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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科说：“好吧。”然后就埋头去读我的一本恐怖小说。戴特莱夫又注射了四分之一克海洛因，针还没有从胳膊上拔下来，便坐下了。
我想，好，连着注射了两针，想打个盹也没有什么让人不放心的。只不过得马上把注射器从手臂上拔下来。不然血液就会凝在针里，要清洗就麻烦了，再说，我们也没有备用的针。我用一块棉花沾着酒精去擦戴特莱夫臂上的针孔。我发觉他很奇怪：我扶起他的手臂，一放手，他的手臂便无力地垂下来。我推他，想让他醒过来，他却从椅子上滑到了地上，他的面孔灰暗，嘴唇青紫。我解开他的衬衫听他的心律，根本没有心跳。
我马上闯到一个邻居家，一个退休的女人，请她让我使用她的电话。为了救急，我拨了警察局应急号：“我的朋友没气了，是因为过量注射毒品造成的。”我告诉了他们这里的地址。这时比科朝我喊道：“他醒过来了，别说了。”我对警察说：“谢谢，不麻烦你们了，警报有误。”接着便挂断了电话。
戴特莱夫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眼睛已经睁开了。比科问我是否和警察提到过毒品，是不是已经把地址告诉了他们，“没有，没有直接提到，我想他们不会把两者联系起来。”——我说。
比科像对待神经质的蠢货那样待我。他给了戴特莱夫一记耳光，命令他马上站起来。我要他不要缠住戴特莱夫，他朝我喊道：“闭上你的臭嘴，蠢货！拿水来！”等我从厨房取回水来，我看见戴特莱夫已经站了起来，比科正在训斥他。我真高兴戴特莱夫已经恢复了常态，想去拥抱他，他把我推开了。比科朝他的脸上泼了一碗水，对他说：“来吧，傻小子，快点溜吧。”
戴特莱夫仍旧面色灰白，站立不稳。我求他还是躺下，比科喊了起来：“闭嘴！”而戴特莱夫却对我说：“我没时间了。”他们就这样走了，比科搀着戴特莱夫。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浑身抖作一团。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戴特莱夫死了。我倒在床上，试图把精力集中到恐怖小说中去。有人敲门，我从窥视孔朝外看：那是警察。
这时我丢魂落魄，没有从窗户跳出去逃跑，反而开开了房门，我十分勉强地向他们解释：公寓是属于一个鸡奸犯的，他出外旅行去了，把房子借给了我。今天早晨，两个年轻人闯了进来，他们彼此注射了毒品，其中的一个倒在了地上，所以我叫了警察。
警察问我那两个年轻人的名字，能不能描述他们的外貌，等等。我胡乱地向他们说了。他们看了我的身份证。事情马上有了结果：“好吧，你跟我们走吧，人们已经报案说你失踪了。”
他们对我还不错，给我时间让我把两本小说塞到我的塑料包里并且给戴特莱夫留了个条子：“亲爱的戴特莱夫，正如你想到的，我到底进去了。一有机会我就告诉你我的消息。温柔地拥抱你。你的克丽斯蒂娜。”我把这个条子用胶纸贴在公寓的门上。
他们先把我带到了弗里特里斯特拉街警察分局，然后送我到拘留所。在那里，他们把我塞进像是从西部片里借来的一间牢房：一面完全用铁栅栏组成的墙，门开门闭总是发出《道奇城的司法官》影片里的那种声音。我把身子贴在铁栅栏上，双手紧抓住铁栏。真是让人丧气死了。于是我躺在了那架纸床上，由于海洛因的药劲还没失去，我很快睡着了。人们给我拿来一个小杯，让我在里面小便，以便化验尿，杯子放在一个小桶里，免得把地面弄脏。无论谁从这里经过都能看见我小便。这一整天，他们既没给我吃，也没给我喝。
下午快过完的时候，我看到母亲来了。在经过栅栏的时候，她只向我投来了无神的一眼。可能有些问题还要和警方解决吧。后来，门开了，妈妈向我说：“你好！”抓住了我的胳膊，抓得很紧。很紧。外面有辆汽车在等我们。妈妈的男朋友卡洛斯坐在驾驶座上。妈妈把我塞在后排座上，她坐在了我的身旁。所有的人都一言不发。卡洛斯好像迷了路，我们朝柏林驶去。我想：这回可好，他们全都呆了，连到克勒贝尔的路也找不到了。
我们停下来加油。我告诉妈妈我饿了。我想吃面包，她给我买了3个。在开始吃第2个的时候，我感觉不舒服。卡洛斯不得不停车让我到外面去吐。我们走在高速公路上，他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呢？到儿童教养院去吗？我会逃出来的。后来，我看到了“特凯尔”机场的牌子，这太过分了，他们要把我赶出柏林去。
我们下了车。妈妈一秒钟也不离开我，一直像刚下车那样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腕。这时我说了这天晚上的第二句话：“请您放开我的手好吗？”我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她放开了我，但仍旧停在伸手就可以抓住我的位置。卡洛斯断后，也保持着警惕状态。我更加萎靡不振。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反正他们从我身上什么也得不到。当母亲拉着我朝写有汉堡的通道走去时，我还是朝周围瞥了一眼，看看有没有办法溜掉。但是我已经筋疲力尽，不能试一试了。
汉堡！真让人丧气。我有一个奶奶，一个婶婶，一个叔叔和一个表兄住在离汉堡50公里的村子里。再也不是城里人啦。他们的房子维护得如此完美无缺，真让人作呕。地上连个灰尘颗粒都没有。有一天，我光着脚在地上走了几个小时，晚上，我连脚都不用洗，可见有多么干净。
在飞机里的时候，我装作专心致志地看我的恐怖小说，实际上我也真的看了几页。妈妈一直像条鱼一样一言不发，她甚至都没告诉我，我们要到哪里去。当空中小姐开始那一套惯常的花言巧语时——您的旅途愉快……希望尽快地再次为您服务，等等——我发现妈妈哭了。接着，她开始说话，用机关枪的速度。她一直是为我好。最近，她总是梦见了我死在了公共厕所里，四脚抽搐，到处是血。是让个毒品贩子害死的，而警察通知她去认领尸体。
我总是觉得妈妈有心理玄学方面的特殊才能。假如某天晚上她对我说：“孩子，不要出门，我有一种古怪的感觉。”这时，就会发生某些意外：在一次紧急搜查中被抓住啦，上当受骗啦，一件讨人嫌的事故啦，等等。听她述说她的梦境，我马上想到了比科，他的威胁，和他的那些充当保护人的地痞朋友。可能这回是妈妈救了我的命，我不让自己想得太远。自从我错过了出去的机会，我就不再思索了。
我的婶婶在机场迎接我们。我们和妈妈一起吃午饭，因为她要乘下一个航班回柏林。我想要一瓶“弗罗里达男子酒”，可是在这个豪华级的饭店里却没有这种牌子的汽水。虽然我渴得要命，可是我什么也没喝。
我妈妈和婶婶给我上了一大堂课。她们二位在半个小时之中，为我描绘了今后年代中我的生活计划：上学，交新的朋友，学会某种有益的技能，然后带着职业教育证书回柏林去。这并不复杂。妈妈流着泪向我们告别，而我，我克制住自己不去受影响。
母亲的诉说
白天真难过。我克制着自己，紧张得快要裂开了。从飞机场回来的路上，我终于能够流泪了。我又难过又心安：难过的是克丽斯蒂娜离开了我，放心的是终于让她从海洛因中脱身了。
这一次，我肯定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戒毒中心的失败教训使我觉得，惟一的办法是把克丽斯蒂娜带到弄不到海洛因的地方去。这是使她活下去仅有的机会了。当她父亲把她领到他那去后，这给了我一点时间进行判断，我得到的结论是，只要她留在柏林，她就算完了。我的前夫多次向我保证她会戒毒，我根本不相信。很久以来我就为克丽斯蒂娜的生命担忧，但我们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糟。而在巴普西死后，我就没有一分钟的平静。
我知道片刻都不能等，马上就得把克丽斯蒂娜送到我自己家中去，但她父亲不同意。因为克丽斯蒂娜正生活在他的屋顶下面，他就取得了对她暂时的监护权。我说服不了他，他不能理解我。可能他没有我的经验，也可能他不愿承认他的失败。
这时，我收到了克丽斯蒂娜因触犯麻醉品法而被控告的通知，这是反麻醉品警察署的西克夫人打电话告诉我的。依她之见，我没有什么自责的：“怎么办呢？谁要想注射，他就注射——每个吸毒者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她知道很多吸毒者都像克丽斯帝娜一样，出身于正派的家庭，却出庭受审。她劝告我，不必自寻烦恼。
当看到为指控克丽斯蒂娜而收集的罪证中有一小包在她房间中找到的海洛因时，我被刺伤了。这是我找到的，在疯狂中我把这个用电话告诉了西克夫人。她请求我——虚伪！——给她寄去进行化验，我当然没有想到我的这个发现有朝一日会用来指控自己的女儿。这个西克夫人还向我说：“别写邮寄者的姓名，这样，别人就证明不了什么了。”
我认为，因为用毒成瘾便对像克丽斯蒂娜那样的年轻人进行审判是不公正的。克丽斯蒂娜没伤害过别人，她不过是自我毁灭而已，谁能审判她？更不用说谁都知道监狱是治不好白面鬼的。
起诉书的宣读更加强了我的决心，我鼓足勇气，我找儿童监护部门，向他们介绍了所有的情况。从我在各种管理部门奔来走去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人认真听我讲话。负责我这件事的社会工作者蒂尔曼先生也认为最好让克丽斯蒂娜远离柏林。在把对她的监护权归我之前——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由他来照管此事，到一家治疗中心去找床位。我的前夫会很容易地同意的，这肯定无疑。我感到，至少这次人们不是空许愿，蒂尔曼先生真的把克丽斯蒂娜的事挂在心上了。
就在这次会面后不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