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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秀玉喜悦地叫起来：“找到了，找到了。”孩子住了手，看见母亲拿着一支竹笛从椅子上跳下来。大的问：“妈，你咋会有笛子？”梅秀玉抚着青黑色的箫，叹道：“这不是笛子，这是箫。”她把箫贴在嘴上，屋里立刻响起一声低沉委婉的乐音。
两个孩子从没看见母亲吹过，又惊又喜地跳起来喊：“妈，原来你还会吹笛子。”小的伸手就要去抢。梅秀玉闪身避开，说：“别弄坏了。”大的恳求道：“妈，再给我们吹一个，再吹一个。”
梅秀玉被孩子的情绪感染，脸上现出少女似的羞赧，运了一口气，然后忘记一切地吹起来。《 阳关三叠 》的旋律使简陋的小屋突然拓展了空间，弥漫着一种诗意的伤感。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也被这稀有的音乐摄了魂魄一般呆住了。正在痴迷着，箫声突然中断，梅秀玉红着眼睛说：“妈不会吹了。你们出去玩吧，出去玩。”
小的出去了，大的却不走，赖在梅秀玉身边非要看看箫是怎么吹响的。梅秀玉说：“你想学这个，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现在也没人吹了。”大的说：“我要吹。”梅秀玉哄他：“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妈教你。”
过了几天，家义从梅秀玉那儿得了消息，即刻让国平把家慧找来通报。家慧喜出望外，抚着胸脯说：“这下好，这下好，再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过日子了。”章达宣一边儿坐着，说：“我看也只是权宜之计。”
家慧还是很高兴，脸上浮现着掩饰不住的喜悦，说：“家义，你托的是谁？姐该上门谢谢人家。”家义犹豫半天，含糊地说了句：“是梅秀玉爱人帮的忙。”家慧哦了一声，说道：“原来你找的是她。”
家义掏出两块钱，递给家慧，说：“听说她爱人能喝酒，你看啥时候买两斤酒提过去。”家慧把他手一推，说道：“不用你拿钱，我去买就是了。”家义把钱硬塞进她手里，说：“这也是我的一点儿意思。你去了，多余的话别提。”临走还不放心，又交待一句：“姐，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家慧点点头。“你放心。”
家慧费尽周折托人买了两斤大曲酒，趁夜提着，按家义告诉的地址，找到梅秀玉家。两斤大曲酒是难得的紧俏货，梅秀玉丈夫见了，高兴得两只眼睛闪闪发亮，连说：“街坊四邻的，何必这么客气呢？”
梅秀玉抢着说：“我一说你跟我姐是妯娌，他满口答应帮忙。大家都不是外人，你真不该花这个钱。”家慧真诚地说：“你们两口子可是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哪！”梅秀玉丈夫连连摆手。“言重了，言重了。以后再有啥难处，尽管来找我。”
家慧告辞出来，梅秀玉一直把她送到镇政府大门外。家慧说：“二姑娘，我和家义都记着你的好处，今生报不了，来世报答吧。”
梅秀玉脸上浅笑着，说：“这话我可担不起。我姐离得远，你要不嫌弃，就认我做个妹子吧。”家慧紧握住她的手，酸涩地说：“你是好人。可惜我们汪家没这个福分。”她不说她，而说汪家，意义就有些特殊。
梅秀玉回握着她的手，声音细微地说：“这话该是我说才对。”两人又絮叨了一会儿才分手。彼此都觉得，虽然交往不多，心却贴得很近，都心照不宣地知道对方心里想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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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初，县里突然派学委工作组进驻学校，对老师进行军事化管理，集中在学生教室睡大通铺，统一劳动，统一学习。劳动的方式很特别，在教室门口临时砌几个水池，组织老师人手一根扁担，一副水桶，到花溪河挑水，将池子一个个蓄满，说是为了备战救火。一个月后，战火未燃，池子里的水却发绿变臭。很多老师在这段时间创作了手抄的语录袖珍本，装在中山装的上衣兜里，随时拿出来学习领会。
到了夏末，学委工作组像突然出现一样，又突然撤离，新生的革命力量红卫兵接管了学校，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一群单纯的孩子，威风凛凛扯起造反大旗，一夜间被时势推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权力的巅峰，成了掌管人们生杀大权的无冕之王。狂热就像流行性感冒一样，很快在抵抗力弱的人中间传播，又很快转变为暴力。批斗一场接着一场。偷听敌台，乱搞男女关系，用米汤写信向境外敌特出卖机密，在最隐秘的地方书写反动标语的地富反坏右，都在这次大革命的洪流中，沉渣泛起，被觉悟了的群众一网扫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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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堂 第二章（15）
茅山剧团上演山二簧的戏服，被热血沸腾的年轻革命家一把火烧成灰烬，从此将才子佳人的封建污秽扫出茅山人的生活。
平静的茅山，因为革命，变成一锅煮沸的开水，或是一只快被点燃的火药桶。好像瘟神一夜之间下凡，街上天天传的都是坏消息。茅山中学的校园里，像蛛网一样拉起绳子，用来悬挂大字报。一时间，书院成了战地救护所。生活成了政治，政治成了一场闹剧。
家义预感到自己脚下的土地正在崩裂，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不久，针对他的大字报开始出现，内容五花八门，他的家世，工作，婚恋，以及人际关系，都在大字报里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公之于众。数年前家珍找他要钱的事，这次又被人重新提起。连他和梅秀玉鲜为人知的爱情，也都昭然若揭。他们之间想做而没有做的事，在大字报里赫然演变为事实。他猜不透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是谁，因为落款一律是既明确又隐晦的“革命群众”。他感到自己正在被人一件件剥去衣服，赤裸裸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且在赤裸的身上，又额外增加许多污秽，使他更加显得不堪入目。那个差一点做了他妻子和已经做了他妻子的女人，也因为他，一并被大字报上不堪入目的文字玷污了。
运动进入白热化阶段，他被关进学校的教学仪器室，与外界隔离。小屋里立着好几架栩栩如生的人体骨骼标本，家义觉得自己也和这些标本一样，不仅被剥去外衣，而且连皮肉之下的东西，也被一点一点挖出来，呈现于世。他依然处在生活了十几年的熟悉的环境里，却突然被切断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变成一只孤鸟。他每天像行尸一样被拉出去开批斗会，敲着锣鼓游街，以满足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和他的同党人人一顶纸糊的高帽，胸前一块“打倒××××”的牌子，一手拎锣，一手握槌，在茅山的大街小巷像还魂的僵尸一样游斗。稍有懈怠，红卫兵就会拳脚伺候。大家不反抗，也不呻吟。在混乱和暴力面前，恐惧、迷茫、绝望、麻木交织在一起，消蚀了尊严和羞耻。家义的体重迅速减轻，面色发暗，甚至像伍子胥一样，一夜之间，黑发中出现银丝。
那支陪伴他多年的口琴，在抄家时被红卫兵搜出来，扔在地上，用斧头砸得粉碎。那一刻，他忽然瞥见死神向自己招手，沉淀在记忆深处的家廉的面容开始频繁出现。他恐惧地意识到，自己在隔离期间最想回去的地方竟然是益生堂，他想回去听听檐下落雨的声音，嗅嗅混杂的药味。可是他早已和那个家决裂。他想抱抱汪苏，还有第二个女儿汪若，可是他的怀里是空的，他的一切都是空的。他争取到并坚守的一切，顷刻间都消失殆尽。
这天早上刚起床，进来一高一矮两个红卫兵，对他吼道：“汪家义，挂上牌子跟我们走。”家义就把写着“打倒走资派汪家义”的牌子挂在脖子上，又把锣拣起来拎在手里。高胖子情绪很好，笑着说：“还挺自觉嘛。”矮瘦子说：“把锣放下，今儿我们领你去个新鲜地方。”家义机械地放下铜锣，默默跟在他们后面走出去。走出仪器室，他两眼看地，梦游似的跟着红卫兵左拐右拐，听见一声“到了”便低头站住。高胖子喊：“看看这是哪儿。”他稍稍抬起头，赫然看见益生堂的门槛横在面前。高胖子在他背上猛击一掌，吼一声“进去”，他一个踉跄冲进门里。
家礼一个人坐在堂屋，腿上搁着一只竹箩，正从米里往外挑砂石和谷壳。天井暖暖地亮着一层薄阳。家义站在那儿，感觉到一种熟悉的，只有青砖黑瓦的老旧房子里才有的独特的清凉。他叫了一声“大哥”。
家礼抬头看看他，眼里闪现出一丝惊讶，再看看他胸前的牌子和身边几个人，表情转而变成疑惑，接着流露出惊惧，然后眼光黯淡下去，冷冷地问了句：“谁是你大哥？”家义一下不知所措，觉得一股凉气从头直灌到脚底。
高胖子大声喝道：“汪家礼，你别不老实！未必他不是你兄弟？”家礼站起身客客气气说：“不是我不老实，是他好些年前就跟我们益生堂划清界限，再不来往了。老话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他有六七年没进过这扇门，你说我还咋认他？”高胖子说：“你别胡嚼！他住得这么近，真的从不回来？从这门口过，都不进来？鬼才信你！”
这几句话明着是冲家礼说的，家义不知怎么却觉句句都是在骂自己，头垂得更低了。家礼指指家义，说：“你们别问我，他站在那儿，你们问问他自己。”矮瘦子说：“我们不问他，他现在是走资派，没有说话的权利。”家礼两手一摊，说道：“那可不好办，我早就没有说话的权利了。”
几个年轻人毕竟年轻，革命经验不足，家礼几句话说得他们无法应答，虚张声势地吼道：“你别耍无赖。我们这次来，是要找出汪家义在屋里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证。你不好好配合，我们革命小将就要砸烂你的狗头。”家礼嘀咕道：“你们要找他的罪证，应该到他屋里去找。我们是地主分子，人家是国家干部。井水不犯河水，各是各。”高胖子领袖似的一挥手，说道：“你哄谁呀，汪家义落到今天这个下场，跟他的反动家庭是有关系的。”
家礼知道今天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只得赔着笑脸说：“找东西可以，只求你们别乱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