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蹲在灶堂下边咕咕噜噜猛喝一气。
父亲说：“我不想再花冤枉钱了，还不如给他妈买点肉吃，他妈最喜欢吃红烧肉，眼见这就吃不成了。”父亲的眼睛里注满了浑浊的泪水。
舅舅说：“不行，没有钱，发动亲戚朋友大家一起凑！”
舅舅说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后，立即来到西厢屋里看我母亲，一个强悍的汉子那般温和似水地轻轻地坐在我母亲的床边，他抓着我母亲的手说：“姐，我来看你了。”
母亲软弱无力地说了“兄弟”两个字就泣不成声地哭了，我也站在一旁抹眼泪，舅舅小心谨慎地帮我母亲掖好被子，说：“姐，明天你就去南京看病，会好的。”
母亲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来：“兄弟，我是看不好了，有你这份心我死也瞑目了。”
舅舅给母亲端来了中药，将母亲扶起来坐好，然后端碗让母亲将药一口一口地喝下，我看到舅舅的手在不经意中颤抖了一下，我想舅舅面对着母亲肯定想起了刚生下自己就死去的外婆。
舅舅是下班前抽空来看我母亲的，他说晚上还要赶回去开常委会，也没在我家吃晚饭，临走前，他丢下了五百块钱并对我说有什么困难就直接去找他。
第二天是一个更加寒冷的日子，天空冻得硬梆梆的，阳光软弱无力地照耀着枯萎的土地和村庄里的烟囱。母亲临走前一定要去玄慧寺烧香，于是我们扶着她到了残破不堪的寺庙里对着观音菩萨三跪九叩，没有经声佛号的寺庙里落满了从前的灰尘和旧时代的影子，母亲用手指着正殿旁的缠满了蜘蛛网的禅房说：“你外婆在这里生下你舅舅的当天就死了。”说着说着就泪水满面，一柱沉香在佛龛中腾起细细的青烟，屋外灌进来的风将烟揉碎了。
一把生锈的铁锁锁住了我家的院子和对生活全部的希望，家里的猪和鸡全都卖光了，空空的猪圈和鸡窝注解着一个农民家庭的彻底破产，我们家提前牺牲的两头猪和十九只鸡在此后许多年里令我无比感动，我觉得它们是一些杀身成仁的侠客，它们以站立的姿势活在我的岁月里。
怀揣着变卖家当和东挪西借来的三千块钱，我和父亲扶着母亲上路了。
我们一家三口拎着脸盆、水瓶、碗筷、毛巾脸色苍茫地在南京长途汽车站下了车，先是父亲随地吐痰被罚了两块钱款，后来坐公共汽车去肿瘤医院又坐反了方向，折腾到下午五点多钟才找到了医院，我看到母亲脸色发灰，手捂着胃，额头直冒虚汗。
三千块钱不到一个星期就用完了，医生说胃癌中期，如果开刀的话，可能活个三年，最长有活八年的。手术费要两万六千块钱。父亲当时就瘫倒在医生办公室的椅子上，二十岁的我此刻反而坚强了起来，我没有流泪，我觉得我必须在这个时候支撑起家里全部的不幸和灾难，我已经是个男人了。我扶起了父亲，安慰说：“会有办法的。”父亲说：“我们让你妈回家吧！”我说：“不行，舅舅说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他说有困难直接找他。我马上回去！”
父亲的意志已经崩溃了，他像一个束手就擒的战俘，目光游离、神情涣散，整个下午都在梦游。
我对母亲说：“妈，医生说你胃里有瘤，做个手术就好了。”母亲躺在住院部的病床上看我表情轻松，就说：“只要不是癌，长个瘤就不怕了，你小时候经常撞在水缸上，头上碰出的瘤有鸡蛋大，过几天就自动消了。我这瘤怎么长到了胃里，真倒霉！”母亲把“肿瘤”和“癌症”看成了不相干的两件事，心情就有些高兴，话也多了起来，中午吃了大半碗面条。
我知道这种骗局很快就会被母亲识破，但目前为了腾出时间筹措手术费，稳定母亲的情绪，我必须以一个天衣无缝的骗子面目出现。
回到县城，我想先找同学同事借钱，不足的部分再找舅舅想办法。灰蒙蒙的县城里到处笼罩着冬天的荒凉和灰尘，西门石板街上一个买豆芽的妇女正在为三分钱跟菜贩打架。菜贩是我农药厂下岗的同事老谢，我拉了架后，老谢抹着手腕上被妇女抓出的血痕，嘴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窝囊气，他对我说：“两毛一斤卖给她已经优惠了，她还要少给三分钱。”那中年妇女也气呼呼地指着老谢说：“你的秤平平的，本来就不够。”这时许多人也都过来劝架，我想只要我母亲能活着，我决不让她为三分钱吵架。活着多好。
老谢的三个孩子都在上学，老婆又是个瘸子，我没好意思向老谢开口。老谢知道我为母亲开刀借钱后，第二天晚上主动给我送来了两百块钱，那些块票毛票装了一塑料袋。在我那间阴暗的单身宿舍里，老谢抽着劣质香烟安慰我说：“谁家都会有个小灾小难的，不要再推三拉四的了。”一席话说得我鼻子直发酸。我执意又点了五十块钱给老谢：“借一百五就行了，钱差不多够了。”
钱远远不够。借了三个星期，只借到两千多块钱，农药厂工人除了农药之外，一贫如洗，同事们和我一样贫穷，他们只能借给我三十、五十的，看大门的临时工杨大爷从口袋里摸出十块钱给我，他对我说：“要是没治了，还不如拉回来买点好吃的，我老婆临死的时候坚决不愿看病，她说一定要吃够了鸡鱼猪肉再走，死后不会当饿鬼。”
这期间我到县医院卖了三次血，换了六百块钱，由于没有营养，我经常走路时要扶着墙歇一会才能看清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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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一个月了，我也不知道母亲在南京的情况，没有电话，也没钱打电话，去一趟还得花路费，凑不齐钱，我就不能去南京。我急了，找到了开贸易公司的同学耿伟强，本来我不愿求这些有钱人，读中学时，他爸爸是县商业局局长，在班上从来不愿正眼看我们这些穷人的孩子，毕业后没考上任何学校，靠他老子的关系倒彩电、自行车、电饭锅、水泥等，居然早就成了万元户。那年月什么都靠计划，官倒造就了千千万万的暴发户。耿伟强很慷慨地甩给我一千五百块钱，说：“你妈病了，就等于是我妈病了，还说什么还不还的，太见外了。”
耿伟强还请我在“同兴楼”饭店吃了一顿饭，他给我倒满了一大杯“洋河大曲”说：“我要不是做生意资金周转不过来，你妈开刀的钱我就一个人包了。”贫穷在此刻使我无法尊严，也使我无法找到恰当的词汇来表达我的感激，我就只好将一大杯白酒一饮而尽。耿伟强递给我一支带过滤嘴的“长胜”烟，然后对我说：“你舅舅是分管工业、商贸的副县长，权很大，批一个条子或打一个电话，两三万块钱，太小菜了。”
耿伟强的提醒让我绝路逢生，我的眼睛里看到了母亲出院时的满足与感动，母亲走在城市的阳光下，情绪宽松，母亲终于看到了秦淮河、夫子庙、中山陵……
我对耿伟强说：“我本来打算最后再去找舅舅的，舅舅答应我有困难直接找他，他肯定会帮忙的，只是我没做过生意。”
耿伟强说：“你叫郑县长批条子，剩下的事我来办。”合安特曲“销路不错，酒厂用的大麦远远不够，我们从河南调两车皮大麦送到厂里，只要你舅舅打个招呼，三万块钱差价就到手了，我只拿个手续费，其余的钱全归你。”
我说：“我马上就去找舅舅。”
耿伟强说：“如果要想做得快一点，叫郑县长在县水泥厂批五十吨水泥给我。拿到条子我立即就给你一万八千块钱。”
我问耿伟强：“这样做是不是违法？”
耿伟强说：“十亿人民九亿商，连省长、市长、中央首长的儿子都在经商，都在批条子，违什么法？商品社会，这叫搞活经济。”
我忽然又担心了起来：“我舅舅刚刚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耿伟强用套着钻戒的手指敲着桌子说：“现在哪个官倒不是共产党员，不是领导干部？平头百姓、共青团员有权批条子吗？再说，你这是等钱救命。”
走出“同兴楼”，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天无绝人之路”。
2
舅舅住在县政府大院宿舍区一座带院子的平房里，当晚我酒气熏天地敲开了舅舅家的门。舅舅坐在客厅里的人造革沙发上看电视，电视上正在播放一个叫《河殇》的电视专题片，我进去的时候，舅舅拍响了身边的木质茶几：“太不像话了！”我以为舅舅在骂我喝酒，就站在舅舅的身边毫无必要地搓着双手，不敢坐下。
舅舅指着电视对我说：“什么黄｜色文明，海洋文明，简直胡说八道！没有长城这座围墙，豺狼虎豹不都进来了？”
舅舅在骂电视专题，我心里顿时放松了许多，连声附和说：“舅舅说得对，乡下每一家、城里每个单位都是有围墙的，小偷太多了。”
舅舅示意我坐下来，然后跟我说了许多关于理想和信念的话，他说现在年轻人很成问题，整天想到的就是“我要怎么样”，从来不考虑别人怎么样国家怎么样老百姓怎么样，资产阶级自由化最终就是要每个人都成为极端的利已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我在这个冬天的晚上，晕头转向地跟着舅舅一起揭批自由化的祸国殃民，我借着酒力说：“我保证跟自由化划清界限。”
舅舅的家很像乡下的一个杂乱无章的手工作坊，几个做工粗糙的老式的柜子倚在墙角里，米缸、腌菜坛子和几张木质的椅子同时挤在十几个平方的客厅兼饭厅里，墙上挂着一串串干枯的红辣椒和几张印有刘晓庆、杨在葆头像的年历，昏暗的灯光下弥漫着腌菜的酸腐味，一台17寸黑白电视机将黄河长城故宫阿波罗神庙自由女神像全都弄得黑白分明、势不两立。
舅妈从废品回收公司下岗了，每月只拿四十块钱生活费，表妹还在上小学，全家只靠舅舅一个人工资。当时我很幼稚地想，是不是因为舅舅家里太寒酸，才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