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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城市荒凉，缺少很多东西，但有一件东西是不缺的，那就是军队。特别是在西关火车站，不断有杂牌军队驻防。学生们星期天进城，在西门外护城河石桥旁边的一家澡堂里，常常看到挤满了军人。马路上三五成群的士兵随处可见，他们一般不带枪枝，而是把宽厚的皮带握在手里。“黄昏的时候，常常有全副武装的一小队人，匆匆忙忙在街上冲过，最前边的一个人，抱着灵牌一样的纸糊大令。城门上悬挂的物件，就全是他们的作品。”①从各方面看，保定虽则破败萧索，却是一个军人的世界。也许这正是这座古城两个不可分割的时代特点。有时候，如果演出什么重要的场面，那也多半和兵联系着。例如，像当时的张学良这样的重要人物来了，那就得临时戒严：街上行人，一律面向墙壁，背后排列着也是面壁肃立的持枪士兵。
当时保定最主要的街道是西大街，除去星期天，这里也很少行人，两旁的店铺，或关或掩，不见有什么生意。有名的市场“马号”里，游人也寥寥无几。这个市场，高低不平，又很阴暗，各个小铺子里的店伙，呆立在柜台旁边，有的就靠着柜台睡着了。面对着这样一幅残败景象，南门外大街上几家小铁器铺里传出的叮当声，以及从西关水磨那里传来的哗哗流水声，反而给这座古城平添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寂寞之感。对于这样一座城市，孙犁称它“是一座灰色的，没有声音的，城南那座曹琨花园，也没有几个游人的，窒息了的城市。”②
但是，正是这座城市，是那时“中国北方除北平以外著名的文化古城。”①它主要靠几所学校维持着。孙犁所在的育德中学，非常重视教育质量，它不惜重金，礼聘名师执教。我国创办最早的工科大学——北洋大学，那时每年录取的新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育德。同时，它不惜工本，培养运动员，一度像舞台上的梅兰芳那样显赫的篮球场上的明星王玉增，就来自育德。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每期差不多由它包办。此外，在它培养的学生中，还出了一些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成为一代名人的人。不过，在孙犁进校的时候，勤工俭学一事已经名存实亡，学校里虽然附设着一个铁工厂，又和化学教员合办了一个制革厂，但都没有什么生意，学生也不到厂里劳动了。
选择与思考
孙犁的学历，和时代的节拍非常吻合：五四运动那一年，他进入小学；在他升入中学的时候，则正赶上举行北伐革命。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有南方兴起，以度卷之势，扫荡着半个中国，使他正在求学的这个北方城市也受着深深的震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它播下的种子却在继续发芽、成长。孙犁1926年入校，开始了四年的初中学习生活；1931年升入高中普通科第一部（类似文科），于两年后毕业。在前后六年的学习生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反映着革命迂回进退的那些时代的激流和潜流，是如何改变着他的学习环境，影响着他的选择和思考。
当革命暂时受挫时，有大批的革命出版物，涌现在这个表面上沉默的城市。孙犁刚入学时，年龄还小，因为想家，第二年从寒假起，还休学一年，于1928年寒假后复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像那时的许多青年一样，开始了“朦胧的觉醒”①。时至晚年，在谈到那一次休学时，还表示惋惜：“这一年，革命军北伐，影响保定，学校有学潮，我均未见，是大损失。”不但如此，他还记下了这次革命对农村的影响：“父亲寄家《三民主义》一册，咸与维新之意。”②可见，那次失败了的革命，无论对孙犁还是对孙犁的家庭，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1928年孙犁回到学校，一个鲜明的印象是：礼堂内挂上了“总理遗嘱”等标语。孙犁终于比这些表面文章走得更远，渐渐地，他去阅读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著作和新兴的文学作品了。那时，这类书很多，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无所顾忌地陈列着，有的还摆在街头出卖，价格也便宜。在一个时期里，孙犁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哈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经典著作，并用蝇头小楷，在一本本练习簿上，写满了读书笔记。此外，还读了那时翻译过来的苏联和日本学者所著的经济学教程，如布哈林和河上肇等人的著作。由于这些著作的引导，他进一步读了马列主义的文学理论。他觉得，“这些理论，使我接触到比那些经典的哲学著作更为实际的革命的内容。我读起来也觉得好懂些，更有兴味。”①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文学概论》和当时文坛论战的文章，如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的论战，后来的《文艺自由论辩》等。我们知道，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的论战，主要发生于1928年，那时孙犁刚刚复学，才十五岁。在时代浪潮的催动下，他（还有他的同代人）显得早熟了。至于“文艺自由论辩”，则发生于1932至1983年间，是鲁迅、瞿秋白、周扬、冯雪峰等左翼作家和胡秋原（自称“自由人”）、苏汶（自称“第三种人”）的论战，那时，孙犁已经升入高中。前后两场论战相距四、五年之久，孙犁从少年成长为青年，而他对这些论战的关注（当时还有其它一些文艺论战，想必他也注意到了）是一贯的。他曾经说过，在当时读了那些论战文章之后，他是站在左翼一边的。
除去这些论战文章，他还读了中国和外国人写的一些唯物史观艺术论著。他读得较早的有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政策》等，直到晚年，他在写给别人的信里提到这些书时，还认为“很有价值”②。此外，给他留下了较深印象的，是厨川白村、藏原惟人、秋田雨雀的著作，以及柯根的《伟大的十年间文学》。在这些作者中，前三人是日本文艺评论家和作家，后者是一位苏联文学史家，他的这本《伟大的十年间文学》，论述了十月革命前后至1927年间苏联文学发展的概况，初由沈端先（夏衍）译出，1930年9月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孙犁认为他的论述很明快，因此读起来很有兴趣。在那个时候，他能够在北方一个显得那样衰颓的小城里读到它，说明这类革命书籍的传播的确是很快的。
孙犁家里虽然不算富裕，他还是尽量购买和阅读这类书籍。那时，在保定“有一家偷印别人家出版物的印刷厂。印刷厂的主持人，后来听说前人家控告下狱。他翻版的书，数量很大，传播到了北方的各个城镇，甚至乡村，而且大都是革命的书籍。这个印刷厂在传播革命的种子上，是有些功绩的。”①
当然，在那一时期，也有一些挂羊头、实狗肉的假马克思主义的书，使青年人常常上当。有些杂志，不只名字诱人，封面也用红色，显得非常革命，里面也常引用马列主义的字句，而实际是反马列主义的。但这毕竟是螳臂挡车，无济于事，青年人还是从比较中增长了鉴别力。至于孙犁，他在这方面是得到鲁迅文章的许多帮助的，因为鲁迅先生经常揭露这些貌似革命或伪装马列的骗子手。
孙犁也读了许多文学作品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前驱者们的著作，如《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鲁迅、周作人等作家的译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冯文炳）的小说、散文，还有一些英、法小说和印度作家泰戈尔的作品。英文方面，他读过《林肯传》、《泰西五十轶事》、《伊索寓言》、《英文短篇小说选》、《莎氏乐府本事》。不过，这些主要是做为正课来学习的，在高中时，他开始攻读英语，曾获得“佳评”。
遵循着他在当时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后来他就专读左翼作家和苏联作家的小说了。
他是在一些左翼理论著作的提示下去阅读苏联新兴的文学作品的。他最初读的是曹靖华翻译的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和爱伦堡的《烟袋》。“拉甫列淫夫的简洁的叙事诗的风格和草原的热风一样的感人的力量，使我非常爱好。爱伦堡的短篇《烟袋》所包含的强烈的、真实的革命的激｜情，震动了我，我一直保存这本书，直到我参加了抗日战争，后来把它遗失在战场上了。”①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追求这些东西。后来他还告诉一些青年作家：要多读一些合乎自己的艺术气质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原来这也是他的起点，他从中学时代就积累起这方面的经验了。
他也很喜爱聂维洛夫的作品。聂维洛夫是苏联十月革命初期的作家，多写农村故事，孙犁对他的短篇《一个女布尔什维克》有很深的印象，在《文艺学习》这本书里，用很长的篇幅向读者做过介绍：十月革命前，善良的玛利亚一直受丈夫摆布，连丈夫捏她拧她，她也只是用微笑回答。布尔什维克来了，她开始觉醒，后来被选进了村苏维埃，丈夫要求离婚，她一摆手就答应了。哥萨克兵进入村子，玛利亚转移到外村工作，传说有人在别的村子里看到过她，又说也许不是她，因为革命后这样的女人已经很多了。“情节、对话、叙述、描写、结尾，全是讲故事的样子，一切单纯、一切统一。”“故事在十月革命发生，作者根据那个时期乡间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动态和节奏，制成他的文章。”①在这里，读者又一次看到，成为他后来的创作风格的那些因素，在他中学时代的阅读兴趣里就已经体现和孕育着了。
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名著《毁灭》，自从1930年1月起，在左联刊物《萌芽》月刊上连载的时候，他就读了。后来他买到一本翻印本，还想得到一本1931年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印行的原版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