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我也想过出世，当和尚。现在想，即使有人封我为这里的住持，我也坚决不干。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伴侣。①
这一夜没有睡好。清早起来，在溪流里洗罢脸，提上从文联带来的暖瓶，到门口饭店吃了饭，又到茶馆买一瓶开水提回来。
西湖到底名不虚传，而坐落在湖边上的灵隐寺，又是这样宏伟富丽、奇绝一方。夜晚，它虽然令孙犁感到可怖，但在白天，它又向这位北方来客展示出全部的魅力，“我在北方，是没有见过的。”他说。
在这“门外湖光十里碧，坐中山色四围青”的神仙般的环境里，他过了整整三天，凡是西湖的名胜，差不多都去过了。
在小市上，他给自己买了一个象牙烟嘴，在岳坟给孩子们买了两对竹节制的小水桶，就又取道上海，返回天津。此行大约有半月光景，谁也没有料到，回来以后不久，他的病情反而大大加重了。
在红十字医院
前面说过，1956年的秋天，他病得像撒了气的皮球，亲友们都在考虑他的后事了。
在天津的医院看了几个月，管文教的王亢之，介绍的都是天津的名医，中药西药也吃了不少，但终不见效。
第二年春天，他被送进新建的北京红十字医院。这里设备很好，庭院也宽敞。
他住在楼上靠边的一间单人病房里，有洗澡间。室内陈设讲究，光线充足，四周静得很。吃饭由护士端来，她坐在一旁，看着他吃，一边不断地称赞着铜蒸锅里的菜，劝他多吃些。饭菜确实很好，可惜他那时吃不下。
每天晚上，医院叫他做松节油浴，白天有时还被带到大理疗室做水疗。
护士都是新从苏杭一带招来的姑娘，穿着丝绸白衣，戴着有披肩的护士帽，走起路来，轻盈旋转得天使也似的。孙犁每晚睡下后，床头柜上的蓝色灯光映在粉墙和下垂的窗帘上，像是一种梦境。他只能靠烈性的安眠药入睡，护士照顾他服药后，还站在床边替他按摩，听着他呼吸均匀了才轻轻离去。其实，他常常并没有入睡。
医院很尽心，还叫他去做体疗：病人围成一圈，拿着一根金箍棒似的棍子，在手里摆动着，走一阵就完事。他觉得好笑，心想，如果早些时候知道耍棍儿，也许就不会得这种病了，现在耍得晚了些。但是，在这里，他的病情毕竟得到了缓解：
我从来没住过医院，没有住过这样好的房间，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食。这次住进了这样高级的医院，还有这么多的人关心和服侍。在我病好以后，我常常想，这也是我跟着革命队伍跑了几年的结果，同志们给了我优惠的待遇；那时人和人的关系，也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中了。①在这期间，医院总务处长董廷璧，给了他许多具体的帮助。他是蠡县人，为人慷慨热情。北京所有的朋友也都很帮忙，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北京市委的张青季，是他中学时的同学，抗日时期的战友，也都是蠡县人，他们请来北京市的名医，为孙犁会诊。丁玲那时的处境已经不大好，叫葛文（作家，田间的爱人）带了信来看他，说是不是请湖南医学院的一位李大夫来给看看。李大夫，即哲学家、经济学家李达的儿子，后来终于来到病房。看来他主要是进行心理治疗的，他给孙犁讲解神经系统怎样容易患病、应该如何医治，还有第一信号、第二信号等等。他讲话声音很高，有时脸涨得通红，这时人会想到，他就是直观教具，因为他讲的那些内容，正在他身上起着作用。
他给孙犁讲了两三次，然后叫他吃一种药，据说是兴奋神经的药，外国学生考试时常吃——但不是加拿大运动员约翰逊服用的那种类固醇。孙犁吃过后，觉得精神好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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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夫给孙犁看病这件事，丁玲也记得很清楚，她在1980年10月30日致孙犁的信②里是这样说的：记得是1957年春天，你正住在医院，我介绍过一个专门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医生去看过你，以后就不再听到你的消息。再后，我长年乡居，与文坛隔绝，更无从打听你的情况，偶尔想到也无非以为……既然你现在又写文章了，可以想象大约还过得去吧。你是一个不大说话的人，不喜欢在人面前饶舌的人，你很早就给我这样一个印象。……总之，他得到了很多同志的关心，又从死神的怀抱里挣脱出来了。
现在，医院认为这种病不宜长期住在医院，他就到小汤山疗养院去了。
他先回到天津。当他从家里动身时，母亲——她已经八十多岁——站在廊子里送他，说：“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
不料这竟是他同母亲的永诀。他在外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
报社派了一位原来在传达室工作的老同志照顾他。老同志去租了一辆车，“在后座放上了他那一捆比牛腰还要粗得多的行李，余下的地方让我坐。老同志是个光棍汉，我想他把全部家当都随身带来了。”①出了城，汽车行驶在狭窄不平的公路上。已经是7月份，两旁都是高粱地，天气干燥闷热，一路很少行人车辆。他正枯坐无主，却遇上一辆迎面而来的马车，拉着一具棺木，有一群苍蝇追逐着前进。他皱起了眉，他的神经衰弱还没有好，这景象，使他一路心绪不佳，直到抵达小汤山，他的敏感而脆弱的脑膜上，还散乱地飞舞着这不快的印象。
疗养生活纪略之一
小汤山在北京西北方向，属昌平县，以温泉闻名，泉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湖泊，从湖旁的残碣断石，可以认出这里原是清末民初阔人家的别墅，解放后，盖成一座相当大的疗养院。他能来这里疗养，是李之琏给办的，李认识一位卫生部的负责人，正在这里休养并管事。
疗养院的一排两层楼房，头起是两处高级房间，有会客室和温泉浴室。孙犁居然住进了楼上的一间，他至今认为是一生中难得的幸遇。因为房间里有引来的温泉水，“有时朋友们来看我，我都请他们洗个澡。慷国家之慨，算是对他们的热情招待。女同志当然是不很方便的。但也有一位女同志，主动提出要洗个澡，使我这习惯男女授受不亲的人，大为惊异。”①
在小汤山，呼吸着从西北高山上吹来的风，这风掠过湖面，变成一种湿润的、带有硫磺气味的新鲜空气。他还学会了钓鱼和划船。钓鱼技术虽然不高，也有过从水面上钓起一条大鲢鱼、或从水底钓起一条大鲫鱼的记录。至于划船，他自度不只技术不高，姿态也不好看。但在这里划船不会有任何危险，“可以随心所欲，而且有穿过桥洞、绕过山脚的种种乐趣。温泉湖里的草，长得特别翠绿柔嫩，它们在水边水底摇曳，多情和妩媚，诱惑人的力量，在我现在的心目中，甚于西施贵妃。”①
他的病渐渐好起来了：证明之一，是我开始又有了对人的怀念、追思和恋慕之情。我托城里的葛文同志，给在医院细心照顾过我的一位护士，送一份礼物，她就要结婚了。
证明之二，是我又想看书了。我在疗养院附近的小书店，买了新出版的拍案惊奇和唐才子传，又郑重地保存起来，甚至因为不愿意那位老同志拿去乱翻，惹得他不高兴。②
他和老同志已经很熟了，对方赶过大车，傍晚他们坐在小山上，老同志给他讲了不少车夫进店的故事。他们还到附近野地里去玩，那里有许多据称是公主坟的地方。从这样的地方回来，他有时看《聊斋志异》。疗养院的医生知道后，对那位老同志提出要求：“你告他不要看那种书，也不要带他到荒坟野寺里去转游！”
孙犁不以为然：“其实，神经衰弱是人间世界的疾病，不是狐鬼世界的疾病。”
到了11月，天气渐渐冷了，清晨黄昏，湖面上升腾着蒸气似的白雾，水草也渐渐褪去那翠绿的生命的色彩。在红十字医院时，他不看报，也不听广播。这里却有高音喇叭，在湖边散步，能听到大张旗鼓地批判右派。有一天，他听到了丁玲的名字。
过了阳历年，他决定转到青岛去。在北京住的那天晚上，李之琏坐了小车来看他。李虽然没有谈什么时事，但孙犁看出他的心情很沉重。不久，就听说他也牵连到“右派”案件中去了。
大约在1958年1月，报社派了小何把他送到青岛的疗养院。
他住在正阳关路一幢绿色的楼房里，为了安静，他选择了三楼一间孤零零的，虽然矮小一些，但光线很好的房子。
在疗养院，他遇到了一些知名人士，如哲学教授、历史学家、早期的政治活动家、文化局长、市委书记等等：“这些人来住疗养院，多数并没有什么大病，有的却多少带有一点政治上的不如意。反右斗争已经进入高潮，有些新来的人，还带着这方面的苦恼。”①某市文化局长，和孙犁见过一面，孙犁到该市游览时，曾为介绍住宿。原是精明能干的人，现在精神沉郁，烦躁不安，竟不认识孙犁了。新婚妻子是个年轻、漂亮的东北人，每天穿着耀眼的红毛衣，陪他并肩坐在海边上，从背后望去，该是多么幸福、愉快的一对。但他终日不说一句话，谁去看他，他就瞪着眼睛问：“你说，我是右派吗？”
没有人能回答这问题。只有一位质朴、诚实的大夫，有一天和气而肯定地说：“你不是右派，你是左派。”
病人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但这一保证没有治好他的病。右派问题越来越重，他的病也日益严重。不久，在海边上再也看不到那一对引人注目的背影了。
和孙犁比邻而居的哲学教授，带来一台大型留声机，每天在病房里放贝多芬唱片。他热情地把全楼的病友都叫来听，只是有一件：谁也不能摸那留声机。留声机的盖子上，贴有一张注意事项，每句话的后面，都挂着一个大惊叹号。这位教授写起文章来，也是很爱用惊叹号的。
孙犁对西洋音乐，向不留意，每天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