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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是，我也不知道自己疯到什么程度了。我的神经官能有问题，这是肯定无疑的。和反毒品中心顾问们的谈话至少使我知道了这个：毒品瘾，这是一种神经官能症，一种强迫性冲动型的神经官能症。一想到这里，我就能解释一些事：明知毒品会使自己完蛋，却多次用了又戒，戒了又用；我让母亲受了那么多罪，我待人接物的态度，都明显地不正常。我可能是莫明其妙地疯了。
于是我就想方设法使医生和护士们不能发现我的神经失常。
那些女护士把我当成一个白痴，就像别的白痴一样。我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对待她们很凶；医生们向我提问题，我的答案与我当时所想的完全不同。我努力使自己不成为我自己，而成为另外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可等他们一转过身，我就骂自己说的全是蠢话。这回，肯定他们会认为我是彻头彻尾地疯了。
关于医疗，他们建议我的不过是编织。可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我不相信这会有助于我。窗子前自然是装着铁栅栏的。但因为“美丽牧场”不是一所监狱，这些铁条都是弯曲成涡型的，更富于装饰性。这样，只要把头偏一偏，我就能从两根铁条的弯曲部分钻出去。脖子卡在这样一个铁项圈里，我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秋天到了，树叶黄了，红了。每天有一个小时，从两棵树间通过的阳光低低地直射在我的窗刚。
有的时候，我把我的金属茶杯连在毛线的一头，通过窗子，让茶杯在墙上撞来撞去取乐。或者，花上整整一个下午，我徒劳无益地试着用一根细绳钓一根树枝，想摘下一片叶子。晚上，我对自己说：“如果你来的时候还不是疯子，现在可真是疯了。”
他们甚至不允许我和那些老婆子一起到花园里转一转。恐怖分子还有权每天得到一瓶新鲜空气，而我没有，我有逃跑的危险——其实他们是有道理的。
我在壁橱里找到一个足球内胎，没完没了地朝着一扇上锁的门上的窗子撞来撞去，没准它会被撞碎的吧。不久，他们就把球拿走了。我把头朝玻璃撞去，当然，这是加固玻璃。我觉得自己是一头关在笼子——一个极小的笼子——里的野兽，整天地沿着墙壁跑来跑去。有一回，一种奔跑的可怕欲望控制了我，我就像一个短跑运动员那样从走廊的这头跑到那一头，跑来跑去，跑去跑来，直到筋疲力尽瘫倒为止。
有一天，我偷到了一把刀子。晚上，丽姬娜和我就去挖一扇门，门没插销也没铁栏的窗子，那玻璃连一丝一毫也不动。接下去的那个夜晚，我们先吓住了那些老太婆（她们中的某些人真的把我们当成恐怖分子了），让她们不敢唠叨，就拆了一张床，去撬一扇没关好的窗子上的铁栅栏。这个活儿注定要失败，而我们又发出了那么大的声音，夜间看守马上抓住了我们。
我的如此表现，这使我深深地感到，再也没有从这家疯人院出去的希望了。停止使用毒品也是多余，我的健康还是越来越糟：脸色苍白，肌肉松弛，腹部胀大，全身浮肿。从镜子里看自己，我看到的是一张在“美丽牧场”过了15年的人的面孔。我几乎是彻夜无眠，再说，几乎每夜，病区里都会出点小事故把人吵醒。我随时都在伺机出逃。虽然知道这毫无用处，每天早晨我还是要精心打扮一番，就像要到“音响舞厅”去一样：没完没了地梳理头发，涂脂抹粉，甚至连上衣都穿好。
一天，儿童救济会来人看我。他也找不到什么除了“再看看吧”之外的话说，但他至少告诉了我戴特莱夫在什么地方。我马上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刚把这封扔进了邮筒，我又写开了第二封。把心里话都倒出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当然也不是全部：我知道这些信是要被人拆开的，很可能在“美丽牧场”一付邮就会被拆，而到了监狱就肯定无疑地被打开了。所以我不得不说谎：比如说，我告诉他我再也不想吸毒了。
不久，我就得到了戴特莱夫的消息：同时收到了一叠信。他写道他偷盗欧洲银行支票是办了一件大蠢事，但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到巴黎去戒毒；他想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们还没一起到那里去过。戴特莱夫还说他很快就会获释，然后就去治疗。我呢，告诉他我的治疗马上也要开始。我们互相约定，治疗之后，我们要在我们的家里共同生活。我们又重新开始——这回是通过鱼雁往返——在西班牙建设我们的城堡了。不过，当我不给戴特莱夫写信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美丽牧场”里了。
我的机会来了：我的真菌病又复发了。我唠唠叨叨地对女医生说我难受得要命，必须马上把我送到医院去。一天早晨，在一队人的护送下，我被送到了鲁道夫·维尔苏医院。院方立即留我住院，因为我的病确实相当严重。通过“吸毒者之声”的广播，我已经知道该怎么样从医院逃脱。我弄到了一张“花园通行证”，也就是说，允许我到医院的花园里去。很明显，这种通行证是不轻易发给吸毒者的，但我知道该怎么办：我去找一个女护士——一个漂亮的眼睛已经有了鱼尾纹的可爱的姑娘，向她解释说，我很愿意帮助那些瘫在轮椅上的老太太们，能不能允许我偶尔地推她们到花园里散步？那个护士丝毫也没有怀疑，夸我有副好心肠。
我找了一个老太太，提出要给她帮忙。她称我“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我把她的轮椅在园中小径上推了几步，对她说：“老奶奶，等我一分钟，我马上回来。”而半分钟后，我已经在大街上了。
我钻进了地铁，朝着动物园车站奔走。我从来没有这样一种“自由”的感觉。我推开技术大学咖啡厅的门，转了一圈之后，坐在了一条长凳上，那上面已经坐着三个扎吗啡的年轻人。我告诉他们我刚从“美丽牧场”逃了出来，他们惊讶得嘴都闭不上了。
我想来一针想得要命。一个当二道贩子的男孩同意赊给我，条件是我给他引来别的买主。好吧，我马上跑到食堂的厕所里给自己注射。
我只注射了他给我的一半。这玩意儿的质量不怎么样，但我感到舒服，头脑清楚。再说，我还得为那个小伙子搭一把手。这是个非常年轻的男孩子，16岁左右，我曾在哈森海德公园里见过他一回，他是和那些吸大麻的人在一起的。当二道贩子他还是个新手，不然。他不会马上就把海洛因给我的：我得先为他干点什么来挣这份药。
猛地，我发现这块地方布满了便衣警察。那小子可什么都没看到，他连我的警报手势都看不明白。我得凑到他身边去，在他耳朵根上说一声“雷子”他才有反应。然后，我悄悄地朝动物园走，他紧跟在我身后。一个吸毒的家伙靠近我，我冲他说：“别动了，老朋友。食堂那边正在搜捕。不过，我能帮你弄到地道的海洛因。”这时，那个二道贩子已经在我身边，并且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大包药。怎么能这么干呢！300米以外就在搜捕，而这个傻小子却从口袋里掏出这么一大包海洛因！
两个正在这个角落溜达的便衣朝我们走来。跑是没有用了，他们马上就会抓着我们。那个二道贩子把那些小药包向上空扔去——真是一团淡紫色铝铂纸的旋风啊，他一定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这一切栽到我和那个“老瘾”身上。
他们让我们举起双手，靠着一辆伏尔克车站好，搜查我们的身上——因为有时这伙人是带有武器的。可是，我们中间最大的还没有16岁。那个混蛋的“雷子”竟乘机揉我的奶！但我显得十分得意。药我用过了，而经过了“美丽牧场”之后，什么也不能使我害怕了。我又重新扮起受过很好教育的小姑娘的角色。在收缴了我的身份证后，便衣们马上变得客气起来。一个便衣说：“老天爷，你还不到15岁，在这里干什么？”我回答：“我逛逛。”我把一支烟塞进嘴里，这可让他火了：“扔了它！这是毒药！这么年轻！”我把烟扔了。
他们把我们带到了艾尔恩斯特广场的警察局，关在一间拘留室里。那个刚下海的二道贩子慌了手脚，不住声地嚷嚷：“让我出去！让我出去！”而我，脱掉上衣，把它卷成一个枕头，躺在床架上，打起盹来。拘留，这吓不倒我。他们肯定还不知道我是从“美丽牧场”逃出来的呢！
果然，两小时后，他们把我放了。我又转回技术大学。路上，我的良心在折磨我：就这样，我又一次在碰到第一个机会时就又陷进去了。热泪从我脸上流下来，现在可怎么办呢？我总不能去找妈妈吧？就这样瞳孔缩得像针眼，娇滴滴地，噘着嘴，对她说：“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我逃出来了，美美地给我准备顿饭吃吧！”
我到了技术大学的“反毒品中心”，它就设在原来的食堂那里。在那里工作的人也很有“能耐”，他们使我有了足够的理智来决定给我母亲打电话。她得知我在技术大学，稍稍放下心来。一到家，我就睡在床上了：发烧40度。妈妈叫来了急诊医生。医生要给我打针。我怕得要死：在胳膊上一天注射2、3次算不了什么，可是要在臀部注射，就把我吓坏了。
体温马上降了下来，可这时我已经瘫软成一团了——“美丽牧场”从精神到肉体都使我完蛋了。我在床上躺了3天。等我一能起床，我马上就跑到了反毒品中心。要到那里去，“午餐和咖啡厅”是必经之路，我是跑着经过这段路的，绝没左顾右盼。
整整一个星期，我每天都到那里去。我终于找到一个肯听我说话的人。让我讲话，这是第一次。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人，妈妈，爸爸，戒毒所的人总是对我长篇大套地说。而这里，他们让我讲讲在我身上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