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书记的确不在乎人们说三道四，他只一股劲儿地抓大事。凡是大事，都要抓得有声势，有影响，以提高本地的知名度。有人看问题就是偏激，说人家张书记堂而皇之是要提高本地知名度，实则是自己出风头，捞资本，捞政绩，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最近，地区又办成了一件大事，即将开通程控电话。
这是地区“两走工程”的关键性项目之一。实现“两走”，通讯太重要了。原计划用这个项目向“五一”劳动节献礼的，因故未能如期完工，便改为向“七一”党的生日献礼。可又未能完工，只得改向“十一”国庆献礼。张书记给地区邮电局向局长打过一次很严肃的电话，说再也不能拖了，“十一”再有问题，你自己上电视台向全区人民交待。邮电局虽是条条管的，但对地委还是很尊重的。向局长说用自己的党票和职务保证，一定在“十一”上午八时准时开通程控电话。现在是九月中旬，看进度是没有问题了。张书记开始考虑，怎样把开通程控电话这事搞得有声势一点。这是全区人民热切关注的大事呀！
地区邮电局准备热热闹闹地搞一次剪彩庆典。张书记不同意。
现在什么都搞剪彩，群众有看法，又落俗套。他指示邮电局再研究一个庆典方案。不等邮电局的方案出来，张书记自己有一个点子。打算在“十一”上午八时拨通第一个电话，代表西州全地区人民向省委刘书记报喜，感谢省委、省政府的支持。由电视台将打电话的实况转播给全地区千家万户，以振奋人心。
张书记叫来陆专员和李秘书长谈这个想法。陆专员说：“这个点子好，又别致，又简单，又有意义。”李秘书长也说：“这样好，这样好。”孟维周心想，是否也要附和一句，说张书记的策划很有新意？到底还是忍住了。不能讲策划。策划这个词以往常常与阴谋连在一起，在官场至今还觉得这是个贬义词。要讲只能讲谋划、筹划之类。而谋划又有太过心计的意思，还是不妥；看来只有讲筹划，似乎筹字有极尽辛劳的含义。词典上当然不是这么解释的，词典上是死的语言，生活的语言才是活的，而官场上的语言又最精妙。所以还是讲筹划吧。可还来不及讲，张书记已向李秘书长做指示了：
“省里领导很忙，李秘书长辛苦一下，上省里跑一趟，向省委办公厅汇个报，征得刘书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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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之后，李秘书长从省城回来，向张书记汇报。省里领导的确很忙，联系起来还真困难，但事情总算落实得差不多了。
原来，李秘书长先向省委谷秘书长汇报了地委的想法。谷秘书长对这种不搞排场，简朴办事的作风给予了高度赞扬，说：“一定向刘书记转达你们地委的想法。”李秘书长在地区驻省办事处住了一晚，第二天，打电话同谷秘书长联系了一下。
谷秘书长答复说：“刘书记原则同意。具体安排，请你们同刘书记的秘书伍秘书衔接。”伍秘书也很忙，刘书记有多难找，伍秘书就有多难找。当天晚上十二点了，才挂通了伍秘书的电话。伍秘书毕竟是书记身边的人，很热情，说已上床睡了，还是爬起来接了电话。伍秘书说：“谷秘书长同我讲了这事。你们张书记准备在电话里讲什么话？”李秘书长说：“就是报喜，代表全区人民报喜，感谢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伍秘书说：“这样吧，电话里扯不清，我明天清早七点五十在办公室等你，你将你们张书记要讲的话写上给我。八点我要跟刘书记出去。”
之后，李秘书长连夜拨通了张书记的电话。张书记沉吟一会儿，一句一顿地说了几句。李秘书长在这边飞快地记了下来。
放下电话，又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对自己的字不满意，司又是深夜，外面打字店都关门了。便对办事处袁主任说：“小袁，你的字怎么样？”袁主任谦虚道：“不行不行。”李秘书长却把笔和纸推到了他的面前。袁主任就认真地抄了起来。李秘书长看到小袁的字还可以。可袁主任刚写了半行，李秘书长说等会儿，等会儿。李秘书长刚才猛然意识到，这稿子虽只有百把个字，总也得有个题目才是，不然，一个光头文章，怎么送上去？但这样的文章，李秘书长还是平生头一次碰上，不知怎么处理。既不能标个某某同志在某处的讲话，又不能标个关于什么的报告，怎么都不伦不类。真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李秘书长踱着方步冥思苦想了好一阵。才想到了一个不算太如意的标题：十月一日张兆林同志给省委刘书记的电话。忙完之后，已是凌晨两点多。
次日一早，李秘书长同袁主任一道准时将稿子送给伍秘书。伍秘书热情地握着李秘书长的手，说：“好吧，等定下来再通知你们。坐下喝杯茶吗？”李秘书长告辞，说：
“不了，你忙。我们办事处小袁随时找你联系行吗？”伍秘书说：“行！行！”
张书记听完李秘书长的汇报，表示满意，并指示李秘书长交待小袁随时同家里联系，李秘书长说：“交待了，交待了。”
同省里联系得基本妥当了，邮电局向局长跑来汇报，说剪彩活动只怕还是要搞，他们省局要来领导。这就让张书记为难了。省邮电局不好得罪的，地区的通信建设要倚仗他们支持。
但如果同意搞剪彩，对省里又不好交待。省委谷秘书长对他们不搞剪彩是给予了赞赏的，而且又向省委刘书记作了汇报。张书记反复考虑了一会儿，表了个态：原则同意搞剪彩活动。气氛要热烈，场面要简朴；不在排场，重在庆祝。私下却有一计，吩咐电视台，庆典活动的各项内容都要录像，但电视上只报道向省委报喜的内容，其他场面的录像只作资料保存。因为，其他场面都有省邮电局领导在场，如果不录像，人家说不定会有看法的。而报道与否，则是新闻由头问题，记者有权选择报道的角度，可以看做同地委意图无关。只要新闻报道上注意了，省委那头也好说了。不得已而为之，只好如此了。
很快就是九月三十号了，省委那边还没有最后的消息。办事处袁主任一天一个电话回来。他打听到，刘书记上北京出差去了。原计划二十九号回省里，航班是上午十点四十到达。因天气原因，改坐火车了，正点的话是三十号上午十一时到站。
袁主任说：“打了电话后，马上赶到省委办公厅去等伍秘书。”
直到下午四点了，袁主任还没有电话来，李秘书长急f，打电话给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说：“稿子已到手了，袁主任赶火车回来了。”李秘书长发火了，怪他们怎么不先打个电话报告一下，这边领导急死了。办事处接电话的是个女孩，吓坏了，忙说：“袁主任刚才急急忙忙交待一句就赶火车了。我刚准备打电话回来，李秘书长您的电话就来了。”
李秘书长不听那么多了，忙跑去报告张书记，好让张书记放心。张书记拍了一下大腿，说：“这个小袁，脑子这么不活，不知道发传真过来？你看你看，越忙越乱。素质问题，素质问题啊尸李秘书长感到这事自己有责任，忘记交待小袁发传真了。
便说：“也是也是，我交待过让他发传真过来的。一忙，可能忘了。不过还误不了事，火车是明天清早七点十分到站。”
次日清早，孟维周奉命接站。他很担心。因为这趟火车几乎没有不晚点的，有时一晚就是个把小时。今天若是这样，那就惨了。没有省里定的稿子，张书记怎么去打电话？又不能再打电话到省委办公厅去问那个稿子。问什么？问我们张书记怎么给刘书记打电话？
孟维周觉得省里办事也太死板了。不就是打个电话吗？弄得这么烦琐。张书记本来很会讲话的，这么一限制，还真不知怎么讲了。
果然晚点了。一打听，说是预计七点二十五到站。能在这个时间到还误不了事，一超过七点四十就危险了。
还好，七点二十五火车终于到了。袁主任老远就把手扬得高高的。孟维周也把手扬得高高的。但人多拥挤，袁主任怎么也快不了。两人手一握，立即往小车跑。一上车，袁主任就将稿子拿了出来，交给孟维周。孟维周接着稿子，说：“你发个传真过来不省事多了。”袁主任马上意识到自己忙个通宵倒忙了个愚蠢，便掩饰道：“想过发传真，但听说最近机要局这边机子不行，收文效果不好。·怕误事，干脆送回来算了。”孟维周打开稿子一看，两页半纸，电脑打印的，格式像是相声脚本。一浏览，也就是些极平常的话。便感慨道：“搞得太严肃了，太严肃了。”袁主任说：“上面领导讲话，不随便讲的。前任省委书记有次在北京开会，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他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好讲稿，讲了几句就前言不搭后语了，影响很不好。”
新落成的电信大厦气派不凡。一楼营业厅里，地委行署主要领导、省邮电局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在等着八点钟的到来。根据安排，打过电话之后，各位领导同志再到外面去举行简朴而隆重的剪彩仪式。张书记同省邮电局的领导热情地交谈着。电视台的记者们各项准备就绪。孟维周赶到了，没事似地走到张书记面前，递过一个信封。张书记也没事似地接过信封，不马上打开看。过了片刻，省邮电局的领导同别的同志搭话去了，张书记才取出稿子来，慢悠悠地吸着烟，看了一遍。
张书记将稿子塞进口袋，毫无表情地望了一眼孟维周。孟维周知道张书记在望自己，却佯装不知，同记者们招呼去了。张书记在这些细节事情上特别欣赏孟维周。换了别人，送这稿子给张书记，一定是火急火燎的样子，而孟维周却像什么事都没有似的。所以，除了张书记、陆专员、李秘书长和孟维周，在场的人没有谁知道这场戏原来还有那么个脚本，而且这脚本刚刚才送到，也没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