虫子。他们给我换了一间房，还是长包。我想，这是五星级的饭店，床上用品应当是严格消毒过了的。所以也就不再找他们理论了。也许就是水土不服。”
“这种包你以前长过吗？”
“我是过敏性皮肤。不过，”他说，“确有一次，我长过类似的大包。突然来，一夜长了一身，持续了几天，又突然消失了，一个也不见。那时我还在上大学，懒得看医生。”
我让他坐下来，坐到被子里：“那么，你还记不记得，那次你干了什么，引起了这样的过敏？”
他想了想，摇头：“那次我参加了一个莎士比亚的reading club。我们几个同学经常一起朗诵诗歌。后来，学校搞了个文化节，club 里面的人踊跃报名，要表演一段戏剧。那天我不在，他们把我的名字也报了上去。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学生文化节，戏剧表演定在学校大礼堂。我演哈姆雷特，观众有一千多人。我紧张得要命，第二天就长了一身这样的大包。”
我忍不住想笑：“沥川，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起，你就是个很自信的人。人长得好看，声音也好听。我不相信你会紧张。”
说完这个，我想起了什么，连忙问：“对了，那个时候，你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
他看着我，气不打一处来：“这还用问，要是有两条腿，我还会紧张吗？而且我的同学还建议我最好不要拿手杖。他们说，我可以一条腿滑雪，就可以一条腿走路。”
“What！ 你……你可以滑雪？”
“Trust me；”他说，“跳舞可能需要两条腿，滑雪一条腿就够了。以前我每年冬天都回瑞士滑雪。去年还滑过哪，高山大雪坡，感觉特豪放。”
“沥川同学，你……你不要命啦！”我听得心咚咚地跳，又是羡慕，又是崇拜。
“要不，你跟我回瑞士，我教你滑雪。”他搂着我，搂得紧紧的，“在这里，我要等你到二十岁才可以结婚。在瑞士，十八岁就可以了。”
他自个儿说着说着，美滋滋地笑起来了。
我拧他的手：“明白了。我爸骂了你一顿，你紧张了，就长出这一身的大包来。这就是压力呀。哥哥，我给你泡柠檬茶，我给你涂药，我给你按摩，我给你解压，好不好？”
他低声说，“卫生间里有保险套，咱们还是来点实质性的吧。”
沥川拒绝脱掉衬衣，说一身红包影响美感。隔着薄薄的衣物，我们身体紧紧契合，轻轻碾动，迅速被情欲淹没。我们在近乎窒息的纠缠中进入高潮。那一刻，他的身躯紧绷着，在我的怀中轻轻颤抖。
我们分头洗了澡，他老老实实地趴在床上，让我给他涂药。
全部涂完后我汇报成绩：“前面十三个，背后十五个。一共二十八个大包。为防止化脓感染，你不可以戴假肢。还有，” 我看了看耳温计，“你在发烧，三十九度五。这种时候还做爱，王先生，你当真欲火焚心。”
我独自到楼下的医务间给他拿了退烧片和一包消毒用的棉签。吃了药，他沉沉地睡了，到了夜半，他要爬起来。我一把按住他，“我去拿。”
我找到冰箱，拿出奶瓶，检查有效日期，过期一天。我只好穿上自己的衣服，到一楼服务台去打听哪里可以买到牛奶。
“小姐，我能帮您什么吗？”服务员忙着接听电话，一位保安走过来说，一脸严肃，神色警惕。
我猛然想起我身上穿的还是白天骑自行车时的衣服。一条被尘土染成黄色的牛仔裤，一件紧身黑色羊毛衫。头发没梳，乱糟糟的。一副失足少女模样。被这金碧辉煌的大厅一衬，在那保安的眼里，就像一只灰溜溜的过街老鼠。
可是，我是谁？我爱学习、爱劳动、爱生活、爱沥川，我是祖国美丽的花朵！
想到这里，我的胸挺得笔直，拿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目光，睥睨他：
“请问，哪里可以买到脱脂鲜奶？”
保安根本不理这茬，反而问：“小姐住哪间房？”
“709。”
“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