纾�1916年4月10日给田间的信①里就这样说：“从去年回来（按：当指一九四五年从延安回来），我总是精神很不好。检讨它的原因，主要是自己不振作，好思虐，同时因为生活的不正规和缺乏注意，身体也比以前坏……”他在来深县前，曾立意“改变一下感情，脱离一个时期文墨生涯，对我日渐衰弱的身体，也有好处。”②这说明，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已早有觉察。可是，对一个作家来说，毕竟太难放下自己的笔，也太难控制自己的感情了。
从此，这个症候就“粘”上了他，对外人来说，可能还成为他情绪上的一个晴雨表。我们不知道当他处在壮年时，这症候给他的外观带来了什么影响。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早已年逾花甲：瘦长的身材，面部表情似乎总是那么文静；但眼睛很明亮，既有青春活力，又显得那么温和、善良。——这是一位言语不多的诚实的老人，我们想。我们很快就发觉他的头部在轻微地颤动。过后，我们觉得，对于这位总的看来显得文弱的老人，这颤动很容易激起来访者的同情心，无形中倒增加了他待人的魅力了。
索性再多说几句吧。最近的这个蛇年春节过去以后，我们之中的郭，带了儿子（他是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的学生）去天津探亲，也去鞍山西道的新居民楼看望了孙犁同志。出来以后，郭问儿子：“怎么样？孙犁像不像一个农民？”这个大学生回答：“样子像，眼睛不像。眼睛像一个学者。”显然，他也观察到那双明亮的眼睛很具有思维的活力。
却说他在深县这段日子，过得还是很有意义。对于那位组织部长给他的评语，他并不敢欣然接受，因为他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但在战争年代，他和群众相处，确实还说得上融洽：
在那种环境，如果像目前这样生活，我就会吃不上饭，穿不上鞋袜，也保全不住性命。这么说，也有些可以总结的经验吗？有的。对工农干部的团结接近，我的经验有两条：一、无所不谈，二、烟酒不分。……对于群众，到了一处，我是先从接近老太太们开始，一旦使她们对我有了好感，全村的男女老少，也就对我有了好感。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我善于拍老太太们的马屁……①说到接近群众，他还遇到过一件事情。
那是1947年夏天他在博野参加土改的时候。有一天，他到一个很穷的人家去访问，招呼了一声，出来一个红眼睛的妇女，抱着两个光屁股孩子，一个吊在Ru房上，一个几乎要从她的臂弯里溜下来。他觉得这是个邋遢女人。坐定后，问到村里情况，她又什么也说不清，支支吾吾，有些害怕。孙犁又觉得这妇女有些傻，甚至替她丈夫惋惜，怎么会娶这样一个人当老婆。可是见到她丈夫之后，他不惋惜了：这个男人更胆小，你给他说话，他装聋作哑，叫人难以忍受。他叫“老蔫”，受了一辈子苦。在生人面前不敢说话，有时说上一半句，别人一笑，他就吞回去，笑笑完事。他最能忍，受的罪也最多，并且得不到同情，好像生来就该受罪。
但他们开过几次会后，情况变了。在会上，孙犁有意让他多说话，同情他，鼓励他，渐渐地，他变得聪明、活泼起来，孙犁也觉得他勇敢、可爱了。他总是细心地听着“老蔫”的每一句后，觉得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才有价值。因为，“老蔫”并非生来就“蔫”，“蔫”是受压抑的结果。现在不蔫了，说话了，这就是一个解放的过程。
一天开会，孙犁说穷人的血汗供养了地主，他正惭愧自己的话单调乏力，“老蔫”说话了：“你说的一点汗一点血真是不假，汗是血变的，我试过，我接了一碗底汗晒在日头爷下面，干了是红的！”
我听了惊心动魄。汗能接在碗里，汗能晒成红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试验，他有多少汗流在地主的田里？
他没有说出这些感想，有感想的难道都是我们这些人？但从他这一句话，我更加尊重他，尊重他的意见，我想，翻身就是要叫他这样的老实“无能”的人翻身吧！翻身的真理，就在他的身上！①这个简单的故事，很真实地反映了孙犁学习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他是一个作家，他属于自己的时代；他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也就是他成长为一个作家的过程。
在他看来，这道理也很简单：到什么地方，就踏踏实实地工作吧，先不要考虑怎么对创作更有利，没有这方面的目的，有时反而能得到这方面的收获。事实上，每一个作家的出现，并不是他先有意想当作家，大都是他在一个地方认真工作了若干年，又不断地写作，慢慢地也就成了作家。②
这也可以看做他对自己的创作经历的某种说明。在他看来，生活经历对写作非常重要，但还必须关心群众生活。“不关心别人，是写不好作品的，我自己写作品，常常感到生活不够，路子窄，本钱少。比如写战斗，我就写不好。一位熟识的作战科长看了我描写的战争场面，对我说，“你写的这叫打仗吗？’一位在太湖养病的同乡看了我的书，说我写的恋爱也不带劲。这都是因为生活上的欠缺。作品里的生活是不能卖弄玄虚的，一分虚伪也是看得出来的。我们要多认识一些人，多经历一些事。也许今天用不着，明天还会有用的。”①在实际生活中，他会品察细节，也会处理细节。1946年7月31日他给康濯的信②里说：“我觉得写小说的好处表现在作者对生活的深入调查研究，用心的观察体会，因此它不与主题思想两家皮。”
他觉得他生活过的山地人民非常单纯可爱，“例如老太婆，虽是常常耍个心眼，但是她也叫我同情，心眼也简单可爱呀！”他回顾自己在战争环境里经常打起背包下乡，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青年作者：假如在冬天，你背着行李到了老乡家里，老乡提议打通腿睡觉，你不能反对。假如房东家有病人，你因为高兴而唱歌，也会搞坏关系。农民不明白“作家”是怎么一回事，不会给你特别的礼遇。“他们只知道你是念过书的人，能写会算，村农会就求你写标语，村公所求你打统一累进税，抗属求你写信……这一切，你都不能拒绝，而且要做得好。”“当你给他们做了很多事情，群众敬爱你，也是好现象。只要你真正能给他们解除疑难，群众是最不负心的。”他这样告诉别人，他自己自然是这样做的。在经历了这些生活之后，他进入创作，而且把生活和创作两个齿轮，变成了提高自己的动力：我的经验是：认真地做一次群众工作，就是对自己的认识和思想情感一次提高。如果再根据这些体验，从事一次创作活动，那就又是一次提高。①生活是充实的，但很少有读书的机会。而且，他上中学以后渐渐积累起来的那些书，一部分损失于抗战，一部分损失于土改。抗战期间，他的书成了危险品（因为大部分都是革命书籍），家里人只好忍痛烧掉，或是换了挂面，熟肉。至于土改时，因为他的家庭成分是富农，一些书被贫农团拿走，当时农民已普遍学会裁纸卷烟，乡下纸张难得，这些书便改了行——做了卷烟纸了。
这时孙犁正在饶阳县张岗小区参加土改，上级发了一个通知，要各村把斗争果实中的书籍上缴小区，由专人清查保管。在张岗小区，这件工作落在了孙犁身上。
书并不多，全堆在一间屋子的地下，而且多是古旧破书，已经不大能够卷烟。孙犁因家庭成分不好，又正受着批判，不敢染指于这些书籍，全把它上缴县委了。
在乡间工作，没有什么买书机会，偶然遇到书本，也只能用打游击的方式，走到哪里读到哪里。
有时也能遇到中意些的书，这时真有知己之感。1946年在蠡县时，从县城集市的地摊上，买到一册商务出版的精装本《西厢记》，他带在身边看了一些日子，后来送给蠡县一位书记了。翌年在饶阳，《冀中导报》设在张岗的造纸厂，因为常常收买旧书，他又常到这家纸厂吃住，有时便也能从堆放旧书的棚子里捡出一两本有用的书（如《书谱》之类），使它暂免“回炉”之灾。
在河间工作的时候，每逢集日，都可以看到推着小车贩卖烂纸书本的小贩。有一回，他从小贩那里竟买到一部初版的《孽海花》；他一直保存着这本书，进城后才送给一位新婚燕尔、即将出国当参赞的同志。
大体说来，当时的环境没有、也不可能给他提供良好的读书条件。由于种种原因，健康水平又开始下降。他在前面说的那封给田间的信里，承认自己存在着创作苦闷，虽然他又解释说：“……创作的苦闷在我并非主要的，而是不能集中精力工作，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显著，就使自己灰心丧气起来。”这是给朋友的信，也许只是一时的或极而言之的话，但我们不能否认，他这时在健康和心境方面，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了。
自然，如前所说，生活上还是深入的、扎实的。他说过，他们那一代作家的主要特点，是从生活走向创作。纵使他在某个时候，在健康、情绪等方面处于“低谷”，那火热的生活也会召唤和推动他走出这个“低谷”的。
凤凰再生了
解放战争之初，他因为在冀中农村工作，一半是环境驱使，一半是兴之所至，他曾热衷于民间说唱形式，写了一个时期的大鼓词。他那时认为，大鼓词这种形式很好，很为群众喜闻乐见。他以为自己这样做的结果，对他以后写诗、写散文，都很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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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在抗战时就对写诗产生过浓厚的兴趣：“那时行军走在路上，时常涌现一些诗句，在那些年月，诗的句子经常反映到头脑里来，一点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在膝盖上，诗的句子短，抄写方便，很快就记下来了。风里雨里，能写，黎明黄昏也能写，那些年容易产生诗人。”①因为当记者的缘故，他当时写的是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