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想儿子的时候，在家帮忙照看儿子的父母就会给他发几张照片。很多时候，在上班工作的间隙，看着儿子那怪模怪样的可爱照片，他觉得“浑身是劲，所有的烦恼顿时烟消云散”。
家庭主妇高女士则认为她那部爱不释手的拍照手机给她带来了很多生活上的方便。忙于生意的丈夫经常没时间陪她逛商场，于是当她去选购诸如窗帘、床单枕头之类的家庭用品时，就会拿起手机拍下来，发个彩信给丈夫，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更重要的是有些东西是只有他自己才好决定买不买的。他喜欢养花，我一看到好的盆景就拍下来发给他；还有，假如我要给他换个烟斗什么的小物品，也可以让他及时看到式样，方便极了。”当然，这种“方便”还能带来经济效益。从事大型机械维修工作的黄先生以前外出时总要随身携带纸和笔，因为碰到结构复杂的国外产的零部件，如果不拿笔照着样子画下来，和把一长串的英文单词抄下来，是无法跟五金店的营业员说清楚的。现在则是轻轻松松一拍，一切搞定。报纸的记者同行也爱上了这个玩意。好处之一就是去外地采访时，有了不必再去背那重达几公斤的笔记本电脑和相机的可能性，拍完照片，手指再轻轻一按，图片就传回了急着要稿子的编辑手里。更何况，拍照手机给隐性采访提供了更大的便捷。
看看，既能增加生活情趣又能提供工作便利，这么好的高科技，还不赶紧去买一部？不好意思，记者的工作不是要来推销拍照手机，接下来要请你听听反对意见。没想到的是，发牢骚的恰恰是一位手机销售业主。这个姓贾的年轻人基本上保持一年换一部手机的频率，可从来没有跨越拍照的“雷区”。他说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直对这个东西很抵触，不过说到激动之处，他神秘地告诉记者：拍照手机里面可能还有一个“很大的阴谋”。阴谋？有这么严重吗？“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他说，“你想想现在手机的质量并非时时处处都有保证，有的用三两个月就哑火了，有的总是小毛病不断，甚至连手机爆炸这样的现象都有发生，我就挺反感那些手机生产商不好好在改进质量上再下点功夫，却拿出这么一个新潮的玩意来转移注意力。你做记者的也知道，自从拍照手机出现以来，就连媒体也被吸引到这里，而不像以前那么关注手机本身的质量问题了。”
想想也有些道理，到底谈不谈得上“阴谋”大概只有手机商人们知道了。不过，另外一位50多岁的李大爷的看法似乎更具代表性。他认为手机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联络方便，提高工作和生活的效率，而现在的拍照手机的照相功能也好，彩信彩铃功能也好，在实质上不过是一种点缀，却让很多年轻人沉迷于此，花费了不少心思和时间。李大爷念念不忘的是有一回打儿子的手机，先是听到一段周杰伦的音乐，他想这儿子几天不见说话都结巴了；然后紧接着一个有如鬼魅般的声音响起：“恭喜你，找到我了！恭喜你，找到我了！”他莫名其妙，“儿子，儿子”不停地喊，对方却一个劲儿地在“恭喜”……直到后来才得知这不过是儿子新下载的一段彩铃。实际上李大爷说的也不假，手机的拍照功能现在已经喧宾夺主，成为一些年轻人选购手机的第一看重条件，当记者走进北京有名的公主坟手机批售市场，各种品牌的拍照手机总是摆在柜台最醒目的地方。店主这样向记者推销：“大哥，买这手机吗？拍照的，你看这世界多美好！蓝天白云，青青的小草，鲜艳的花朵，你就不想留个纪念吗？大街上还有那么多美女……”记者推推了眼镜，仔细一看，这还真是卖手机的地方，而不是数码相机的专卖店。
永远的偷拍……
哲学家说，存在的即是合理，合理的必定存在，有时候咱还不得不佩服这句话的高明。来想想为什么偏偏把摄像头安装在手机身上？假如安装在自行车上，一路呼呼下来能把沿途风景拍个遍，还可以边踩边充电；假如安装在眼镜上，看到哪里就拍到哪里，不是更好？精妙之处就是这两种假设让一样东西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那就是：偷拍。美女的裙子底下总放不下一辆自行车吧？至于“眼镜式”的则更麻烦了——你总不至于把头也伸进去。只有手机才好在人群的掩护下堂而皇之地完成这一动作，实际上这样的新闻也是时有发生。信息产业部的官员表示，拍照手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使用正常，并没有引发较大的社会问题，国家之所以未对拍照手机的生产销售做出限制，是因为偷拍等负面影响归根到底还是使用者自身的问题，在这些方面国家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约束。社会学专家对此持相似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姓王的研究员说，任何技术进步都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但不能因此就将新技术拒之门外。比如一个人想偷拍，如果没有拍照手机，小巧的数码相机一样可以成为他的工具，因此可以说拍照手机本身是“无辜”的，关注偷拍的问题应该更多地从法律的角度去关注。只有当拍照手机引发了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时，限制它的生产和使用，才是有所必要。律师认为公众也要明白“偷拍”的概念。从法律的角度看，“偷拍”更关注的是拍照者的行为结果，一是看有没有由此谋取利益，二是看有没有恶意散发、诋毁被拍照者的名誉。如果拍照者以上两项行为都没有，而只是把拍来的照片作为个人欣赏或者资料收集，那么既不违法也不侵权。因为从法理上说，人们的隐私权受到公共空间原则和公共利益原则的限制，在没有用以谋取利益和用以恶意传播的前提下一个人在公共空间里被拍照，本质上同“被人看在眼睛里”没有什么区别，拍摄者的行为也就如同他的注视行为一样，谈不上侵犯对方的肖像权。当然，事主发现时也可以要求拍照者停止拍摄和赔礼道歉。由此看来，一直说不完道不尽的偷拍问题在法律上还很复杂。然而也不能回避的是，现在的拍照手机已是朝着有利于偷拍者的方向转化。越来越隐蔽的摄像头，越来越高的像素，越来越先进的与电脑联网的技术，让一张张被拍下的照片有不可预知的危险性。一位在数码科技公司任主管的刘先生告诉记者，以前拍照手机的摄像头往往安装在背面或者翻盖上，而现在则是安装在转轴侧面，而且还可以多角度旋转，隐蔽性相当强，这样的话，一些高科技公司的的图纸、样品很可能在两秒之内就被传输出去。而手机摄像头达到30万像素水平，就可以把所拍摄的照片转换成数字文件进行观看，目前厂商推出的100万像素级拍照手机，则完全可以把所拍摄的照片用打印机清晰地打印出来。
另外，据记者了解，现在一些人的偷拍对象已经从当初偶尔一遇的“走光者”，转向了从事“边缘职业”的女性。有一些人甚至专门带着手机去娱乐场所偷拍，乐此不疲。在某歌厅工作的王小姐对记者说，她已经在一家成｜人网站上看到了自己和几个同事被手机拍下来的相片，并且还配有几段黄｜色文字，所以现在她一看见客人拿出手机，心里就发毛。实际上不止她们，我们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偷拍的对象，你可能认为自己没什么好拍的，但对偷拍者来说偷拍是不需要理由的，追求刺激感或者纯粹出于好玩都可能令他拿出手机。所以你一个小时之前在大街上去了一次公共厕所，一个小时之后“出恭”的过程可能就在网上直播。问题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来防备；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当一个人拿出手机的时候，朝他大喝一声：“喂！打手机请离我500米开外！”通讯专家说，防备拍照手机的偷拍还得依赖反偷拍技术在手机上的应用，比如可以让拍照手机无法消除快门的声音等等。还有人认为可以对手机制造商提出要求，凡是通过拍照手机拍下来的照片，必须带有这部手机的标志，如号码等。这样，当拍下来的照片被放在网络上传输的时候，能够留下一些拍照者的资料。在北京公主坟手机批售市场，一位刚刚购买拍照手机的男士对记者说：“拍照手机是可以用于偷拍，但谁说买了它就要拿去偷拍？菜刀当然可以用来杀人，但正常人只会拿来切菜，难道非得要去干出一些违法乱纪的事不可？我想只要人人不存偷拍之心，那么我们每个人就不会有被偷拍这样的烦恼了。”
情感生活里的“手雷”？
有社会学家曾认为人类每一项新的生活用品的出现，都会给人们相对应的情感生活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拍照手机看来也不例外。比如冯大导演就很清楚这一点，他把手机的故事直接搬上荧幕，然后让一对双双来看电影的情侣在电影院就打起架来。
记得“严守一”先生曾对着拍照手机感叹：“这哪里是手机，简直就是手雷！”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和漂亮的“武月”小姐翻云覆雨时，对方还能“一心两用”，用一部小小的拍照手机就记录下了亲热的过程。当他后来对“负责任”的问题稍有含糊时，“咣”的一声，亲热的照片就发到手机上来了：你不是记性不好吗？那给你发张现场图片，看能不能改善一下你的记忆能力？如果观众朋友们要问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冯导肯定会说：“艺术高于生活，但也是来源于生活。”当然，记者也可以对此作出回答：拍照手机的出现，让某些对伴侣不忠的人再无法“一心一意”地沉浸在偷情的快感里，而多了一点烦恼与担忧。不过，应该相信“严守一”式的人还是少数，那么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和烦恼说再见了吗？不是。一位男士这样向记者诉苦：“我老婆是一个猜疑心很重的人，以前是经常打电话问我在哪里，在干什么；现在我们俩的手机都能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