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裙。约根开了张支票给他，并说：“拿着，你的紧身超短裙。”我有时候去约根那儿，纯粹是去看看他，我不向他提什么要求，他也不向我提什么要求，他是我惟一的这样的顾客。我有时晚上在他那儿看电视，这样一来，我觉得世界并不是那么坏。
戴特莱夫和我又回到吸毒圈里。我们不再去参加淫乱群居聚会，对于那些我们已经不感兴趣。我不去地铁动物园站时，就去选帝侯街地铁站闲逛。站台上有一百多个吸毒者，他们在卖可卡因。有几个厚颜无耻的流氓专门找吸毒者。但那里主要是一个碰头的地点。
我们在他们中间穿来穿去与他们聊天。有时，我又窜到另一伙贩毒者中间，我的自我感觉好极了。我在地铁站台上溜达就像一个明星置身于一群明星之中似的。我看见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挎着印有大商店名称的塑料包，惊恐地盯着我们，她们是真的害怕。我心想：“我们这些吸毒者要比她们强。这里生活很艰难，人们随时都可能死，再说人也活不到老。然而这种生活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总之，我喜欢这种生活。”我盘算着我要铮的钱。我一天需要100马克，完全是为了买可卡因。加上其他的开销，我一个月的支出达到4千马克，因此我必须弄到这笔钱。足足4千马克，这相当于一个公司老板的薪水。而我呢，14岁就要搞到这么多钱。
当然，我只能去拉客，这是个肮脏的行当。但是，当我沉醉在吸毒后的恍惚之中时，这对我来说也不是太难忍受的。说真的，我只不过是应付顾客。总之，他们的钱花得不合算，总是由我定条件，我不接吻。
这里有比我花销更大的吸毒者。据他们所说，他们每天需要4克海洛因。这样他们一天就得花500至850马克。可他们总是有办法搞到这笔钱。他们比一个总经理赚的钱还多，而且还不会被警察逮住。我经常与这些大吸毒者往来，高兴时就去选帝侯街地铁站找他们，与他们随便聊天。
以上就是1977年1月至3月间我的感情与想法。至少我沉醉在吸毒后的虚幻中时是如此。总的说来，我感觉不是很好，但也不是太难受。我还能够让自己沉醉在无数的虚幻中。我重新吸毒，完全陷进去了。我无所顾忌，什么都不怕。
以前，我什么都怕，从我父亲到我母亲的朋友，从那个可咒的学校到老师，从大楼里的看门人到交通警察，以及地铁的检票员。现在我已是无所畏惧的了。我甚至对有时在地铁站台上巡逻的民警无动于衷，至今，我已躲过了所有的大逮捕。
那个时期，我也常常与一些吸毒者来往，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对可卡因的渴求简直令人作呕。例如阿特兹和卢浮。阿特兹是我的第一个男友，在戴特莱夫之前爱上我的第一个小伙子。1976年，在“音响舞厅”的时候，卢浮、阿特兹都是我们吸大麻团伙中的旧友。阿特兹和卢浮开始给自己注射毒品的时间比我稍微早一点儿。目前，他们住在一套铺地毯的漂亮房子里，有客厅，有双人床。卢浮甚至有了份真正的工作，他在一家化妆品公司干粗活儿。他们俩对我说他们在肉体上从未依赖过海洛因，甚至还戒过一、两个月的毒。我相信他们，虽然我每次见到他们时，俩人都完全陷在吸毒后的恍惚中。
我把阿特兹和卢浮看作榜样。我不愿意再回到我戒毒前的状况，那时身体完全垮了。我也想像阿特兹和卢浮那样做。戴特莱夫和我有一天也会有一套漂亮的房子，有大床，有带地毯的客厅。
再说，这两个小伙子也不像其他吸毒者那样好斗。阿特兹有一个情妇，叫西蒙娜，很漂亮，她不注射毒品。但是他俩依然很合得来，我觉得这很了不起。我很喜欢去他们家，跟戴特莱夫吵了架，我就去他们家沙发上睡觉。
一天夜晚，我心情比较好，回到家里，在客厅里碰上了妈妈。她一言不发递给我一张报纸。我全明白。每当报纸上报道某人死于吸毒过量的消息时，她总是这么做。这使我感到紧张，我不愿意读这类消息。
我还是接过了报纸。报上说：“装配门窗玻璃的学徒工安得烈·w（17岁）想戒毒。他的女友，一位16岁的年轻实习护士试图帮助他。然而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在那套他父亲曾花费大笔钱为这对年轻人准备的漂亮房子里，年轻小伙子自己注射了过量的‘能致死的毒品’。”
我没有立刻反应过来，我不愿意相信此事。但是，一切都很清楚：装配玻璃的学徒工、套房，女友。安得烈·w，不可能弄错：原来说的是安得烈·维左内克，是阿特兹。
见鬼。我脑子空空的。我嗓子发干，感到不舒服。这不可能。不会是阿特兹。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他对吸毒向来都无顾忌。我尽力克制自己，不愿在我妈面前流露出这条消息对我的震动——她不知道我又开始吸毒了。我拿着报纸溜迸寝室。
最近我没有见到阿特兹，我只是从报纸上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那已经是上个星期的事了，他用了过量的毒品，然后到了医院。西蒙娜在医院等他，她切断了自己的静脉。人们把他俩救活了。阿特兹临死前去过警察局，揭发了他所认识的毒品转卖商，其中包括两个被称作“孪生姐妹”的姑娘，她俩总是有极纯的可卡因。接着他又写了一封遗书。报上登了这封遗书：“我将把自己除掉，因为一个吸毒者带给父母朋友们的只是忧虑、烦恼和失望。吸毒者不仅是在自我毁灭，同时他也毁坏了其他人，谢谢，我亲爱的父母，我最可爱的西蒙娜。从肉体上讲，我仅仅是一块废物。成了吸毒者，一切都完了。然而是谁造成了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青年人的不幸？我十分关注那些有朝一日想试一试的人：我试试怎么样？看看我吧，可怜的傻瓜们，看我变成什么样了。别了，西蒙娜，你的一切忧虑都将解除了。”
我躺在床上，自言自语说：“瞧，阿特兹曾经是你的第一个朋友。现在他已长眠地下了。”我没有哭，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不可能再有丝毫真正的感情。
第二天下午，我与其他吸毒者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人为阿特兹伤心。在吸毒圈里，那已经不时髦了。而且有些人还埋怨阿特兹。因为他揭露了贩卖上等可卡因的转卖商（他们已经坐牢了）。这样一来，他应该说欠了许多想吸毒的人的债。
最意想不到的是，可怜的阿特兹死了一个星期之后，以前从未碰过海洛因的西蒙娜居然也开始给自己注射毒品。几个星期以后，她放弃了她实习护士的工作，开始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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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是几个月以后死的，1978年1月，过量的吸毒。
阿特兹的死结束了我们这帮吸毒者的黄粱美梦。我不再感到自己是吸毒帮中的明星，不再庆幸自己注射毒品而不会被逮捕。恐惧与不信任感在我们吸毒帮中冒头，因为大家都认识阿特兹。以往，如果大伙儿一块注射毒品，注射器就不够用，每个人都想第一个注射。猛然间，大伙儿都互相推让想排在最后一个。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害怕。实际上每个人都怕得要死：如果那玩艺儿太强，又太纯，如果它还含有士的宁或其它什么脏东西，那可要命了。因为不仅仅过量的毒品能致死，而且高纯度或太脏的可卡因都能致死。
总之，又是无法摆脱的困境。一切都像阿特兹遗书中所描述的一样。我最终也毁了我妈。我高兴时又开始回家，我妈在等我。接着，她吃了几片安眠药以便能睡上一会儿。我看她要不是不停地服镇静剂，已经支撑不住了。
我越来越相信我的结局将会同阿特兹的一样。时常只要我发现一丝希望之光，就连忙紧紧抓住。我有一位我很喜欢的老师莫克先生。他曾让我们排过一出戏——就像舞台上的剧一样——一个年轻人在生活中的一次谈话。例如雇工人时的交谈。我们中间的一人演老板，我演求职者。我不害怕老板，交谈中我很快就把“球”又踢给他，弄得扮演老板的小伙子很尴尬。同时我对自己说：“大概你也要学会从生活的困境中脱身。”
莫克先生还领我们去职业指导中心。我们在中途停下来观看盟军队伍游行。那些男同学们对坦克、技术以及类似的东西感兴趣。可我不喜欢，那些东西会发出可怕的嘈杂声，又只能用来杀人。
但是我很喜欢职业指导中心。我仔细阅读了与动物打交道的有关职业的材料。第二天下午，我与戴特莱夫又去了一趟职业指导中心，索要有关这方面的复印件。戴特莱夫也发现好几种使他感兴趣的职业；他跟我一样，很喜欢与动物打交道，甚至包括农村中这方面的职业。我们开始较多地思考这个问题，几乎忘了我们需要钱去买下次的毒品。
不久，我又出现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对职业的向往又显得很渺茫了，但我总是把职业指导中心的材料放在我的挎包里。可是我如果继续这么混下去，甚至连毕业证书都拿不到。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一份《花花公子）杂志，坐地铁去上学。我是为戴特莱夫买的，他很喜欢这份杂志，但我也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花花公子）这份杂志——说真的，现在看来真不可理解，但在当时，在我们看来，这份杂志所展示的是一幅干净世界的画面。正常的性生活，漂亮的姑娘，毫无问题。没有同性恋，没有无赖，小伙子们用烟斗抽烟，开着赛车，腰缠万贯。姑娘们与他们睡觉，因为她们高兴这样做。有一次戴特莱夫对我说，这些都是编的，是荒谬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阅读这份杂志。
那天早上，在地铁里，我从这份杂志上读到一个我很喜欢的故事。我没有全弄明白，因为我完全处在恍惚状态中——我早上刚注射了一针毒品——可是我被故事描述的气氛所吸引。故事发生在很远的某地，那里天空湛蓝，骄阳似火。当我读到那个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