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病……这是自我验证、一针见血的话，所以他接下去说：“书无论如何，是一种医治心灵的方剂。”①他也喜欢写写毛笔字，他那里有很多碑帖。他很喜欢欧字，认为欧字方正削利，很有风骨。
也想到了要做些事情。当天气不好，不能出门游散的时候，他曾打开封存几年的稿件，想有所作为。但是，做什么呢？“要想写《铁木后传》，需要重新下乡；要想整理《风云三集》，需要很强的脑力。这两条路都走不通。而且，即使只是这样对着稿本呆了两天，也还加重了病症。只好喟然一声，重新把稿件束之高阁。”②他实在并没有完全恢复健康。1961年冬季，有几位青年来探视他的病情，谈到了写作问题，很使他黯然。他沉默了一会儿，对他们说：“有一位演员，最近谈到，因为生理的原因，停止了舞台生活，很感痛苦。这种心情我是能体会的。其实，不只艺术，别的职业也一样，一旦被迫停止，总是很难过的。人，总是不甘寂寞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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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还是把《风云初记》这部由一、二、三集单行本合成的长篇“整理”完了，当然，那是比较简单的整理工作。打开这部长篇，我们看到在书的结尾，作者署有几行小字：“一——六○节写于1950年7月至1952年7月。六一——九○节写于1953年5月至1954年5月。1962年春季，病稍愈，编排章节并重写尾声。”
至于《铁木后传》，作者在别的地方也做过回答，那是永远也写不出来了。
文艺界的朋友们也很关心他的病。1960年夏天他去北京，当时在《文艺报》和作家协会工作的侯金镜，特意抽出时间，先后陪他在八大处修养所和颐和园修养所住了些日子。侯金镜和别的同志还曾陪他到香山去玩。这是因为大家知道他有病，又轻易不出门，因此肯牺牲时间，同他到各处走走。但他实在不善谈。有时候，侯金镜热情地坐在他的房间，看他总提不起精神，也就无可奈何地走开。朋友熟了，知道他的脾气，也从不见怪。
孙犁记得，在那些日子，侯金镜的书包里总装着一本《白洋淀纪事》，几次对他说：“我要再看看。”孙犁懂得，那意思是：侯要写一篇关于该书的评论，或者和他当面谈谈。侯每次这样说，他也总是点头笑笑。
侯终于没有写，也没有说。这是孙犁早就猜想到的：“对于朋友的作品，是不好写也不好谈的。过誉则有违公论，责备又恐伤私情。”①但他确知侯是很关心他的。在颐和园住着的时候，孙犁偶然提起北京什么东西好吃，侯如遇到，必买来送他。晚上，孙犁送客，侯总伴他把客人送到公园大门以外。孙犁知道：公园道路曲折，夜晚又很空旷，侯不大放心。
郭小川、贺敬之也把他带到前门外一家菜馆，吃了一顿饭。“其中有两个菜，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适口的美味珍品。这不只是我短于交际，少见世面，也因为小川和敬之对久病的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才留下了如此难以忘怀的印象。”②大病之后，他很思念故乡，为了舒散一下被病魔困扰已久的身心，他决定回家乡看看。
上午乘吉普车动身，经保定、安国等旧游之地，下午就到了家。按照家乡规矩，他在村头下车，从村边小道绕到叔父家去，吉普车从大街开进去。
村边有几个农民正在打场，孙犁趋前打了招呼。走进村里，街上站满了人，“大人孩子，熙熙攘攘，其盛况，虽说不上万人空巷，场面确是令人感动的。无怪古人对胜利后还乡，那么重视，虽贤者也不能免了。但我明白，自己并没有做官，穿的也不是锦绣。可能是村庄小，人们第一次看见吉普车，感到新鲜。过去回家时，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③走进叔父家，院里也满是人。有个他称做“老焕叔”的人，由叔父陪着，从屋里走出来。他满脸病容，拄着棍子，大声喊着孙犁的小名。孙犁把他扶进屋，坐在唯一的木椅上。
不见故乡思念故乡，见了故乡，却又想到自身罹病，亲人亡逝，增加了许多荒凉感，所以心情并不见好。他的收获，是后来写了一篇《老焕叔》。老焕叔年轻时不务正业，在外游荡，第一个把麻将牌引进东辽城。但他倒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乡里的坏事。村里有个叫曹老万的，幼年不耐农村贫苦，到安国药店学徒，学徒又不成，流为一方光棍，窝娼聚赌，且又悍鸷、无赖，被同伙奉为头目。此人把梅毒引进村内，自身被祸且不说，贻害乡里，罪过更大。对此，孙犁引古人话说：“不耕之民，易与为非，难与为善。”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不管在哪一个行业里，不务正业的人，都有这个特点。即此一桩，孙犁已不虚此行了。
第八章 风雪十年
不寻常的接火
1966年春夏之交，他还在南窗之下摘抄《颜氏家训》，没有想到十年动乱的祸水就要冲到院子里来了。
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他刚刚度过了五十三周岁的生日，他患病也有十年了。身体还很虚弱，十年严霜已经铺天盖地地打了下来。
在机关，他是第一个被查封“四旧”的人。首当其冲的，是他那些书。他怎么也想不到，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这场运动，会把书作为革命对象。运动到来之前，他还按照平时习惯，给自己的书包上书皮，并在上面写些“题识”之类的话。在《金陵琐事》这本中的书皮上，他写了这样几句话：“此等书不知何年所购置，盖当时影印本出，未得，想知其内容，买来翻翻。整理书橱，见其褴褛，装以粗纸，寒伧如故。1966年，时已五十四岁（此指虚岁——引者）。忆鼓捣旧书残籍，自十四岁起，则此种生涯，已四十年。黄卷青灯，寂寥有加，长进无尺寸可谈，愧当如何？”①没有等他明白过来，他已被叫到机关，参加“学习”了。
实际上，那不是学习，那是一连串毫无精神准备的不寻常的接火。
家人预感到他那些书不妙，值孩子舅父在津，便把线装书抱到后屋，前屋书橱装新书，都罩上白纸。这样一来，反而“欲盖弥彰”，不过两天，机关的“文革会”就派来红卫兵，将所有书橱加上了封条。内弟深知孙犁爱书，怕他精神上受不了，等他“学习”回来，特别对他进行安慰。其实，当时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尚且未卜，孙犁已顾不上这些了。
再后，造反派将后屋隔断，每天都能听出有人在那里捆绑旧书。随之又来前屋抄书，孙犁的小女儿在场，她还不满二十岁，以也是红卫兵小将的资格问：“鲁迅的书，我可以留下吗？”
“可以。”
“高尔基的呢？”
“不行。”
于是，“高尔基”被捆走，“鲁迅”得以留下。领头的是一个水管工人，他的答对，在当时情况下，孙犁认为满有水平。
当时孙犁有十书柜书，全部被抄，其中有多部被列为“珍贵二等”。妻子知道书是他的性命，非常难过。看看他的脸色，又很冷漠，她奇怪了，还以为他临事不惊，心胸宽阔。
问他，他只说：“书是小事。”就不说什么了。
孙犁的家被抄多次，其中一次由南开大学红卫兵执行，——这次殃及文字稿件。他们走后，家里人又自抄一次，这样的文字差不多绝迹了。
这已经是冬天，室内暖气被拆毁，一天黎明，正在生病的妻子，把一些本子、信件，甚至亲朋的照片，投进了火炉。她不识字，她凭感觉知道，这些带字的东西在目前会招祸，便照圣人“敬惜字纸”的规矩，使之乘火升天。
但他的一些信件却在另外的地方保存下来。那是1959年以后几年间写给冉淮舟的信。当时孙犁正在养病，要出几种书，冉淮舟帮助他做了许多抄录、编排和校对方面的工作，其中主要是对于《风云初记》的结尾、《白洋淀之曲》的编辑、《文学短论》的选择、《文艺学习》的补充等等方面的协助。那些信件，就是在工作过程中写的。孙犁说：“淮舟写给我的信，在1966年以前，我就全部退还给他保存了。并不是我预见到要有什么大的灾难，是我当时感到：我身体很坏，恐怕活不长久了。”①至于他写给冉淮舟的信，在1966年以后，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因为按照常规，它们也早该丢失或被销毁了。当历尽劫难，冉淮舟把这些信件抄录成册，做为礼物送给他时，使他大吃一惊。原来，这些信和孙犁送给他的书，都存在保定他爱人那里，武斗期间，这位同样是孙犁作品的热心读者，不顾家中其它财物，背着这些书和信逃反，以致因过度劳累而流产。显然，如果冉淮舟当时也把这些信件退还孙犁，那肯定是只字不存了。冉淮舟曾把自己搜集到的孙犁旧作一束交孙犁保存，结果就是如此。
他的《风云初记》，也曾一度成为珍本：“所有底本，今全不知去向，出版社再版，亦苦无依据”，他请冉淮舟代觅一册，结果，也是冉将自己保存的作者签名题赠的书，回赠给他，使他“展读之下，如于隔世，再见故人。”①冉淮舟是高阳人，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学生时代就是孙犁作品的研究者，除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有关论著外，在孙犁作品的搜集、辑佚和整理方面，也做出了可观的成绩。
在反复的抄家中，孙犁的画也受到了损失：1961年，黄胄同志送给我一张画，我托人拿去裱好了，挂在房间里，上面是一个维吾尔少女牵着一匹毛驴，下面还有一头大些的驴，和一头驴驹。
1962年，我又转请吴作人同志给我画了三头骆驼，一头是近景，两头是远景，题曰大漠。也托人裱好，珍藏起来。
1966年，运动一开始，黄胄同志就受到“批判”。因为他的作品，家喻户晓，他的“罪名”，也就妇孺皆知。家里人把画摘下来了。一天，我出去参加学习，机关的造反人员来抄家，一见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