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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妇女很刁泼，并不可爱。几年以后，孙犁却在自己的小说《山地回忆》①中构思出了这样的场面：在一个反“扫荡”的冬天（敌人“扫荡”总是在冬天），他到村边河里洗脸，同在下游洗菜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吵了起来，原因是女孩子嫌弄脏了她的菜。“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狂风吹着他的愤怒，飞向处在下风头的女孩子。女孩子也恼了，利嘴不饶人：“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你怎么骂人？”矛盾显然激化了，这位“八路军”站起来，转过身去。当他看清女孩子穿得很单薄，洗的是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他立时心平气和下来，赔礼说：“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女孩子却冷冷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八路军”倒笑了：“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说着，她真地扭着身子往上去了。直到她登上一块尖石头，把菜篮浸在河水里，同时把两手插进袄襟下面取暖的时候，才望着他笑了。
“你真讲卫生呀！”八路军说。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
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弯了腰。
他们谁也没有料到，这场吵架最终变成了一次恳谈。女孩子指着他的饭缸子说：这东西“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这就不卫生。他说：“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渴水的家伙了……”“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认真地问，因为她家的房屋，被日本兵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他说出了这些话后，自己心里也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看看他的脚，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原来他没有穿袜子。等他明白过来，叹口气说：“这是没有法子么……从9月里就反‘扫荡’，可是我们八路军，是非到10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的声音已经变得很低了。“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去做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说着，端起菜篮走了。
河边上只剩下了“我”所幻化成的八路军：“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上面这段故事，就是那颗手榴弹“炸”出来的。他在河边上遇到的那个妇女实在不可爱，他也不想去写她。“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洗脸洗菜的纠纷，不过是引起这段美好的回忆的楔子而已。”“在那可贵的艰苦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①关于这篇小说的下文，还有许多生动的过场和叙述，我们就都按下不表了。
炸也炸完了，吵也吵罢了，孙犁悻悻然回到队上，重新集合出发了。
他又经过了村南那条河。河很美丽：足有二十米宽，水平如镜，晴空的阳光照上去，不见有什么涟漪。队长催促大家急速渡河，齐胸深的水从孙犁身上流过，他感到平静、滑腻，还有些暖意（他们从阜平出发，已经走出很远，当时已是仲夏天气了），他有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体会到水的温柔和魅力，他家乡的滹沱河，性子太暴烈了。
远处传来了枪声。过河以后，他们来不及理好鞋袜，就要爬上一座陡峭的、据说有四十里的高山。一个姓梅的女学生，还在河边洗涮鞋里的沙子，孙犁过去招呼了她，还把自己的玉米面窝窝头分给她一些，好增添她爬山的体力。天黑时他们爬上了山顶，风大，寒冷，不能停留，又遇暴雨，次日天明，才下得山来，进入村庄休息。
睡醒以后，同伴们有了精力，拿他昨天的惊险遭遇开起玩笑，并庆幸他大难不死，且亦不伤，料定他必有“后福”。他好像并无如此雅兴：我现在想：如果，在那种情况下，把我炸死，当然说不上是冲锋陷阵的壮烈牺牲，只能说是在战争环境中的不幸死亡。在那些年月，这种死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接近寿终正寝的正常死亡。同事们会把我埋葬在路旁、山脚、河边，也无须插上什么标志。确实，有不少走在我身边的同志，是那样倒下去了。有时是因为战争，有时仅仅是因为疾病，饥寒，药物和衣食的缺乏。每个战士都负有神圣的职责，生者和死者，都不会把这种死亡作为不幸，留下遗憾。①
人们常常念起鲁迅先生那两句话：从喷泉里喷出的是水，从血管里喷出的才是血。正因为在上述队伍里默默流动着那旷达而恢弘的情感的洪流，才浇灌了那一代正义之苗，才开出了那芬芳的艺术之花。
行程继续着，进入陕西地界后，风光也好起来。在绥德，他们休整了五天，孙犁到山沟里洗了个澡。山沟向阳，小河的流水冲激着沙石，波光粼粼，奏出了清越的歌。他躺在河中间一块平滑的大石板上，温柔且又温暖的水，从头至脚，爬梳而过，使他几乎坠入梦乡。多日行军的疲劳全洗掉了，他不断吐着冲到口中的细小的沙石，觉得连这个动作都充满了愉快的意味。最后，他把女同学翻改的衬衣也洗了洗，拧好晾在石头上，干了又穿起来。这一切完毕之后，他才恋恋不舍地、悠闲而蹒跚地回到队上。
这时吕正操已调晋绥军区工作，司令部就在绥德附近。队长到晋绥军区联络事情，带来口信，说吕正操副司令员让孙犁去一趟。他就穿着那身怪模怪样的衣服，到了吕正操的庄严的司令部，做了半日客，并在那里见到了贺龙同志。他自己甚觉不雅，将军们却全不计较。临别，他把自己带的一本线装《孟子》送给了吕正操，事后很觉得自己的举动奇怪。
清涧县城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里已是陕北，这一带的山，全由一种青色、湿润、平滑的板石构成，连这里的房顶、墙壁、街道，甚至门窗、灶台、炕台、地板……也都是用这种青石板构筑而成。县城坐落在峭立的高山顶上，清晨和黄昏，大西北的血红的太阳吐出一抹斜晖，平射着这青色的山城，显得十分绮丽壮观。雨后新晴，全城如洗，那种青色就像国画家用的石青一般沉着，加以空气又很新鲜宜人，人们宛如生活在一个没有尘土的世界里。面向着这古老的城堡，此时虽非阳春，他们也不是西度甘肃，远行新疆，却也不免借古人酒杯，尽兴一唱：“渭城朝雨选岢荆蜕崆嗲嗔隆Ｈ熬∫槐疲鞒鲅艄匚薰嗜恕！�
酒也许喝过了，但不是西出阳关，而是西去延安。那里是一个大家庭，“故人”很多，正等着他们去呢。
米脂到了。米脂地处无定河（黄河支流）中游，是陕北的富庶之区。县城建在黄土高原上，建筑风格古朴、漂亮。城里有四座红漆牌坊，像北京的四牌楼一样。这种情景，使从敌后远来的孙犁产生了一些感慨：“敌后的县城，城墙，我们拆除了，房屋街道，都遭战争破坏；而此地的环境，还这样完整安静。我躺在米脂的牌坊下，睡了一觉，不知梦到何方。”①
梦到何方呢？既然连梦中人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也无法替他回答。我们知道的是：故乡离得很远了；他生活了有五年之久的那个第二故乡，也离得很远了；他就要去的这个新地方（当时，全中国人民都在向往着这个地方），有些什么在等待着他呢？在梦中，他也许回到了先前的故乡去，也许迫不及待地提前进入了还没有到来的新天地，总之，这个已进入而立之年的感情丰富的人，是不会使自己的梦做得索然寡味的。
人生几次月儿圆
初到延安的时候，他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做研究生。鲁艺创立于1938年，初设戏剧、音乐、美术三系，后来增设文学系，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春并于延安大学，成为延大文艺学院。但是，由于鲁艺的巨大影响，便一直保持着它的独立的名称。
孙犁来到鲁艺文学系学习的时候，何其芳也在那里。他原是系主任，由于正在休养，舒群代理他的工作。何其芳已经不记得抗战初在冀中的那次会见，孙犁也没有提过。不过，孙犁住在东山顶上一排小窑洞里，何其芳住在下面一层原天主教堂修筑的长而大的砖石窑洞里，相距很近，倒是常见面的。怀着过去读《画梦录》的印象，孙犁总以为他沉默寡言；后来虽然知道他参加革命后文风变得明快，也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印象。到了延安，才知道他非常健谈，非常热情，是个典型的四川人。而且还像一位多年从事粉笔生涯的教师，对问题论辩有方，对学生诲而不倦，对工作勇于任事。由此，孙犁得到一个经验：不经接触，仅从一时的文章来判定某人，常常是不准确的。
邵子南是另一个给他留下了突出印象的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