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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来反对文学作品特别是所谓的官场小说把官员妖魔化，或者无原则地丑化。而且我承认，中国的大批精英，就活跃在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场里，是他们帮我们治理着这个国家，也治理着这个社会。社会不可能无官，就跟不可能无民一样简单，官是相对于民存在的，官更是国家这个庞大机器的必需。正因为有了一大批精英式的官员，有了他们辛勤的努力，我们的社会才能按法制和文明的轨道，一步步地前进，我们的国家，才能在各种危难面前，一次次地挺胸阔步，昂首向前。这个意义上，官场小说中越来越多阴暗面的出现，越来越灰甚至见暗的描写，是有失偏颇的。它给读者一个误区，好像官场小说就是揭黑小说，就是鞭笞。
我在这些年的创作中，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抛开世俗的官场写实，愤青式的激扬或批判，想以温暖的方式，进入到某个官员的心灵深处，跟他做一次彻夜的长谈。文学作品在关注这个时代的同时，更应该关注这个时代的人，关注他们的心灵，这是文学作品永远的主题。官员做为人类中特殊的一群，他们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秘，或者他们的痛来自何处？除了对权力的迷恋与追逐外，他们内心还渴求着什么？他们是否也像我们一样，还存在着迷茫、伤感或是颓废，等等。当苏晓敏这位女市长第一次出现在我脑子里时，我是把她当作一个普通女人来想象的，她有女人的苦与乐，她有女人的欲与求。作为女人的欲求满足之后，她才是社会意义上的市长。苏晓敏漂亮，泼辣，我们的身边不乏这样漂亮而且能干的女人，但她绝不是形而上的女强人，她普通，心中既有理想又有目标，她像任何一个女人一样，渴望爱，也渴望被爱。当做教授的丈夫渐渐跟她远离风花雪月时，她也有痛苦，女人的痛苦。当她遇到自己心仪的男人罗维平时，忍不住也会怦然动情，并渴望能来一场风花雪月，以弥补感情上的缺憾。作为女人，这些都无可厚非，而且让她显得更可爱，更可亲。但是苏晓敏是市长，是符号化的社会人物。于是她的麻烦就有了，她跟丈夫感情发生危机，但她不能表现出危机，必须装作家庭很完美的样子。她对罗维平有情，却又不能表现得有情，因为她是市长。红杏出墙本来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文学故事，但这个故事要是发生在女市长身上，那就一点也不可爱，甚至有几分危险。于是她就得压抑，就得拼命克制。糟糕的是，给她带来朦朦胧胧情感的罗维平，也是官场中人，而且官比她大，是省政府领导，麻烦因此就更大。恰恰罗维平对潜规则的遵从或是屈服，又胜于她，这场感情戏注定就不可能发展下去。小说的遗憾便也有了，我不能放开手脚让他们爱下去，更不能让他们不顾一切地撞出爱情火花，甚至开花结果。或者按苏晓敏暗想的那样，出一次轨。不能。没有别的缘由，只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官员。
困境便因此而生。有太多的官场小说，只要一写到官员，特别是那些反面角色，都在极力渲染着他们情感上的放纵，似乎他们见不得女人，一遇到漂亮女人，就想占为己有，就想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她牢牢地俘获在自己手中。这同样是一种偏颇，而且偏颇得有些厉害。
色欲也好，贪欲也好，都是人的本欲之一，它像恶魔一样存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能扼制住它的，除了我们个人的修炼，还有社会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我们身上潜伏的这些恶魔所以不能张牙舞爪地活跃，不是我们修炼的好，也不是我们道德水准有多高，事实上，是我们缺少让它活跃的机会。官员和企业家却有了这个机会，于是恶魔活跃的可能性就远远大于我们。但这并不是说，官员就全是某些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见不得女人。事实上，那些步入政治舞台的官员，在这点上是极为敏感的，也极为谨慎。尽管曝出的腐败官员中，十个有九，都养着情人，包着小蜜，但我想这跟他们的官员这个社会身分无关，或者关联意义不是太大。说到底还是人的本性在作怪，是人的原罪在起作用，官员身份只是给了他们方便，给了他们更多的可能性。但你如果非要把官员描写成十恶不赦的色魔，那就是你的道德有问题了。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仇富，发展到现在，国人又多了样东西，仇官。
无论仇富还是仇官，都是不健康的，作家尤其如此。
说到这本书上，我是想极力写出一个好女人，好女人的评判标准在我心里，落实到纸上，她就成了苏晓敏。她在家里尽职尽责，对婆婆孝顺，对丈夫尊重，对小叔子和小婶子，也有着大姐姐一般的亲昵。而且她还能撑得住一个家，是婆婆心中的顶梁柱。尽管骂起仗来，十分的凶，甚至敢先下手为强动手打瞿书杨，但我还是十分喜欢她的个性，甚至喜欢她跟丈夫吵架时的那种“本市长”长“本市长”短的腔调。女人的可爱不只是温顺或乖巧，有时候女人适当淘一下，还能多几分颜色。单从对角色的喜欢而言，我是不想让苏晓敏当这个市长的，我宁愿她是一个普通女人，爱敢爱，恨敢恨。爱也惊心动魄，恨也惊心动魄。所以让她担任这个市长，就是想透过她，看到官员身上的二难境地，多难境地。
老百姓的眼中，官员是威风八面的，似乎无所不能，无所不为。
其实恰恰相反，身为官员，身上的约束太多，有明的，有暗的，还有不明不暗的。心灵上的禁忌也太多，有必须遵守的，也有逼迫遵从的，还有别人强加于他心灵上的。潜规则也好，显规则也好，总是有规则约束或束缚着他们。潜文化也罢，显文化也罢，总是有文化浸淫着他们的心。表面的风光掩盖不了他们内心的孤独。官场无朋友，这是我一个官员朋友发自肺腑的真言。官场无利器，这又是我另一个官场朋友说的伤感话，投向你的，永远是含笑的软器，却有着惊人的杀伤力。如果你跟官员接触久了，就发现他们脸上永无开心的笑，他们的话永远不会从心里说出来，他们总是端着一个架子，不是他们不想放，而是他们放不下，也不能放。我有个秘书朋友，跟了领导差不多十年，他说，领导对他从来没说过一句完整话，每次都是说半句，或更少，剩下的，要靠他揣摩。这多可怕啊，想想我都毛骨悚然。可是官员们要在这样的环境里打拼一辈子，他们的心里如果没痛苦，没悲哀，那绝对是假话。
剥去官员表层的光环，深入到内心深处，去抚摸，去感知，去理解，这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初衷。写作的过程中，我一次次为苏晓敏鸣不平，她忍受的不公或不平实在是太多了，她所处的境地实在是太难了，她要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她要平衡各种各样的关系，她要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重要的是，这些人都手握重权，有些，甚至左右着她的前程。她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左突右冲，最后却又不得不对现实妥协。她在权力的刀锋中左避右躲，最后还是未能逃开暗箭的追杀。况且她还要忍受丈夫跟别的女人的谣言，尽管只是谣言，但对女人而言，这种谣言跟真实有一样的杀伤力。她一面受着伤害，一面又为丈夫制造着伤害，到头来，惊讶地发现，她寄情的地方，居然是一片空茫。那个打动过她心的男人，给她的伤害远比丈夫深重，而这一切，都因为他们是官。
男人在权力场，往往都是精疲力竭，身心具瘁，何况女人！苏晓敏最终是妥协了，她找不到别的出路，我也找不到，但我相信，妥协不会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我期待着更多的苏晓敏们，能在未来的政治场中，一身轻装上阵，能很透明地微笑，很阳光地生活。当然，也能很阳光地使用手中的权力。这不是空想，也绝不是乌托邦。
不管是作家也好，读者也好，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否则，我们的心灵就会多蒙上一层阴影。
2009。9。22于甘肃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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