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喜欢整齐。而我们的宿舍，同那里其他的宿舍一样，真是个又脏又乱的地方，床铺未叠，到处扔的是衣服。
我们正准备去吃午饭，一个负责人对我父亲说：“你应该签一张单子——领走克丽斯蒂娜的契约。”
我爸气极了，大声嚷道：他是父亲，只有他才有权决定他女儿应该呆在哪里。他女儿再也不到这儿来了。
我退出来想到治疗室去，同时央求我爸：“爸爸，我愿意呆在这儿，我不愿意死。爸爸，我求求你，让我呆在这里。”
戒毒所的人听见我们的叫声都跑来看，他们全部支持我。我父亲一边往外走一边大喊：“我要叫警察。”
我知道他会这么干的。我爬上屋顶。那上面有一个专为通烟囱的工人留的类似平台的地方。我蹲在那里，冷得直发抖。
真有两辆囚车开来了。警察和我父亲在屋里上上下下搜了一遍。戒毒所的人很担心，都在喊我。但没有一个人爬到屋顶上来。警察和我父亲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到我母亲的办公室。我哭着向她诉说所发生的一切。
她用冷冰冰的口气说：“我对你碰到的一切事情完全不感兴趣。”
“但是你是我的监护人。你不能就这么不管我。我不愿意让爸爸把我带走。我想呆在这儿，我再也不逃跑了，我向你发誓。我求求你，帮帮忙吧。妈妈，我应该留在这儿，否则，我就要死了。应该相信我，妈妈。”
我妈用不耐烦的声音说：“不。我无能为力。”“咔哒”一声，她把电话挂了。
我完全泄气了。接着我火冒三丈。我心想：“那好吧，今后我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从来没有管过我，而现在他们又高兴来管我，这些白痴只知道干蠢事。凯西的妈妈阻止她女儿陷入泥潭。我那可恶的父母连举手之劳的忙也不愿意帮，却以为只有这样对我才好。”
我要求加了补充训练，尽情享受了一番。我愿意留在戒毒所，可能今后我会成为科学教堂的一个成员。总之，我不允许任何人把我从这里领走。我再也不愿意任我父母把我毁掉。
三天以后，我又与我父亲在办公室交谈了一次。我父亲来了，很冷静，解释说他应该把我带到社会保险机构的办公室去，因为要让那里偿付我在戒毒所的那笔费用。
我回答：“不，我不愿意陪你去。我了解你，爸爸，你不会让我回来的，可我不愿意死。”
我父亲给戒毒所的负责人看了一张单子。上面签着我母亲的名字，同意把我领走。戒毒所的总管对我说，他无能为力，他不可能违抗我父亲的意愿把我留在这儿。
他建议我别忘了做练习，总想着去对抗毒品。对抗，是他们的关键词。总是应该较量。多么蠢啊！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可较量的：我要死了。我会坚持不住的。最多半个月后。我就会重新吸毒。我独自一人，是无法摆脱困境的。这就是我离开戒毒所时的想法，那是我最清楚地看清我的处境的一个难得的时刻。在我苦恼时，我相信戒毒所本来是可以挽救我的。我痛哭，绝望地哭泣。我受不了啦。
母亲的诉说
在戒毒所的治疗失败之后，我原来的丈夫决定把克丽斯蒂娜领回他家使她就范。但依我之见，这不是一个好办法。首先，他不能白天黑夜地看着她；其次，考虑到我和他的关系，我难以忍受把克丽斯帝娜交还给他的打算。何况由于他太严厉，我的另一个女儿已经跑回来和我一起生活了。
但是我已走投无路了。心想，他的方法也许比我的更有效，可能还因为——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我想用这个说服自己好暂时卸掉对克丽斯蒂娜的责任。因为从她第一次戒毒开始，我长久地处于一种发疟疾的状态中，不断地从希望之峰跌入失望的深渊。当我求她的父亲插手时，我的精神和肉体都已疲惫不堪了。
在首次戒毒（就是克丽斯蒂娜和戴特莱夫在家里进行的那次）之后的三周，他们的第一次开戒给了我沉重的一击。警察局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通知我克丽斯蒂娜已被拘留并要我去接她。
我坐在办公桌旁，全身颤抖，每两分钟就看一次表。我不敢马上请假出去，我不能把此事告诉任何人。我的老板会说什么？我猛地一下理解了戴特莱夫的父亲：开始感到羞耻，可怕的羞耻。
在警察分局，我见到了眼泪汪汪的克丽斯蒂娜。警察让我看了她臂上还很明显的注射痕迹并告诉我她是在动物园地铁站被抓住的。那时，她正“令人怀疑地”在那里停留着。
“令人怀疑”是什么样子？我想象不出来，可能我也没有心思去想。克丽斯蒂娜又非常不幸地开戒了。再次戒毒——这次不和戴特莱夫在一起。她不离家一步，好像是认真对待了。我鼓足勇气去到她们学校，把事情告诉给她的级任老师。老师吓坏了，但他感谢我的直率，他认为，学生中间肯定还有吸毒的人，可他们的家长没有这么率直。他很愿意帮助克丽斯蒂娜，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事情还是老样子。我去向谁求助呢？要么是别人和我一样不知所措，要么就是对克丽斯蒂娜这样的人完全不感兴趣。这是我经常碰到的情形。
逐渐地，我发现对于青少年来说，搞到海洛因是非常容易的，在去学校的路上就行。我就见过一些毒品二道贩子在努卡林区的海尔曼广场守候着。一次我们出去买东西，一个这样的家伙当着我的面就和克丽斯蒂娜攀谈起来，连我对自己的耳朵都不相信了。这些毒品贩子中有些是外国人，也有德国人。克丽斯蒂娜给我讲了她是怎么认识他们的，谁卖什么？卖给谁？等等，等等。
这一切让我觉得都是疯狂，我们到底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上。
我想让克丽斯蒂娜转学，至少可以使她在去学校的路上避免碰上这些人。复活节假期就要到了。我希望不同的环境可以使她减少些危险。这当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不管怎么说，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另外的学校不接收她。
她非常丧气，但只是说：“这都没有什么用。惟一能帮助我的，只有治疗。”但是哪里能够找到床位呢？我给可能的和想象得出来的服务部门都打了电话。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给我一个反吸毒咨询处的地址。而咨询处要求克丽斯蒂娜自愿前往。这些部门相互说别人的坏话，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克丽斯蒂娜必须出于自愿，否则谁也不能治好她。
当我央求克丽斯蒂娜到反吸毒咨询处去的时候，她马上怒气冲天：“我为什么要去？他们没有床位给我，我可不愿意在他们屈股后面转上几个星期。”
怎么办？我总不能把她强拉到那些人那里去吧，而且这也不符合我的原则。今天，我已经相当理解他们的态度了：当时，克丽斯蒂娜确实还不够十分成熟，不能认真地接受治疗。另一方面，我认为，像克丽斯蒂娜那样的儿童应该接受任何帮助，哪怕这与他们的意愿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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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克丽斯蒂娜感到情况糟糕透顶，最好是自己去接受治疗（哪怕这很严峻）的时候，他们却告诉我们：“已经满员了，再等上六到八周吧。”我只能这样向他们说：“如果我的女儿在这期间死了呢？”“啊，当然，那就请她来和我们的顾问谈谈吧。让我们看看她接受治疗的愿望是不是严肃的。”他们的让步使我不能报怨他们：他们的床位太少了，不得不进行一番选择。
我什么办法也没有找到。但是，当克丽斯蒂娜度假回来后，我的感觉是她不需要治疗了。她容光焕发，使我相信我们赢了。
她经常和我说起她的女朋友巴普西，她卖身给那些老家伙们，以便赚钱购买海洛因，她觉得这样子令人生厌。她自己，她永远也不会……她对我说，她很高兴终于远离了这些肮脏的东西。她的态度很诚恳。我可以向随便什么起誓，她是认真地这样认为的。
但这只持续了几天，我从她那缩成大头针头一样的瞳孔便看出来了。我再也不能忍受她这样的花言巧语了：你说的是什么啊，我不过吸了一支掺大麻的烟。这是一段可怕的时间的开始，她没完没了地撒谎，虽然知道我会戳穿她。我禁止她外出，但她不放在心上；我差点把她锁在家里，可我又怕她从窗户跳出来。
我已身心交瘁，我忍受不了看见她那微小的瞳孔。自从我在浴室里发现她吸毒那天起又过了三个月。至少每周一次，报纸都要报道一起因过量使用毒品致死的消息——只用几行字——海洛因的牺牲品已经变成和车祸一样司空见惯的社会新闻了。
我害怕得要命，特别是克丽斯蒂娜再不向我说心里话了，明显的事实也要否认，这使我要发疯了。当她觉得被揭露了，就变得粗野而凶恶。逐渐地，她的人品变了。
我为她的生活而发抖。她的零钱——每月20马克——我只是一点一点地给她。如果我把20马克一下子都给她，我恐惧地想，她准会给自己注射一针，可能是致命的一针。最坏的并非是知道她已吸毒成瘾——我几乎已经形成了这个概念——而是时时担心下一次注射可能就是最后一回了。不像她的女友巴普西，她还时不时地回家，这我还得感谢她，而巴普西的妈妈常含着泪水打电话给我，问她的女儿可能在哪里。
我生活在警觉之中，电话铃一响就心惊肉跳：这会不会是警察局，尸体认领处，还是什么其它的惨祸。直到今天，电话铃的头一个音符就会让我从床上跳下来。
克丽斯蒂娜拒绝和我谈话。只要我涉及到毒品问题，口答总是不变：“让我清静一点吧！”我觉得她在任自己堕落下去。
她坚持着不再注射，却仍吸大麻。但我不再被假相蒙蔽。我经常翻动她的房间，总会发现一些可疑的用具。甚至有两三次，我找到了注射器。我把它扔到她的面前，她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