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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伟父母给他的钱只够维持一年的学习生活，尽指望大伟以后能靠打工来挣学费的。没想到国际学生在加拿大打工是非法的，而且在我们这个小城里，留学生根本别指望能找到工打，连管顿饭的那种都没人敢请。大伟硬是咬牙坚持着……大伟讲完上面这些事后我们沉默了很久，没人开的出口来。
还是猪猪打破了僵局，她提议大家每人出点钱帮大伟凑多一个学期的学费，吃住么反正随便哪里都能混的。猪猪太天真了。果然，她话音一落老黄就不同意了。
老黄说：“我真的没什么钱，现在花的都是我女朋友辛苦挣来的，不是我不想帮，实在是帮不动啊。”老黄讲完后大家都不吭声了。席间一阵尴尬。大伟一看这样，连忙给大家倒酒，笑眯眯地说：“今天是和大家喝杯分别酒的，不是来跟大家借钱的。来，我们喝。”说完一仰头喝完了手中的酒。
酒一上，气氛也就好很多了，大家渐渐地活跃起来，你喝我干的和往常没什么区别。只有猪猪一个人咬着麦管生闷气。我拍拍她的肩，给她夹了筷葱油鸡。
那天基本都喝高了，我车也没敢开，让饭店老板送我回家的。躺在床上将死未死的一刹那，我忽然想到这么一句话：“不是生活太残酷，而是我们不懂生活有多残酷。”
三天后，大伟要走了。强子和我一起开车送他去温哥华机场，大伟在那里搭乘飞往多伦多的班机。温哥华机场二楼永远是那么的拥挤。我们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梭，帮大伟找办票柜台。大伟办理的时候我们站在大厅门口处等他，就这么默默的站着，默默的望着他把今后的命运交在那班即将前往东部的飞机。
大伟进关前和我们在大厅外的过道上抽了棵烟。我从来没发现过烟可以那么难抽。没有平时的香醇，完全是一片苦涩。抽完烟我把大家凑起来的500块硬塞进大伟的口袋。大伟涨红着的脸，一激动就颤抖的手象一幅板雕深深的刻在我心里。强子没忘记开玩笑：“大伟，东部脱衣舞的开发事业就交给你啦，以后哥几个去多伦多玩，晚上的节目就全你安排喽。”
看着大伟的背影消失在海关后，我和强子才跑去拿车。坐在车上，我们不约而同的问了对方一句：“去哪儿？”
外篇 留学（四）
大伟走后没几天，暑期的压缩课程正式开课了。老外一般暑假里都不怎么选课，旅游的旅游，打工的打工。所以暑期的课中全是国际学生，而国际学生里又以中国学生最多。课间休息的时候走廊里，教室里只听见说中文的。别的亚洲学生可能觉得我们都能交流，其实只有我们自己明白，这方言之间的差别何止千万？北方学生一说快了，南方学生就犯晕。
南方学生说的话，北方学生是一句也不明白。当中还不时夹带着四川话，湖南话，温州话。呵呵，基本是齐了。据说还有一内蒙的女生天天郁闷，因为在这里她找不到老乡。
春秋两季（1…4月，9…12月）的课程都是4个月的，而暑期的课则分为上下各半个session，也就是说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要学习原本需要四个月的课程。这么紧张的课程安排老外哪吃的消呀？也只有绝大部分的国际学生为了节约时间和money，才会玩命似的在暑假里选课。我在上半个session里选了两门课，然后订了6月底回上海的机票。再不回去，我想我非死即疯。
6月期末考的时候，中国学生出了件事，连猪猪也被牵连在里面了。
猪猪暑假里修了门微积分，班里也尽都是中国学生。本来课时就少，加上不少人趁着暑假拼命的玩，所以学了些什么自己都不明白。猪猪是个好同学，除了自己认真之外，还和其他人分享她的期末考卷子。考试的时候，猪猪分享出去的小抄被那个南斯拉夫籍的女变态老师截获了。
抓赃的位置离猪猪至少隔开3个人了，应该说猪猪不会有事的。但那老师变态就变在居然把那一大圈子人的卷子集中起来一个个看。猪猪不是神，答题时总有做错的地方，结果查下来据说有7，8个人和猪猪的错是一模一样的。
按说南斯拉夫和中国的关系应该不错呀？我们大使馆虽说不是他们炸的，但也有好几个我们的同志牺牲了呢。可这南斯拉夫变态老师一点也不给中国学生面子，把事情给捅到系里去了。那几天加上犯案的几个总有十多人吧，天天聚一块儿开小组会商量对策。他们接到系里的通知，要他们去和系主席面谈。猪猪呜咽着打电话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别怕，中国有句老话叫法不责众。这话搁哪儿都一样。你们那么多人了，真要有什么事对学校的声誉也不好，学校不是要找你们谈么？那是好事儿啊，真要判你们刑了还谈个屁呀？早他妈把你们拖出去毙了。后来我回上海期间，见他们发来的EMAIL说最后没什么事，挂一警告信，那科作废掉处理，以后再拿一次。
在我回上海之前玲玲就已经回太原了，阿堂朝思暮想盼着她快点回来。有天去陪几个女生去阿堂家赶庙会，见阿堂的冰箱上拿马克笔画了不少道道。我奇怪的问他是派什么用处的。阿堂红着脸说那是计算玲玲还有多少天能回来，过一天擦去一条。我哈哈大笑！不过兄弟不是叫的，是帮的。我给阿堂出了一主意，让他悄悄地回次国，去趟太原，买上几十多玫瑰的给玲玲一个惊喜。
说阿堂老实他可真老实，瞪大了眼问我玲玲会不会不见他？我说放…，阿堂你飞那么远去看她，要是她不见你的话，我劝你也死了这条心吧。阿堂想想有道理，约了我晚上详谈密议。
那晚和阿堂两人一起策划了很久。什么时候回去，怎么在电话里打听玲玲住太原哪里，阿堂到太原后住什么宾馆，怎么打电话哄玲玲出来等等，等等。还上网查了太原的地图和各大宾馆。策划完后，阿堂已经热血沸腾了，用不标准的普通对着我说：“大佬，偶就不信节其（这次）搞不定。”我笑咪咪地望着他，想到当年我追平时的样子。
第二天，阿堂就打电话去票务公司订机票了。因为仓促，票价高的吓人。
01年6月底，我回到朝思暮想了一年半的上海。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矫情一下了。我实在是太爱上海了，尤其在做了一年半的山贼之后（K市被群山环绕）。走在淮海路上，看到那么多人我都感动的想掉眼泪。
加拿大实在太少人了，NO。1 High Way上开个几十公里不见一台车是很正常的事。哪象上海，跑哪儿都是人，看不到人才奇怪呢。不过第一天出门我的确有点犯晕的，尤其表现在不敢过马路。每当要过马路时，我总象个乡下人，怯怯地先东张西望一番，然后紧走几步一穿而过。上海的司机太不把人当人了，玩似的从你身边呼啸而过。不过，哪怕被撞死我也更愿意死在上海的街头。
可是，让我感到难过的是，我和平之间有了说不上来的距离。男女之间的感情一向很微妙，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感知它的变化。我更不是个心细如发的人了，所以只有当和平面对面相处的时候我才能体会到她的变化。
一次是去看电影。那是部爱情片，看到动情的地方我忍不住去握平的手。她的反应不象从前那样温柔地反握住我，而是如同触电般把手缩开了。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因为平以前说过，当陌生人不小心碰到她时她会如此。
尽管平可能意识到了什么，主动过来握住我，后半部电影演什么我是一点没看进去。坐在她身边看电影的那个人真的成了陌生人了吗？我一点头绪也没有。还有一次是和平亲热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她是在敷衍我。办完事后我们也没象从前那样相拥而眠，她跑去卫生间洗澡了。
我靠在窗口吸烟，看淡蓝烟雾在窗外的空气中渺渺上升，还看到有一种叫感情的东西离我渐渐远去。
我给老林打了个电话，老林在电话里支吾着环顾左右。我也没多说什么，道了声谢谢就收线了。把络绎来家里玩的亲戚应付后，我找平谈了一次。平不愿意和我交心，只推说是工作太累。我心想我们都谈了那么些年了，什么事彼此还瞒的住啊？那几天心里上火，额头发了好几个大包。挤完痘痘，面对着镜中的自己我看了很久，不明白为什么时间能将很多东西改变的面目全非？
走前的一个星期我又和老林喝了回茶。老林把大致的情况和我说了一些，并且一个劲的劝我放宽心，再给些时间让平考虑。我一拍桌子，冲着老林大骂：“操，早干什么去了你？我在加拿大的时候你怎么不和我说这事？托你点事儿给办成这样。”
老林也火了：“我怎么管啊？拜托！是你的女朋友，不是我的。你一跑就是一年半，谁他妈管的住啊？你有火冲你女朋友发去，跟我急什么呀？”我气的不行，和老林不欢而散。
之后几天和平的相处都在不咸不淡中度过，一下子给我种索然无味的感觉。
我妈看出来我的不对劲，问我是不是把平再约来吃顿饭，由他们两个大的出面聊聊？
我说你瞎起什么劲呀？妈很尴尬，叨叨着说不也是替你着想嘛。
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怎么那么混蛋，多久才回次家的，还给妈顶嘴。我赶紧和声和气地给妈陪不是，帮着做了一下午的家务。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天底下最疼我的只有我父母，我要有什么事，他们二话不说就为我忙活。晚上和爸妈坐在灯下喝茶聊天，我一下子发现一年多没见，他们都苍老了很多。
走前一天，我又把平约了出来。千言万语就是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我们默默相对坐了很久，我抽我的烟，她看她窗外的人来人往。最后我说：“我明天就要走了，你不能给个笑脸吗？”
她回答道：“你走了，我能笑的出来么？”
我沉着脸说：“那你哭吧。”
她说：“已经哭够了。”
这句话把我击溃在咖啡店的沙发椅中，半天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