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裁员了，要求市委解决就业问题，要跟你直接面对面谈判。”这时，信访局正副三位局长手缠纱布跑进了院子，局长慌里慌张说：“刘书记，我们没有做好工作，杨书记、王书记都挨打了，市委的大门都给砸烂了，我……”刘扬双手握住对方的手，说：“你们受委屈了！是我惹的事，你们休息去吧，去医院吧！”三位局长不走，说我们是一点皮外伤，不要紧的。
刘扬说：“登记下来，姓名、年龄、学历、想到哪里去，我给你们安排，可以安排正式工作，只要是学有所长的专业人才，就有一个饭碗。你们找对了，市委和市政府是全市人民的家，谁都可以进来，但不能让某些人无法无天地闹事。回去给你们的老板说，那些砸了门打了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市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开始登记，但没有一个人说话。“好好想一想吧，歧北市的兄弟姐妹们，你们从那些奸商手里拿到了多少钱？那些人一年的收入是多少？你们是多少？想闹事自己不出面，把你们当马前卒使，你们有没有头脑，会不会想事？”刘扬平静了下来，“奇了怪了，空手套白狼，两万块钱搞个楼盘模型，就能换得六千万，这也就是在歧北，在其他地方他们能不能得逞？还是鲁迅那句话：我这个智商不高的人悲哀你们的愚蠢不幸，愤怒你们不争气。”刘扬分别拍了拍杨哲和王凌的肩膀，说了声“辛苦了”就上楼去了，上访者挪动缓慢的步子走了出去，各部门的人员也回到各自岗位，信访局开始正常办公。
小何站着，于洋烧水、沏茶，刘扬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冲小何喊叫：“你是干啥吃的？你是谁的老爷？不想干就滚！”刘扬站起来接过于洋沏的茶，又说道，“这个地方把狗都惯成熊了！”他给秘书长拨电话：“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秘书长来了，问什么事？
“这位秘书大人另做安排吧，我用不起。他——经委的于洋，你们歧北埋没了十几年的人才，我用他。小何你领走吧。”刘扬气急败坏。
于洋看着这场面不知所措，秘书长也不敢再说话，小何的脸红得发紫发黑。刘扬喝了一口水，对于洋说：“我们俩出去一趟。”
下楼到院子里，刘扬说：“找个清静的地方，我们俩聊一会儿吧。”刘扬有些疲倦，一副四肢无力的样子。
“清静的地方？只有城外的避暑山庄。”于洋说。
“随便一个地方。”
于洋带刘扬到距离河东区十里地的一个山庄，在一个碧波微微的人工湖边，他们俩坐了下来，于洋要了两杯西湖龙井茶、一盘松籽仁、一盘白瓜子。刘扬给于洋一支香烟，要打火，于洋躲开，说：“你是歧北人的太阳神，我怎敢让你打火？”刘扬苦涩地笑了一下，说：“太阳神？谁敢认为自己太阳神？”
“这不是我说的，是歧北的老百姓说的。这些民间的言论你是听不到的。两个副市长最近没有上电视，有人说让你给抓了，还有人放鞭炮呢。”
刘扬看了于洋一眼，没有说话，长出了一口气。
“你在什么地方把领导得罪了，这些人这么恨你？”刘扬问。
“正反对比么。那些投其所好、逢迎拍马的人不干的事是我干的，我学习、写作、踏踏实实地工作，是那些人不干的，久而久之，人家就有了看法，说我不把领导当领导，不安于现状，想入非非，好高骛远，有野心。”
“就没有人赏识你？”
“有，我刚到这里时所有的领导都喜欢我，给我送书的，给我东西的，给我介绍对象的，其他年轻人得不到的好处，我能得到。当时两个人一间宿舍，我是一个人一间，并且我是后来的。一位天津来歧北挂职交流的领导离开时当着六十多人的面对我说：‘小伙子，好好干，前途无量！’一位兰州大学毕业的领导调离时也这么说。第四年，也就是一九九五年，领导给我一个副科长，我没有要，我说一九八五年、一九八七年参加工作的同事没有职务，给我一个我心里不好受。领导说你不要就算了，以后到企业去当一把手，干一番事业吧。结果呢，一九九七年班子大调整，经委的整个风气就变了，我就这样了。”
“怎么个变法？”
“原来只有一辆小车，一把手工作用车，其他领导用得相对少一些。这辆车没有人争。但是到了一九九七年，退了两位老领导，来了两个年轻人，这两个人上下班要这辆车接送。五十多岁的一把手上下班骑自行车，他们俩要坐车，一下子主任和司机都适应不了，但这两个人我行我素。这样就出现了三位老领导骑车子上班，两个排名最后的副主任小车接送的局面。这样的副主任，他的工作能好到哪里去？上午来看看报纸，下午经常不来。到一九九八年，来了一位否定一切的主任，干了一年半，调外地区当副专员去了，接着就是现在这位，一个单位就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马强不是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吗？他不是都抓到科长一级了吗？”
于洋笑了：“这个时候的马强已经不是在济北县全力以赴干工作的马强了，他的注意力已经从工作转移到个人的升迁和经济利益上了。歧北市的工业就是从他手上垮掉的。一个长期亏损的食品生产企业，新任的厂长化整为零，准备分块搞活。也确实活了起来，多种经营让人们看到了这个老厂子起死回生的希望。两个西北农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研制出了一系列高科技熟肉制品，在上海、广东、浙江等地销量直线上升。厂长说给我们货款三千万，我们一年就给扭亏为盈，并且立了‘军令状’，几家银行已经答应给贷这么多钱，只要求信托公司担保，马强一口就否定了这个要求，对这家企业的厂长说，一年扭亏为盈，你做梦吧，比你本事大的人都不行，你就这么自信？结果是这个厂子彻底完蛋了，厂长愤然辞职，现在在深圳办着两个食品加工企业，生意做到国际市场上去了。”
刘扬点了点头。
于洋继续说：“九十年代末，歧北的工业企业到了非常困难的时期，十几家上千人的工厂半年不发工资，而我们的市领导从不去这些企业了解情况，慰问职工，对工厂的一些要求不理不睬。大概是三年时间，歧北市属的工厂几乎全倒闭了，部省属企业活了下来，但绝大多数活得苟延残喘，一蹶不振。最近四五年，省属企业通过自身努力，开始复活，书记、市长到这些企业去又是指指点点，报道上说是指导工作，好像他们无所不能。既然这么能干，既然会指导企业脱困，企业停产的时候为什么不去？就是你没有到来之前，那些牌子没倒、生产依然困难重重的工厂，他们为什么还是不去？刘书记你是听到了的，就在你们班子交接的会议上，歧北工业复兴的成绩是记在王斌的头上的，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于洋喝进一口茶水，湿润一下喉咙接着说，“刘书记，行政上官场上的有些事情，可笑得很呢，那些自编自导自演的人物自以为很精彩，站在台下看的觉得非常可笑。”
刘扬笑着点头。
“你想干点什么？”刘扬问于洋。
“我能干啥？我啥也干不了。”
“你到市委来，我给你一个官做，做事的官位。”刘扬说。
“不来。我就这样死扛着。我当不了官，也干不了事。”
“不要萎靡不振，一个男人，要有点精神。”
“刘书记，感谢你的一番好意。如今在行政上，要有一些过硬的素质才能适应这个环境，没有金刚钻，就干不了瓷器活。比如喝酒，不但要量好，还要会喝，喝得上级高兴，自己又不难受；既要把事情办成，还不能失体；既要让上级看到自己对他是一片诚心，还不能显露出自己是一个窝囊的奴才。”刘扬笑了，他没有想到于洋还有此体会。
“还有什么？”刘扬问。
“多着呢。”
“你都看出来了？”
“这比研究一个物种的变异，比写一个调查报告容易多了。”
“我得用你。”刘扬认真起来，“我没有发现你，我不知道你，那你就过你的小日子，现在我发现了你，我就必须让你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岗位，换一种精神面貌。一是我爱惜人才，我不忍心人才被埋没；二是我现在需要你这样的人，越多越好。”
“好吧，刘书记，我听你的，我尽我一点力量把工作做好。但你得帮我一个忙，把小河区一个科级干部投到监牢里去。”
“说吧，谁？什么事？”
“小河区农牧局的一个副局长，他抓过我，使我母亲得了心脏病，并且死于心脏病，他通过贪污公款买了房子，又通过贪污公款给本是农民的老婆买了一个正式工作，在小河区林业局当干部。”
刘扬眼睛里射出一缕亮光，低声说：“没问题，这事有人办，用不着我，这样的害群之马还在当官，天理不容。”
简单几个小菜，一碗杂粮面，吃得刘扬心情舒畅了起来：“到你家里去，看看你的家境。”
于洋住在一个工厂家属区，是二手房。刘扬没有落座就叫于洋把所有于洋写的文章拿出来给他看。于洋说：“那都是三十岁以前的东西，早就没有了可看的价值，你还是歇一会儿吧。”
“你以为我是个大老粗，产业工人，看不懂你的大作？我没有写过理论文章，但我看得懂，拿出来。”
没办法，于洋只好从书柜的最底层翻腾出来。十三期《工业研究》，有两篇是头条，还有别人的名字。这个刊物是某工业大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主办的我国最早专门研究工业的学术刊物，高校教授要在它上面发论文都不容易，而这个二十多岁的非专业小青年却发了十三篇，当刮目相看。《河源经济日报》上有两篇占据半个版面的工业经济论文，编者还摘录了内容提要，看来是重点推出。《河源日报》上有五篇论文，二十多篇时政文章，《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上发表的是有关思想作风建设的千字文，也是二十多岁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