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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前一个月左右的一天傍晚，郑天良到老师那里交掉了毕业论文《解放思想关键是要落实在行动上》，郑天良的论文受到了教政治学的王恳教授的高度肯定，观点新，问题尖锐，现实意义很强。论文中郑天良指出“解放思想是容易的，但解放行动却是很困难的。现在的领导干部大会小会都说解放思想，但真正落实到改革行动上的很少，思想通了，行动不通。”文中还举到了自己在苏南某市推销蔬菜时被蔬菜公司领导称为“投机倒把”。受了教授表扬的郑天良情绪有些膨胀，回来的路上还哼起了与年龄不相符的台湾校园歌曲《踏着夕阳归去》，其时校园里的树上和楼顶上落满了夕阳的余辉，学员们三三两两地去食堂吃饭。
郑天良到宿舍拿饭盒准备去食堂吃饭，在宿舍楼梯口，他看到了黄以恒正和县商业局耿天龙局长说笑着从楼上下来，他们身边还有一个很亭亭玉立的年轻姑娘，郑天良发现姑娘的牙齿很漂亮。
耿天龙说：“郑书记，你到哪去了，我们在到处找你。走，喝酒去！”
郑天良也有些意外，他说：“耿局长，哪阵风把你吹到我们这些穷学生身边来了？”
耿天龙递上一支烟：“这次来没别的事，主要就是来看望你们三位‘三梯队’的领导，请你们吃个便饭。”
郑天良说：“你这是什么话，到我们这里，我们请你喝酒，走，到食堂小餐厅点几个菜。”郑天良接着就对黄以恒说：“小黄，你回宿舍拎一瓶古井贡来，菜钱算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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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以恒有些为难地说：“我也是这个意思，可耿局长非要请我们出去吃饭，盛情难却。”
耿天龙说：“这是我私人请你们喝酒，不是用公款，这点原则性我还是有的。”
拗不过耿天龙，郑天良只好说：“哪天耿局长来学习了，我们也来看望你，请你喝酒，让你体会一下家乡同志们的关心。”
耿天龙笑着说：“我都五十多岁了，要是行政学院举办退休培训学习班，我还是有些希望的。”
大家都很轻松地笑了起来。郑天良上楼又叫上了吴成业，吴成业说他已经吃过了，郑天良说你要是不去，我就不去，后来耿天龙也上了楼，连拖带拽地将吴成业一起绑架到了市中心“维扬大酒店”。
在一个装修豪华的包厢坐定，耿天龙向大家介绍了他的表侄女沈汇丽，沈汇丽站起来毕恭毕敬地向三位三梯队的年轻领导点头鞠躬，她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里洋溢着控制不住的青春活力，郑天良只记住了她雪白而密不透风的牙齿。
二十一岁的沈汇丽是合安县扬剧团当家花旦，名气很大，只是郑天良从来没看过戏，黄以恒说他看过沈汇丽的《红娘》，吴成业不说话，他眼睛看着墙上的一幅仿冒张大千的国画《独钓寒江图》，郑天良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就指着墙上的画说：“假的像真的。”
郑天良在酒过三巡后，发现自己并不是这个酒桌上的核心，耿局长在敬了黄以恒两杯后才向郑天良敬酒，沈汇丽也频频向黄以恒敬酒，间或向他敬一杯。他当时的感觉是，耿天龙与黄以恒都在县里，平时交道多一些，跟自己除了开会打个招呼，平时没有多少往来，所以也就没往心里去。郑天良只是拼命地大吃红烧鸡、油闷野兔和天目湖鱼头，食堂的伙食确实太差了，郑天良馋得有些失去了风度，筷子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黄以恒。吴成业不喝酒也不接受敬酒，他只是坐在那里喝水，偶尔将筷子伸向炒土豆和红烧鲑鱼，有些象征性的味道。
酒喝到尾声的时候，郑天良似乎看出了一些名堂。耿局长说：“我表侄女小沈才二十一岁已经唱了十二年戏了，练功练得一身都是伤，想改行。还望你们这些少壮派们帮帮忙。我们商业局党组已经开过会了，同意接收，又不需要提拨和照顾，一般性调动。”耿天龙将喝得通红的脑袋转向黄以恒：“黄秘书，我们多年的朋友了。”黄以恒很谨慎地笑了笑说：“只是小沈的调动找我们三个人是不是找错了地方？”耿天龙说：“没错，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的月亮了，发不出什么光了，世界是你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合安将来的天下就是你们三梯队的。”
一席话说得郑天良真的有点热血沸腾了，他似乎看到了未来合安县的蓝图在他的手里缓缓地展开，他顺便看一眼黄以恒，黄以恒不动声色，脸上很平静，吴成业心不在焉地继续用目光分析墙上的假画。
毕业回来后，已经调任市委副书记的梁邦定找了三位年轻人谈了一次话，他首先对他们学习期间的优异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还特地表扬了郑天良的论文已经在《江淮文论》上发表，他在县委会议室里说：“年轻干部是我们事业的未来，破格提拨年轻干部是我们建设四化的重要组织措施之一，党和人民对你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市委、县委也希望你们回来后能把担子挑起来，既要有改革开放的干劲，也要时刻记住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我送你们三句话，一是以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得失；二是服从组织安排，要有大局观；三是放开手脚大胆改革，用卓著的政绩来回报党和人民的期望。”
黄以恒和郑天良紧张地记录着市委梁副书记的重要讲话，吴成业只是听，他没记，他不知道做记录是官场的基本规矩，即使上级讲的全是空话套话，下级也得要装着听得认真记得仔细，要当成字字是真理一句顶一千多句来对待。虽然有很多记下来后根本不看或没有看的必要，但下级也得要记，这是对领导的态度问题，是一种不能省略的重视和尊重。这不是组织纪律的纪律至关重要。有一个笑话说，一位下级小官在聆听上级大官教诲之前就打开了笔记本，那位上级大官在正式讲话前对身边的人悄悄地说昨晚拉肚了，小官也就没在意记下了，后来讲话正式开始后，上级大官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们”，这位下级小官也记了下来。这位小官喜欢喝酒，他第二天回来传达上级大官讲话的时候，酒熏熏地放开嗓子大声地说：“昨晚拉肚了同志们”，下面听的人全都愣住了。
梁书记跟三位年轻干部谈话一个星期后，市委、县委分别对三人的工作做了安排。市委决定黄以恒同志任合安县人民政府代县长，待县人代会选举通过后任县长，县委决定，郑天良同志任合安县轻工业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吴成业同志任合安县城市建设局副局长。
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特殊年代，是一个从政治到经济都是非常规的年代，非常规的行动带来了非常规的发展。经济上深圳已经搞起了资本主义，文化上邓丽君带着港台味的靡靡之音势如破竹地瓦解着高亢雄壮了几十年的革命歌曲的旋律，社会主义的银幕上西方的浪荡男女们公开抱在一起乱啃乱咬，组织上“三种人”打翻在地叫他们政治舞台上永世不得翻身，有学历的年轻人破格提拨一夜间走上了自己不敢想象的领导岗位，今天是在车间里握着钳子满身油污的工程师，明天就是县长、市长了，像黄以恒这样有工作经验的副科级年轻化知识化的干部当县长，在那个非常年代是司空见惯的事。
只有郑天良心里别扭，但他又不能直接说出来。刚进第三梯队培训班的时候郑天良的自我感觉还是相当明亮的，他对在合安县施展政治抱负是有想法的，只是他的这些想法没有跟任何县领导作过交流，他相信自已是用政绩跟县领导交流的，这比上门去说要有力得多。他相信组织上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心里也是有一杆秤的，老县长已经进了县顾问委员会当主任，县长人选本来就是给第三梯队预备着的，他不止一次在行政学院的那张单人床上规划过合安县发展的战略思路。乡镇一把手中只有他是有大专学历的，而马坝乡的乡镇企业和农民收入在全县、全市独一无二，想找一个对手都找不到。梁邦定书记在县里工作时大会小会必提马坝乡和郑天良，有人曾在人代会上提出过这样一句口号：“远学华西村，近学马坝乡”，后来由于感觉有点拗口，才没有大面积流行。郑天良对口号也不感兴趣，他说大寨就是在“农业学大寨”的一片口号声中被喊倒的。年轻的郑天良是有资本自负的。
然而，三个“第三梯队”的年轻干部提了两个，只有他是平调，他就觉得自己进省行政学院学习一年有点“陪太子读书”的窝囊。但郑天良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原则性还是很强的，他想如果自己不是党的培养，不是组织上的关怀，他还在乡村里当兽医骟牛卵子呢。于是他决定服从组织决定，决不流露出任何情绪来。
县委组织部王部长代表县委跟他谈话时，郑天良一时冲动，还是说出了一些组织观念不强的话。
王部长也是一位即将去顾问委员会的老同志，头顶上稀薄的头发欲盖弥彰地铺了几绺，早晨的阳光照上去，头顶就显得愈加荒凉。郑天良觉得王部长的第一句话就让他有些难以接受：“天良同志，你对这次安排有什么意见吗？”郑天良觉得谈话不应该是这样开头，有意见又能怎么样，有意见能说吗？他咽了咽嘴里的吐沫，说：“没什么意见，我服从组织安排。”王部长接着说：“这就对了，提拔和不提拔都是根据工作需要来决定的，党和人民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上都是神圣的，职位有高低，革命工作却没有贵贱之分。这些年马坝乡的工作还是不错的，但是你如果没有县委县政府的支持，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个人的能力再大，也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我这不是否定你个人的努力，而是客观地评价个人能力与组织关怀和群众支持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郑天良听起来好像是在批评他有“个人英雄主义”之嫌一样，脸上就有些颜色发灰，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