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哪儿——知道他们正在意外的狂喜中，在那个绿意盎然的深谷里，大笑着朝家里走去。
我在一家银行干活，干一份我讨厌的活。每天乘地铁，在地铁里看报，读报上的新闻。我住在一间租来的小屋里。在一件破衣服的兜里，压在一堆皱巴巴手绢下面有一张黄｜色的长方形票证。票证上面写着：“你好，一次有效，单程赴凡纳。”背面印着日期。可是日期早已过期，票证已经作废，上面钻了一排小孔。
我又去过艾克米旅行社。刚一进去，那个灰发的高个子男人就走来，把两张五元的钞票、一张一元的，还有17枚硬币放在我面前。
“上次你来时把这些忘在了柜台上，”他沉重地说，直视我的眼睛，然后又冷冷补上一句：“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这时又进来了一批顾客，他转过身去招呼他们。我极为无奈，只离开。
你就当那是一家普普通通的旅行社走进去——在任何城市的哪个角落你都能找到它！问几个普普通通的问题——你的旅行计划啦，假期啦，随便问什么。然后稍稍提到那本小册子，但不要直接问起。让对方有时间审查自己。如果他认为行，如果你符合条件，如果你信——那就当机立断！因此你再也不会有第二次机会。我清楚，因为我试过。试试。试试。
沈东子译
13．惊魂过山车
〔美国〕斯蒂芬·金
作者按：关于这个故事，我在前言（指作家为自己的短篇小说集《世事无常》所作前言。）中已经谈了很多。我说了个你基本可以在任何一个小镇里都能听到的故事。另外这个故事和我早年写的另外一个故事（短篇小说集《夜班》中的“房间里的女人”）相似。我想谈的是自己母亲临近死亡时我的感受。在大部分人一生中都要经历一次，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所爱的人的死亡这样一个现实，并借此投射出我们自己也必须面对死亡的现实。这大概是恐怖小说单一而重要的主题：我们需要化解只能靠充满希望的想象来理解的玄秘。
我从来没有把这个故事告诉任何人，也从未想过要告诉别人，倒不是因为我怕别人不相信，而是感到惭愧。因为它是我的秘密，说出来就贬低了自己及故事本身，显得更渺小，更平淡，还不如野营辅导员在熄灯前给孩子们讲的鬼故事。我也害怕如果讲出来，亲耳听见，可能会连自己都开始不相信。但自从我母亲过世后，我一直无法安睡。一合上眼，往事历历重现，我惊颤着彻底清醒过来，打开床边的灯，心中的往事却遁散了许多。你可曾注意夜晚里黑影幢幢，甚至开了灯还是如此，而长长的黑影可能就是心中萦绕的往事，无论是哪种心事。
那时候我还是缅因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有一天，麦考蒂夫人打电话告诉我说我妈妈中风了。父亲死得早，当时我还小，无法记住他的模样，母亲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和母亲——阿兰·帕克和珍尼·帕克——在这个世界上相依为命。住在街那头的麦考蒂夫人打电话到我的四人集体宿舍来。她是从我家的冰箱上的磁贴板上知道我宿舍的电话号码的，那是我妈妈贴在上面的。
“她的病发作了。”她用拖腔拉调的北方口音说，“刚好是在餐馆里。你就不要急匆匆地赶来了。医生说还好，她依然清醒，还能说话。”
“啊，可她要不要紧？”我问，尽量使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甚至显得轻松，但心却狂跳起来，宿舍忽然变得燥热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宿舍，因为是周三，我的舍友一整天都有课。
“哦，她对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告诉你，但别吓着你。想得相当周到，你说是吗？”
“是的。”我当然吓着了。当有人打电话给你说你母亲从工作的地方被急救车送到医院时，你的感受会怎样。
“她告诉你，就待在那里安心读书，到周末再说。还说，如果课不紧，也可以来。”
当然马上就去，不然就没有机会见面了。我母亲躺在南方160公里外医院的病床上，可能快死了，我怎能还待在这破烂不堪的、充满啤酒味的宿舍里。
“你妈她还年轻。”麦考蒂夫人说，“只是这几年，干的活太重，得了高血压，加上又吸烟，看来她不得不戒烟了。”
可我认为她不会戒烟，无论病有没有发作，她嗜烟这点我很清楚。我谢了麦考蒂夫人。
“我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你。”她说，“阿兰，那么你什么时候来，周日吗？”她的语气中透着一丝狡黠，似乎知道我会去。
我望着窗外，美丽的金秋十月的午后，这片新英格兰湛蓝天空下的树林，金黄的树叶飘落在弥尔大街上。我瞥了下表，3点20分。电话铃响起时，我正准备离开宿舍去上4点开始的哲学讨论课。
“你开玩笑吧？”我反问，“我今晚就到那儿。”
她笑起来，笑声干涸而略带嘶哑。麦考蒂夫人总是对戒烟、她自己和她的威斯顿牌香烟津津乐道。“真是好孩子，你直接到医院，是吗？然后再开车回家？”
“是，我想是这样。”我回答。我想就没有必要告诉麦考蒂夫人我的车的传动装置坏了，哪儿都开不了，只能开出停车场的车道。我将搭便车去路易斯顿镇的医院。如果不太晚，从医院出来后我就回哈罗镇的家中。如果太晚了，我只好在医院的长椅上打个盹了，或坐在街边的长凳上，头倚着可乐贩售机打盹。反正这不是第一次搭便车回家了。
“你家门的钥匙肯定在红色的手推车下面。”她说，“你知道我指哪儿，对吗？”
“知道。”我母亲放了一辆红色的手推车在屋后的小棚屋门边，是用来种花的，到了夏天小棚屋里开满鲜花。听着麦考蒂夫人的电话，我可以想象在哈罗镇的家，我从小在那里长大的小屋，夕阳西下后无人开灯，今晚将陷入黑暗之中。麦考蒂夫人说我妈还年轻，但对于才21岁的我来说，48岁似乎已经很老了。
“小心点，阿兰，别开快车。”
我的车速，当然是由我搭乘的车的司机决定，我希望不论司机是谁，最好像逃离地狱般开得快快的。我所关心的只是要尽快到达缅因中部医疗中心。但没有理由让麦考蒂夫人替我担心。于是我说：“不会的，多谢了。”
“很好。”她说，“你妈就会好起来的，看到你她一定说不出有多高兴呢。”
我挂上电话，草草地写了张便条，说明了发生的事及我的去向。我请一个比较负责的舍友，赫科特·帕斯摩尔，帮我打电话给辅导员请他告诉我的任课教师我缺课的原因，这样我才不会挨批，因为有两三个老师最恨逃课。然后我塞了几件要换的衣服到背包里，再加上一本卷了边的《哲学入门》，一头直奔出去。我将拉下下周的课，还好所上的课程我学得不错。
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让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变，似乎哲学课本上的观点对它都不适用。我渐渐看清了人世的真谛，一个人洞察世事而没有哪本书能解释清楚，我想有时只有忘却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如果能忘却的话。
从在奥罗诺的缅因大学到安得罗瑟金郡的路易斯顿镇有190多公里，最快的路是走i…95收费高速公路，但如果搭便车，这路就不好走了。州警察总爱在这条路上驱赶搭车的人，甚至只站在公路的坡面上他们也会赶。如果被同一个警察抓到两次，他还会开单罚你。所以，我只好从68号高速公路走，这条路从本格开始向西南蜿蜒，还是蛮好走的。只要你看起来不像个地地道道的神经病，就很容易搭上车，大多时候也没有警察管。我搭上的第一辆车是由一个郁闷的保险经纪人开的，他把我载到了纽波特。我在68号公路和2号公路的交接处等了20分钟左右，又搭上了一位老绅士开的车，他要去波多依汉。他一边开车一边抓裤裆，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窜来窜去。
“我妻子总是提醒我，如果我还喜欢载搭便车的人，可能就会被人在背后插上一刀，横尸水沟。”他说，“可当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站在路边拦车时，就不由得想起自己年轻的岁月，我也曾伸出手竖起拇指拦车（伸出手竖起拇指，在美国如要搭便车，只需在路边伸出手竖起拇指，开车的人就知道了。），也搭上了车。现在，她都死了四年了，我还活着，还是开着这辆老道奇车，我很想念她。”他急切地抓向裆部。
“孩子，你去哪儿？”他问道。我告诉他去路易斯顿镇以及原因。
“真可怕，”他说，“你母亲，我很难过。”他的同情强烈而真挚，使我感动得眼角都潮湿了，我眨着眼睛把眼泪收回去。此时我不想在这老头的旧车里哭出来，因为车身颤动颠簸，还有一股刺鼻的尿臊味。
“打电话告诉我的麦考蒂夫人说我妈的病不太严重，她还年轻，只有48岁。”
“还年轻！可她病了！”他真的感到难过，又抓住了他那绿色裤子松垮的裆部，用爪子般的手猛拽那尺寸过大的裤裆。“突发的病总是很严重的，孩子，如果不是答应我哥哥拉尔夫送他到在盖茨的护理医院的话，我会送你去缅因中部医疗中心，一直送到门口。他妻子在那儿，她得了那种健忘病，我忘记了名字，想不起来它到底叫什么来着。安得森氏病或安文累氏病或其他像这样的名字。”
“安兹海蒙氏病（安兹海蒙氏病，早老性痴呆症。）。”我说。
“啊，可能我自己都得了这种病，我真他妈的一定要送你去。”
“你不必这么做，”我连忙说，“在盖茨镇很容易搭上便车的。”
“你母亲还年轻，”他说，“可她中风了，只有48岁。”他抓向松垮的裤裆。
“该死的疝带。”他叫骂着，然后又笑起来，笑声绝望而令人感到好笑。
“该死的疝气。孩子，我告诉你，如果你只是等待，所做的努力就会烟消云散。你做的事最终都有报应。但像现在这样，你放下一切事去看她，就是个好孩子。”
“她是个好母亲。”我说着，感到眼泪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