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彼伏。树皮被啃光了，老鼠和麻雀也都吃光了，我母亲就曾告诉过我说，麻雀老鼠救过我们家的命，她后来一直都不愿响应政府的号召除“四害”，任麻雀和老鼠吃我们家的粮食和豆子。母亲那时已经嫁给了我父亲，外公死后，她经常设圈套将老鼠麻雀逮进笼子里，然后用盐腌咸，再烤熟送到二十里外的镇中学给我舅舅吃。冬天实在逮不到老鼠麻雀了，我母亲就到江苏去讨饭，寒冬腊月流着鼻涕沿门乞讨，过十天半个月，就将要回来的米和面送到学校去，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母亲走了一天才赶到学校，他在校门口见到我舅舅时，一头就栽倒在雪地里。我舅舅抱着母亲失声痛哭。这些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我母亲说过，每当说到这些事时，我就禁不住潸然泪下，我发誓要让母亲后半生过上好日子，可我母亲四十六岁的时候就死了。我至今不能原谅舅舅当年的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无法抹去的经历，如果我舅舅当时真的代表一种原则和理想而六亲不认的话，那他又为什么成为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腐败分子，既然你今天为腐败付出了头颅的代价，为什么当初又假装正经而不批一张只要半寸宽的条子。
舅舅郑天良究竟一开始就在表演，还是后来走向了堕落？这是我对这么一个巨大反差灵魂的一次追问和破译。我走进了一个看不清谜面找不到谜底的谜语中。
我舅舅郑天良高中毕业的时候，高考已经取消了，他回到了村里。村支书说：“你文化高，就在村里当兽医吧！”
舅舅说行。舅舅很快就成了全村全公社最有名的兽医，村里为人看病的赤脚医生是村支书小学毕业的小姨子殷小红，经常将有小病的人看出大病来，将有大病的人看成死路一条。于是，夜深人静时，经常有村民偷偷地找我舅舅郑天良看病。我舅舅实际上成了一个既看畜牲又看人的双料医生，就像一个优秀的双重间谍一样，在人和兽的两个领域里行走。我不想把这种经历看成是对他后来人生的比喻，但我无法控制这种不可理喻的联想。没办法。
我舅舅原本是一个农民，一个手艺高明的兽医，那时候每个生产队每年都要给十几头刚发育成熟的小公牛做计划生育手术，舅舅骟牛拿工分不拿钱，每个生产队长们出于对手艺人的尊重，常常将牛卵子送给我舅舅，我舅舅拒腐蚀永不沾，从来不拿牛卵子作回扣。牛卵子下酒，壮阳补肾，能让新媳妇夜里只剩半条命，男人们都抢着要，许多生产队把牛卵子作为奖品，奖励给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我舅舅那时候长得高高大大，穿一身蓝布中山装，上装口袋上插一支“新农村”钢笔，语气也很温和，一副儒雅的知识分子模样，舅舅每天腋下夹一个没有油漆的小木箱走村串户，箱子里放着兽用注射针管和药品，还有几把大小不一规格齐全的磨得雪亮的刀子，分别用来骟牛和骟猪，偶尔也骟一两条性情暴躁作风不好的公狗，不过公狗骟了后虽然呆在家里不乱跑也不对母狗耍流氓了，但却更加没有了责任心，该叫的时候不叫，不该叫的时候乱叫，主人家的鸡被偷光了，狗却闭着眼睛视而不见，主人睡到下半夜，狗却无缘无故地对着天上一轮清冷的月亮狂叫一气，主人只好将狗用绳子勒死，将狗肉腌熟，过年时吃。
我舅舅的好名声是从不要牛卵子开始的，村里人都说郑天良严格要求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乐于助人、作风正派、是毛泽东思想培养出来的知识青年的好榜样。
我舅舅走上仕途纯属偶然，他最初的理想就是成为全公社最优秀的兽医，成为全公社骟牛卵子第一人，然而这个朴素的革命理想在一九七三年夏天被修改了。他走上领导岗位类似于一个八十岁的寡妇不仅找到了婆家还生下了一个胖头小子，出人意料，更有点滑稽。
一九七三年夏天热得全村所有的狗在一大早就吐出了舌头，太阳还没升起来，树叶全都卷了起来，干裂的土地上灰尘像面粉一样稠密，玄慧寺拆得也只剩下了最后的皮包骨头。社员们在烈日下集体劳动集体流汗集体说着黄｜色的故事和笑话，过着苦中作乐的日子。
从伏牛岗玄慧寺沿着一条弯曲的土路向下，经过一片茂密的柳树林，岗洼子下面就是生产队的肥料坑，肥料坑原是明朝静空法师率三十六众僧开挖的一个水池，自民国开始，玄慧寺日渐衰败，解放后寺里已无一僧人，没有小和尚下山抬水了，水池也就成了生产队的有机肥料坑，里面沤着草皮、豆秸、树叶、猪牛鸡粪和每家每天送来的人粪和尿，春播秋种的时候，社员们将有机肥挖出来装到粪桶里挑到田里，庄稼就长得又青又绿。“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肥料坑在队里具有和粮仓同样的意义。每到夏季肥料坑里发酵的农家肥翻出一股股黑色的气泡，沤出一股股臭气的时候，社员们总是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那些气泡就是粮食的形象，臭气是他们秋后锅灶里的米香。我舅舅走上仕途与这个臭气熏天的肥料坑之间居然构成了一种因果关系。
3
县里派来一个工作组帮着抓革命促生产，组长是一个脸上长着胡子、酒糟鼻子很明显的黄国标，黄国标的主要任务本来是帮着社员们批判林彪的，并告诉社员们林彪是如何跟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穿一条裤子的，秃头社员郑广发因为跟林彪的头顶的情况基本上差不多，有点忌讳，于是就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林彪是副主席，每天都有肉吃有酒喝，不可能没有裤子穿，更不会跟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姓孔的合穿一条裤子。社员们轰堂大笑，大伙坐在柳树林荫下，有的掏鼻孔，有的抠脚丫，还有一些人玩弄着活捉的知了，唧唧地叫个不停。批判会开得很不严肃，老百姓对抓革命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们更关注的是口粮。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文化革命主要是夺权与反夺权，在上层革命还有点意思，对于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来说，是相当无聊的，学文件只不过是想逃避太阳的暴晒，所以社员们一到夏天和天寒地冻的时候，就强烈要求批判林彪。黄国标气呼呼地对我舅舅郑天良说：“群众的觉悟太低，你是回乡知青，要带头学好文件抓好纲。”我舅舅嘴上答应，但实际行动也是比较消极的，因为他虽然是大队兽医，但他的业务范围实际上已扩大到了全公社，骟牛卵子的活根本忙不过来。黄国标在舅舅几次缺席批判会后，一次当着大队书记陈根生的面狠狠地批评我舅舅说，“郑天良，你的思想态度很成问题，只顾走白专道路，当技术权威，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全断了。再这样下去，我就叫人把你送到县里去办学习班！”我舅舅吓得头上直冒虚汗，按照大队书记陈根生指示写出一份检讨给工作组，才算过关。在舅舅小心谨慎学习文件的那天下午，红棉生产队张二槐跌跌爬爬地来喊我舅舅，红棉队一头正在耕田的牯牛急性拉稀，已经瘫倒了，我舅舅听了后，夹起箱子就跑，黄国标正在讲到“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他命令我舅舅：“不许走！”等学到黄昏我舅舅赶到红棉小队的时候，那头正当壮年的牯牛已经咽气了，养牛的张二槐抱住牛头捶兄顿足号啕大哭，黄国标不会知道，乡下的一头耕牛比一条人命还要重要，去年冬天前庙生产队死了一条耕牛，看牛的钱朝贵就上吊自杀了，所以我舅舅只要一听到牛病了，总是拔腿就跑。
第二天前庙队又有人来叫我舅舅，生产队十八头猪患暑热不吃食了，我舅舅跟大队书记陈根生请假，陈根生看了看黄国标，黄国标非常果断地说了两个字不行。一向温和的我舅舅终于眼睛通红地在学文件会上跟黄国标干了起来，他将颜色陈旧的药箱子垛到黄国标面前的一堆文件上：“你们这些城里大老爷们对人民群众还有没有一点阶级感情，红棉队的牛已经死了，还要前庙队再死几十头猪，安的什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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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标愣住了，他嘴上的胡子在夏天的闷热中渗出许多汗水。突然他从猝不及防的袭击中迅速反应过来，于是果断地拍响了桌子：“下面有没有基干民兵？给我将郑天良捆起来，我现在就可以定他个现行反革命。”
可下面一点动静都没有，现场僵住了，空气也凝固了。
我舅舅一副李玉和英勇就义前的大义凛然。
陈根生就像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伪军一样，一边对黄国标点头哈腰，一边狠狠地训斥我舅舅：“郑天良，如果你不写出触及灵魂的检查来，我就把你吊在树上抽！”可我舅舅拎起药箱义无反顾地消失在黄国标愤怒的目光中。
此事过后，黄国标也感到非常烦恼，县里阶级斗争搞得如火如荼，可乡下却死水一潭，难怪毛主席当年要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群众的觉悟太低，连郑天良这样回乡知识青年都对革命如此冷漠。于是他在乡下一边忍受着蚊子的叮咬，一边怀念在县招待所吹电风扇的幸福生活。黄国标是县委招待所的所长，这次被派下来要在大队干一年的工作组长，两个组员是县里和区里派来的女同志，只会读读文件，也干不了什么大事。陈根生就对黄国标说：“黄组长，群众觉悟低，我也有责任，说老实话，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几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个杀人放火的坏人，顶多有些偷鸡摸狗的，阶级斗争难度确实很大。”工作组住在大队部自己烧柴火做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陈根生给黄国标送来了两条鱼，以示关心，黄国标按规定付了三毛四分钱。陈根生对黄国标说：“黄组长，你是县里的领导，能不能给我们从县化肥厂弄点化肥来，最好价格能便宜一点。这样你就既为我们‘抓革命’，又为我们‘促生产’了。”黄国标自作多情地拍着胸脯说：“没问题。”
黄国标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那时候化肥限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