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们给一个别墅做装修，我砌了一个保险柜。这个保险柜藏在他家的佣人房的衣柜里，真想得出来。我听说过装修工人做小偷的故事，所以我就留了一个心眼儿，仔细地看了它的结构。
我起了歹心了。我承认从那一刹那开始，我生长了一个十分恶毒的念头，为此我有所准备。这一次是我先有恶念，再有行为。但我什么也没对老六和张德彪说。我把我以前做万能钥匙的本事拿出来，一共做了十几把。我试了试，它还挺管用。
三个月后的一天夜里。我重新潜回那个别墅。别墅没有防盗网，我顺利地进了门，来到了保姆间。他家还没请保姆。我作案近半小时，竟然没有被发现，他们都在楼上睡死了。当我打开保险柜的门时，我看到的不是存折，而是现金。
我看着这么多钱，突然心生恐惧起来，好像它是一颗炸弹似的。我手伸过去时突然发抖了，我不敢多拿，只取了一捆，就赶紧溜出了门。
我来到郊外，就在野地里一直呆到天亮。我数了数那钱，一共有三万块钱。我吓坏了，如果我手中的一捆就有三万块，那么在保险柜里的钱至少得有个几十万上百万。我觉得我的心就要从喉咙里窜出来了。
不过我高兴极了，这钱来得那么容易，而且就这一单，我就成了富翁。我曾经发誓，有一天如果我成了富翁，我要吃最好吃的东西，然后吃一半扔一半。我要买一套西服穿，挂两条领带。我想，现在我要吃什么呢？于是我去了一家烤鸭店，一口气叫了两套烤鸭，可是我吃了不到一只就饱了。我走出烤鸭店，把另一只打包的鸭子随手就扔到了垃圾堆里。
可是我走不到多远，心里突然非常难过。我好像看到了妹妹和父亲的脸。他们的眼睛在看着我，说，你都在做些什么啊。难道你有了钱就为了做这种事吗？我非常羞愧，把烤鸭捡回来，请老六和张德彪吃。
他们很高兴。我说我要谢谢他们这一年来对我的照顾。老六说，这是哪儿的话，兄弟嘛。可是我把三万块现金往桌上一放，他们全傻眼儿了。我说，这是拿来的。老六哆嗦说，是偷来的吧？我说，是拿来的，不是偷来的。张德彪说，你。。。。。。是从哪儿拿来的？
我突然觉得有话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知道什么叫革命吗？革命有时候不但拿钱，还抢钱，不叫抢，叫剥夺。剥夺地主老财的钱，但不算犯罪。今天我这也是拿钱，因为老子活不下去了。而那些有钱人的钱花不完，还放在柜子里沤烂，这里头就是不公平。老六说，人家有本事呗。我说放屁，我就不信这邪，我最不爱听这个，我，你，还有德彪，都有本事，但是我们没有机会。我相信一条，老天爷把我们这些人生在地上，不是叫我们挨饿的，地上那么多东西，我们却会饿死？这是我永远也想不明白的，这里面有问题，一定有问题。张德彪说，对，有问题。我说，你看，三天过去了，那家人没有报警，为什么呢？不义之财呗，他为什么不敢报警？做贼心虚呗，所以，我不是贼，他才是贼！老六说，他一定是贪官就对了。我说，我们等等看，如果一个星期过去，他还是不报案，那他就一准是贪官了。我们没有害人，我们是为民除害。
我把钱分成三份，说，我拿钱是闹革命，不是为了发财，这钱分三份，我们一人一份。老六和张德彪楞着，呼吸都不匀了。我说，你们还怕吗？这钱是偷来的吗？老六说，不是。我说，不是你怎么不动手啊？我又说，你们别害怕，我再说一遍，我偷过钱，你们不知道的，我偷过车上的钱，可是我心里很惭愧，把钱都发给乞丐了，一分钱也没给自己留下。从今天开始我专找贪官下手，保证不偷老百姓一分钱，我不但不拿他们一针一线，我还要把我弄到的钱给他们，就像现在给你们一样。
老六低头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张德彪说，我们拿了这钱，是不是就要跟你一起干呢？
我说，那你瞧着办。
老六想了想，说，木生，这样吧，你把钱收起来，我们跟你干，我也想清楚了，你说得对，我们这是打土豪，如果你真的不为自己，我们信得过你。
我说，这样，我们把这钱留下一部份我们用的，其余的你分成红包，一个一百块，悄悄地分给那些穷人，就是来城打工的，上访没钱的，别让人知道是你给的。
老六说，行，我晚上去办好了。
张德彪说，那我再去找几个兄弟来，他们过去搞这个是行家，在滚水里练摸肥皂练过三个月呢。
我说你别咋呼，我们跟他们可不一样，我们要的人是好人，不是坏人，我们做的事是好事，不是坏事，你弄明白了吗？我们先要搞清楚哪一家是贪官，一定要先作调查研究，他要是贪官，他就吃哑巴亏，就是一万年也不会把我们查出来，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们的现金、首饰和礼品藏在什么地方，要专拿这些东西。
我说，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张德彪说，有信心。
接下来的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如果我告诉你我做了一年小偷，就是对我信念的侮辱。我们的人发展到一百多人，但这些人都受过训练，我们的主要训练不是在滚水里摸肥皂，而是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我们执行一个案子时，需要作充分的前期调查。我过去读的书起了作用。我搬用了侦探小说的模式，我把《教父》这本书翻烂了。我学着里面的方法，召集了一群人，警察把我们叫团伙。但我们和一般的团伙不同，我们从不在歌舞厅闹事儿。我们只是选定目标，然后悄悄下手，洗劫他们肮脏的钱。我们搞到手的常常不是现金，而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比如名表，花瓶，古董，首饰。。。。。。这些东西让我伤脑筋，因为我需要钱，以便分发给穷人，而这些东西要兑换成钱是要冒风险的。
当我们调查到一户贪官后，我们就踩点下手。我们执行了好多案子，但没有一家报警的，我心中就有数了。但有一个清华区的公安局副局长被偷后，动用了人员侦察，已经查到我住的一带地方了。老六说，事情不对呢，老大，他和别人不一样，别人不敢查他敢查，他是警察局长。
我想了一夜。思想如何对付这件事儿。早晨的时候，我有主意了。第二天我写了一份声明，表示在公安局副局长的家中查到如下赃物，包括金链子八条，名表四只，现金十二万元，美元一万元，房契一份，洋酒三瓶，吩咐老六大清早貼到检察院大门口，地上就放着这些东西。上岗的武警到岗后，立即报告了在门口发现的东西。
不到一个月，这个副局长被双规了，又过了一个月，他被逮捕了。他就这样完蛋了。从此，再没有人敢查我们，谁查谁倒霉。我们每偷一家，就把他家藏赃物的位置公示出来，在大街上贴布告。我不在布告上写我的名字，只写上“群众”，但我不会忘记在布吿左下方写下“此布”两个字。因为以前在我们乡下，每逢杀人，布吿上都有“此布”两个字。我写这两个字的时候，感觉很过瘾。
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整倒了好多人。政府知道有一个团伙在做这些事，但他们装聋作哑，因为他们要靠我们提供线索，反贪局和检察院就扑上去抓人。老百姓却真的以为是群众在举报。但公安局是知道底细的，他们拿我们没办法。
有一回出了一件事儿，张德彪偷了一户人，事后证明不是贪官，是一家卖衣服的小贩。他看了人家往银行存钱眼红，就单干取了人家一万块钱。事后他十分害怕，因为我们的钱是统一管理的。他好吃酒，花销大，所以单干。老六领了他来，大家商量怎么办。我说，犯罪是要受罚的。我们不能犯罪，别人说我们是犯罪团伙，我们不承认，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犯罪。可是今天，你这样让我们掌自己的嘴巴。
有人叫他去自首。
老六不同意，说这会出大事儿的。
我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不怪你，你也不要怪自己，你哪只手不老实，你就怪哪只手吧。
张德彪哭了，拔出刀就剁了右手的一根手指。
大家都吓得眼睁睁地看着那根手指滚到地上。吓得不敢说话。
有人喊，快送医院接，现在还来得及！
我说，要接你砍它做什么？
大家不敢吭气了，惊恐地看着我。我说，别看我，看它！我指着在地上的手指，它拖着血，一会儿，它变白了。像一块姜。
又半年过去，我们和公安局相安无事。但我听到风声，说上头准备开始收拾我们了。问题并不是出在我们偷贪官，而是我们分钱给穷人。一个外国记者到城乡结合部的外来工村落采访，发现了有人定期发给他们钱，觉得这件事很有趣。上面开始对此警觉起来，他们似乎在找一个借口，这个借口能令我们悄无声息地结束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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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此无所谓。我连火葬场的门都进过，所以我什么也不怕。只是当我看着我父母和妹妹的像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没有完成。
我重新开始考察那个叫钱家明的警察。那天夜里，我一个人跑到野外，就是离火葬场不远的那片我深夜迷路的野地，我曾屈辱地跪在这泥土里。我知道这都是钱家明干的。我已经把他放下好久，现在，我又想起他来了。因为我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现在，我要了却我的心愿了。
如果我的直觉没有错。他就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我得到的直接证据就是，他和一伙民警当天晚上从六点开始，用刑具痛殴我父亲。钱家明当时用的是一根很粗鲁的木棍，是联防队员白天拿来练武的。最后一棍就是钱家明打在我父亲脖子上的，这最后一棍导致了父亲的死亡。
我不能说出是谁告诉我了这个秘密。但我敢说，在我父亲死亡这件事上，钱家明无论从当事人的角度，还是从负责人的角度，都要负最严重的责任。他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