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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捂着胳膊委屈：“不比坏人更坏怎么当好人？”
张小桐被我反问得无话可说。反正当时依依惜别，我们也懒得互相斗嘴玩了。
现阶段美国地区的很多事刚开始铺开，张小桐不回去不行，小姨和小姨父维持现状有余，在很多开拓经验上完全不如自己的女儿。1996到1997年甚至一直到1999年初为止都是我们美国几个分公司上升的重要阶段——当然，从本质上来受，对于一个不断前进的公司来说，没有任何一天任何一年不是重要的。但对网络概念股、泡沫经济和高科技实体产业来说，1997—1999年这一段时间实在是最近20年来进步最快的一段时期。
我一直寻思着找个什么人能在北美代替张小桐，毕竟只要有人能在北美维持最高中枢的作用，她本人具体在哪里倒不是很重要了。不过靠得住的人就那么几个，虽然我这人很放得开，对于这个人选也极其头疼。
张小桐走之前我曾经对她说起过这件事，从目前情况来看，她也没有太好的人选。在国内这边已经算是人手紧缺了，我们在不断享受胜利果实的同时，也在同样面临着要撑起局面的负担。所得所失，永远都是那个比例。
这也是我为何要借这个机会把公司上市的原因之一。
太阳集团按照我这种自己独断专行的路子走下去，走到这个程度基本上已经到头了。我不是万能的，一个人能做好一些事，但绝不可能做好所有事。有这些朋友部下们帮着，我才得以迅速前行，短短几年时间里已经大大超越来自己预期的目标。
从长远发展来看，我一个人的独断专行必然影响国内公司的发展。1996年自从周世昌原来的东家蒋纬做出全国总裁自我反省的表率之后，国内掀起了企业家自我反省的浪潮。我也详细研读了很多企业关于自我反省的报告。这些报告里有的真心实意有的虚情假意，配合我对中国某些企业未来几年内的发展状况来看，我选择了一些很有针对性的问题自我检讨了一番。
检讨归检讨，检讨之后不改错的大有人在。我虽然自认自己比较能知错就该，也顽固得很。还是用了一段时间才说服自己慢慢去接受这些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改变它。
在所有问题当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依然在太阳电子实行传统的“教父模式”。所有问题都是自己一手抓，有了想法就去做，完全听一个人指挥，事无巨细都要过问。
这对于一个正规公司来说是极不可取的。
在未来几年里，我还能够预测一些不可逆转的流行趋势和一些企业的发展对策。然而目前来说，历史已经超过我的了解，很多事变的面目全非，我不得不考虑着把自己的作用慢慢淡化，凭借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继续锦上添花，而不是再像以前一样无中生有。
老实说，这个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因为我自认不是商才，最多算是一个有一些小聪明的小孩子而已。在某些方面，我不如现在这些踏踏实实做事的部下们，而且目前我这个条件也不太允许我真的什么都一手抓——最少还得再过两年左右才比较靠谱，现在我就是把自己再往岁数大了打扮，也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
最初是一直靠创造奇迹拢住了人心，然后是机缘巧合地碰到三哥，让他平衡了局面，现在则是靠郭振在身后撑着。这几年下来，回头想想，我总有一种走钢丝的感觉。如果说够义气，郭振是没话说的人，但人往往都有一个上限，一些事所带来的效应一旦超过这个上限，具体会变成怎样也不好说。我从来不怀疑自己的朋友，但我的朋友也不是只有我一个朋友，我必须考虑其他因素。
我现在既要转移外界的注意力，又要做一些能跟目前太阳集团发展同步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一个类似当时众人给我准备生日礼物的方式，也就是对众人来说，我似乎是放弃了一些东西，实际上却没什么变化。
我放心把创业基金交给郭振打理，当然也只是打理而已，钱还是我名下的。
我放心把公司的权利放开，同时上市，张小桐私下帮我吃掉少量股票，最大股东依然是我。
最重要的是，1996年中国刚刚开始传媒产业化，我专心经营传媒集团，为的是把目前所有的一切一切都衔接起来，让太阳集团的一切产业形成一个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再通过传媒集团的各种手段表现出去。
惟有这样，我们才有能和国际大公司们一较高下的实力和本钱。
SONY有技术，新闻集团有历史，迪斯尼有营销，华纳有核心产业。我们有什么？不过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上有一些低成本的实业而已，况且这个市场还没成熟。
其实我还有一点希望在心中，只是放眼世界，一个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如此艰辛。
郭振带起来的这股农村问题调查风维持了一段时间，这在国内来说简直是一种奇迹了。我借着这个机会好好地炒了一把刘宁。基金会的人把刘宁当宝贝一样接到河南安徽一顿狂拍。还有好事的记者跟踪采访了他。
然而拍完片子我们就开始发愁，这东西境内电视台不放就完全没用，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大电视台连关于农村问题的报道都开始锐减，更何况放这种指向性很强的东西？
我联系了一下默多克的小儿子，就是没事往张小桐那里凑的那个，询问了一下能否通过新闻集团在所有能覆盖的中文电视台播放。他的回到倒很痛快：“没有中国政府同意，我们是不能够播放这一类内容的。”
我本来挺生气，后来想想也是，连彭定康出书都被拒绝了，默多克向中国政府示好的态度已经很明显，我拿这种事要求人家无疑是不明智的。
绕来绕去，还是得问国内电视台的口风。
刘国良对我们这个举动不赞成也不反对，从他的角度来看，一次大规模的所谓“揭内幕”跟本不算什么事，尤其是安徽河南这些地方，跟他们派系的人关系八杆子打不到一起去——地方比较穷，没政绩，没潜力，自然没人肯提携。
在他听之任之的前提下，最后片子落在了几个全国范围的大电视台里，我们还倒贴了点钱。刘宁很有煽情的天赋，而且懂得什么程度的煽情能让国内大多数人接受，片子播出的效果和反响远远超出最初这些地方官们的预计，连刘国良都有点吃惊。不过事已至此，他怎么还是得向着我们，无形之中替刘明耀和我挡了一些事。
刘宁的片子让马伯庸很有了一些兴趣，他建议凤凰卫视做一个北朝鲜专题，专门派人去北朝鲜拍摄一下那里的真实情况，毕竟那个三千万人口的国家对于很多西方世界来说还是一个神秘的存在。考虑了一下当时凤凰卫视应有的作用，我否定了这个计划。
在差不多一个月的熙熙攘攘中，1996年的10月过去了，这一个月里我们唯一做到的事就是让很多不了解农村问题的人知道了农村问题。以往一些正面报道的假象被粉碎，农村问题慢慢浮出水面。
中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旦被表达得很严峻，国家也会重视。与之相比，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无非是被很多人记恨，这一点我一点都不害怕，反正恨我们的人已经够多了……
就在我让付晓飞筹备第二批畅想书系的时候，刘国良又一次亲自来找我了。
现在的我不同于当年跟张小桐在一起的悠闲模样，身后跟的是那个叫马兰的高个姑娘。刘国良看见我的时候很慈祥地一笑：“哟，小周有保镖了？”
我装憨：“哪能跟刘叔您比啊，我的四倍，还都是男的。”
刘国良照旧请我上车，我让马兰在后面开车慢慢跟着。
“小周，最近你闹的有点大啊。”一上车，刘国良就跟我直奔主题。大概是之前熟悉了我的谈话风格，觉得跟我说得直白一些更好。
我早料到他找我就是说这个事，笑着应道：“刘叔，我也不跟您说见外的话，那个我确实是故意的，不过我不觉得做得有多过分。现在曝光节目也不少，您随便一推就是了，跟您没关系呀。”
刘国良叹了口气：“要真是这样就好了……小周啊，你觉得如果没什么事刘叔会来找你吗？上次方康年去美国也是你一手操办的吧？那件事我都没来找你，因为当时我心里有数，你做得不留痕迹，没人能抓住把柄。”
我听刘国良这么危言耸听，心里有点毛，自从刘明耀去过党校之后，就算有什么风吹草动也是他通过刘明耀来通知我。像现在这样亲自过来，多少也得有一些原因。
“刘叔您直说吧，我心脏好。”我故意作出一个比较随便的表情，表示自己的轻松。
刘国良干咳了一声，说：“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最近凤凰卫视搞的很好，刘叔都想夸你几句……”
我笑了：“刘叔，您不用绕圈子。”
“小周……这个这个，我听说你最近在集资？能不能告诉刘叔你想做什么？”
我长出了一口气，我当是为什么事呢，原来是圈钱的事。不过国内企业迄今为止还没有这么大手笔的，被重视一下倒是正常。
“刘叔……”我慎重地选择了一些不是那么刺激的词，“根据我们现在在美国得到的一些消息，97年似乎有人准备在亚洲进行大规模的货币投机活动……我的目的无非两个，一个是捞一点钱，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能保住香港。”
刘国良半信半疑地看着我：“小周，你的消息准确吗？”
我耸肩：“您说我干吗把自己姐姐一个人扔美国去？国内的钱还不够我们花吗？”
“哦……”
这个理由似乎已经足够充分了，除了更大的利益之外，尚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改变生活的理由。
“刘叔，人民币不贬值造成的损失将不可估计，在这方面我做不了什么。”我诚恳地对刘国良说，“说到底，我还是一个投机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