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小小的翻译，只做我份内的事情。哪个老总来不来上班，我从不关心，也从不研究。我加快速度吃完饭，发现不少人还留在大厅里闲聊。我假装去洗手间，其实是想溜回家去写小说。走到门边，忽然听见有人叫我：“安妮！”
我忙回头，见是张庆辉。
“张总。”
“安妮，公司最近有点事情，你能在圣诞期间出趟差吗？”他说，神色很严峻。
“当然可以。”我看着他，多少有点心虚。琢磨是不是我上班时间写小说事发。
“抱歉，按理说这个时候不当来找你。”他说，“可是，公司里的英文翻译，单身的只有你一个。其它人都有老公和孩子。”
“没关系。去哪里？什么时候动身？”
“温州。今晚十一点的飞机。我们已经订好了宾馆。”
我看看表，刚刚七点。
“那我先回去收拾一下行李。”
“给你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够吗？我派司机送你回去，然后八点整接你去机场。”
“好的。”
“也许你听说了，公司的设计方案出了点事，时间所剩无几，所以才会有此非常行动。”
“我完全理解。”
“那么，等会儿机场见。”
我回到我自己租的公寓，换了一套日常穿的衣服，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行李。我的头因为喝了几杯酒，很有点晕。我把头埋在温水里，仔细地洗了一把脸，然后我出了公寓的大门，看见张总已经到了，他站在车外抽烟，显然已等了我一段时间。
“对不起，不知道今晚会出差，我可能多喝了几杯酒。”进车门的时候，我的头在车窗上碰了一下，显得很傻。
“没关系。”他笑了笑，“以前翻译部的朱小姐，酒量也很好。”
一路无话。
汽车到了机场，我走出车门，被冷风一吹，酒醒了大半。然后，我突然发现，眼前一片模糊。
我居然没戴隐形眼镜！
可能就是在洗脸的时候弄丢了。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手袋，郁闷地发现，我的备用眼镜放在那个沥川给我的LV小包里了。我现在背着的，是平日上班用的帆布小包，肩挎的。因为轻，而且有很多夹层，很喜欢用。
我暗暗安慰自己，不要紧。温州那么大，不会没有眼镜卖。我明早第一件事就是找个商场配眼镜。然后，我拖着行李箱，如影随形地跟着张庆辉。
不一会儿，我们在入口处碰到了另外几个人。我只看得见一群模糊的人影。只听见张庆辉叫了声：“江总。”
人影走到我们面前，是粗粗的轮廓。依稀认得出，是江总和CGP的另三位建筑设计师和两位制图师。每人手中都有一个手提。
“飞机已经到了？”张庆辉问。
“到了，他们可能正在拿行李。”江浩天回答。
原来，他们还要等另外一拨人。
接机口十分嘈杂。我忍着喉中隐隐上涌的酒味，跟着众人在围栏外默默等待。过了约半个多小时，江浩天和张庆辉忽然疾步走过去，余下的人也都跟了上去。显然，他们接到了要等的人，正在那里握手、寒暄。我什么也看不清，只觉眼前有很多人头在晃动，有很多牌子在挥舞，有人拥抱，有人尖叫，影影绰绰，似真似幻。
这场景让我想起点什么。
六年前，也是在这里，我等过沥川。他的飞机一点到，我生怕误了，九点就赶到机场。等得那么苦，到底还是沥川先看见我，我紧紧地抱他，长久不肯放开。那时，真的，只想把他折成一道手帕，永远装进自己的兜里。
现在，多少日子过去了？一切都茫然了。
我默然地想着，面前的人群忽然分开。
我抬起头，看见一个身影向我走来。
其实，那只是一个穿着大衣的黑影。我认得他，是因为那走路的姿势我再熟悉不过。
然后，我看见一张脸，离我很近，却看不甚清。
我突然意识到，今天没戴眼镜，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我听见江浩天向这个人介绍：“王先生，这位是我们新来的翻译安妮小姐。英文系的高材生。她来接替以前朱小姐的工作。安妮，这位是CGP的总裁王沥川先生。”
一只手向我伸过来，我亦伸手过去。
手，仍然是冰凉的；淡淡的气息，仍然是薰衣草。
“你好，”他迟疑了一下，“安妮。”
我觉得我的体温，降到了零度。涌到头顶的血，凝固了。
我听见自己的回答无比冷静，无比专业：“你好，王先生。”
然后，他身后的一个人推着行李，也腾出手来和我握手：“你好，安妮，我是王先生的助理，苏群。”
第24章
苏群这个名字，我仿佛在哪里听过。但怎么也想不起来。
离登机只剩下了一个小时。沥川走得比较慢，大家都陪着他慢慢地走。只有苏群推着堆得高高的行李车赶着去办托运。
过了安检，我们在登机口等了一会儿，就听见准备登机的通知。透过航战巨大的玻璃窗，我看见停在登机口外的是一架波音737…900。一路上，两位老总一左一右，一直和沥川窃窃私语。剩下的人，都识相地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我们的机票是清一色的头等舱。大家都知道，这趟差的主要任务，就是亡羊补牢。只要公司中标，花什么代价都值得。乘客们已经陆续开始登机，CGP的人却按兵不动，只因江总仍垂头和沥川说话。外企和国企一样有严格的等级制。一般工作人员不会越过老总，先行登机。觉察到这一点，江总向我们挥挥手，示意我们可以先走。于是，众人鱼贯而入。我拖着行李箱，埋头走向检票口，路过沥川时，箱子忽然一抖，好像从某个人的脚背上拖了过去。
我抬头一看，“某个人”似乎是沥川。然后我低下头，想看清我的箱子究竟压的是他的哪一只脚背。如果是左脚，我需要道歉。如果是右脚，我觉得用不着。反正，假肢没感觉。反正，我一句道歉也不想说。
什么也看不清。我这一迟疑，路人都看见了。碰到人家，还是残疾人，连个sorry都不肯说，像话吗？两个音的词，难道会噎死我？犹犹豫豫，正待张口，他竟先说了，两个字：“不是。”
我舒了一口气。然后，昂首挺胸，拖着行李，孔雀般从他面前扬长而去。
到了机舱口，我又被拦住：“小姐，行李箱超标。请留在这里，我们给你拖运。”
“谢谢。”
机舱里的空气暖洋洋的，有些窒闷。
我坐在后排，临着过道。身边是设计部的小黄。我虽到CGP有三个多月，只和几个翻译有往来，其它的人基本上视而不见。那个小黄，我只和他说过不到三句话，只知姓黄，连名字都叫不上。所以，对他笑笑，然后，拿出MP3播放机，塞住耳朵。
从起飞开始，我的胃就一阵一阵地翻涌。其实我并不晕机。可能是酒喝多了，也可能是和艾玛聊天的时候，吃多了不好消化的牛肉。总之，我先是坐在位子上对着纸口袋呕吐（奇*书*网。整*理*提*供），接着便躲在厕所里吐，翻江倒海，胆水吐尽。然后，我也懒得出来，就坐在马桶盖上喘气，像一条死鱼。两个小时的飞机，我吐了足足一个小时，回到坐位，我才省悟我为什么会吐。
居然是来了月事。
十七岁的时候我月事正常，一月四天，不多不少。比我认得的所有同龄人都轻松愉快。十七岁以后，我月事紊乱，不但日头不准，且来势汹涌，特别是头两天。头昏、恶心、呕吐、小腹痉挛——教科书上说的不良反应——我都有。一个月总有七八天的日子，一阙不振。
这当然不是最恐怖的事。
最最恐怖的是，我没带卫生巾。却是鬼使神差，穿着一件米色的筒裙，紧紧包着臂部的那种。先头我光顾着呕吐，不觉下身已红红地湿了一片。现在坐着，就能感觉血块一团一团地往外流。我吓得不敢动，更不敢起身。可身下的裙子被血一点一点地浸着，却能分分明明地感觉到。
我在心里暗暗地念，O、K、O、K、O、K。这是我的逃生咒，每当遇到窘事，我先要把我的OK经念上十遍，好像这么一念，一切就OK了。
到底，飞机降落了。到底，什么也没有OK。整整一个机舱，都是我不大认识的男人。我想求小黄把他的西装借给我，打量他的个子，那衣服就算我披了，也遮不住。就在这吞吞吐吐，难以启齿之际，头等舱的客人们纷纷走光了。只有我，还坐在原地不动。那一排站在门口向客人道别的空中小姐，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
然后，我模模糊糊地看见沥川和另一个人，大约是苏群，走在最后，亦行将离开舱室。
他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回头看我。
然后，便径直走到我面前。
正要张口，却被我抢了先：“沥川。”
“嗯。”
“把衣服脱了。”
“哪件？”
“外套。”
他脱下外套，递给我。先前没看清，我以为是大衣，其实是件黑色的风衣，中等长度，质料很轻。我站起来，穿上风衣，默默低头，跟他走出机舱。他不问，我也不解释。
他身上的气息，再次团团地将我围住。先是衣领上的薰衣草，再是袖口里淡淡的树香，那是一种他喜欢用的绘图铅笔的气味。记忆的触须便在这瞬间，爬满了全身。原来，他还用那种铅笔。所幸他的脸，我仍然看不清。看不清倒好，此生此世，再也不受他的诱惑。
夜班的飞机到了站，我们一进宾馆，就开始睡觉。我先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将惨不忍睹的裙子泡在水里搓了半天，才把痕迹搓去。沥川的风衣只能干洗，我交到楼下服务台，填上他的房间号。
然后，我瘫倒在床上，全身的骨头好像被抽掉那样累。关了灯，一个人默默地对着月光辗转，折腾了几个小时，睡不着。于是起来，吃了一颗安眠药，这下倒是睡稳了，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两只眼眶，却还是黑黑，好像一只熊猫。
错过了早饭，又错过了中饭，更重要的是，错过了早上的会议。
在走廊里遇到小黄，他特意问：“安妮，感冒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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