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接着说道：“你道何为锄社？它完全是民间的自发组织。他们报告说，这些锄社，一般几家联合，‘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小合作团体，即使谁家有了病患，也有其他人共力锄之，这样，整个大田就不会再因无人耕种而耽误农事，造成荒芜了。这些农民，还真有办法，哈哈！”
刘秉忠听了恍然大悟，“阿弥陀佛，原来如此。”
忽必烈继续说道：“你看，我们要发展农业该如何利用这个组织呢？今一整天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子聪你可有妙法？”
刘秉忠略一思忖，说道：“陛下，既然是民间自发组织，那我们就因势利导，不如我们就承认其地位，并鼓励他们选出社长，这样便于管理，也纳入我们的整体管理体系当中，姑且就叫它是基层组织吧。”
“好！好！”忽必烈点着头连声说道：“我也有这个意向，不如我们就规定诸县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为一社。推年高、通晓农事、家有兼丁者为社长，组织农民耕垦，修河治渠，经营副业，教督村社农事；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社长仍择于村中。平时田边树立木牌，上书某社某人，社长以时点视劝诫；社中的疾病凶丧之家，由众人合力相助，一社内如受灾民户较多，则两社助之；社长的徭役予以免除，地方官府不可另派科差，怎样？”
“善哉！善哉！”刘秉忠听忽必烈的打算，很为这个蒙古皇上能如此重视农业而高兴。要知道，为了扭转游牧生产方式的遗留和影响，他和汉儒们做了多少工作呀。今天，忽必烈不但多次颁布蒙古诸王贵族不得改农田为牧场的禁令，而且还注意做好农民自发组织的事情，说明发展农业已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也就是说，这个工作已经算是大功告成，怎能不让他高兴呢？
想到这儿，刘秉忠说道：“陛下百事惟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的观点，看样子已经在全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实在应该贺喜陛下。”
是呀，蒙古游牧民族刚入中原之时，蒙古贵族往往跑马圈地，把原来土地上的汉人赶走，任其荒芜，开辟为牧场，放牛放羊，致使大量依靠土地谋生的汉人流离失所，被迫逃离了家园；造成土地荒芜，人口锐减；也造成了汉人的誓死抵抗，不愿降服局面。如今自忽必烈称汗以后，大力发展农业，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改革田制，并轻徭薄赋；政府采用“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坚持“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思想，把农业发展的好坏，“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核地方官吏、决定升迁的首要条件。这些政策和措施使饱受战乱之苦、流离失所的百姓重新获得了土地，一度荒芜的田野又种上了庄稼。百姓怎能不满怀激情？
想到这儿，刘秉忠继续说道：“贫僧以为，陛下利用这个组织还可以大有作为。譬如陛下可以利用此组织，兴学校，普及教育。规定每个社都要有为村里的儿童们建立学校的义务。当农田中只需要很少的劳动力时，就让他们的子女去上学，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这样我们再通过考试选拔的形式，就不难把有志之士纳入怀中，为国家出力了。”
“好！准奏！”忽必烈高兴地说：“其实，这样的组织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我要让地方官一定要选拔培养好社长，让社长一方面督促本社农民务勤农业，不致堕废。更重要的是，严禁社长率领社众非理动辄聚集，社长应监督农民聚众集会。有不服从社长劝告者，从本处官司就便究治。”
“阿弥陀佛，建村社，陛下一事可一石三鸟，真乃英明之举。相信百姓只要能安居乐业，不会无端闹事的，这个陛下可放心好了。”
“好！但愿如此！”忽必烈说道：“村社，就让它作为县以下行政组织吧。农村建村社，城市我们也要设置城关的坊里制，把城内分若干片，名曰隅，如东西隅、西南隅、东北隅、西北隅不等。隅下设坊，置坊官、坊司。坊下设里或社，置里正、社长；村社制则于县下设乡，置乡长，乡之下设都，都之下设村社。这样，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皆在我之掌控之中，我就可高枕无忧了，哈哈！”
忽必烈采取的这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政策和措施，使素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的游牧民族，较快地接受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由马背走向田间，使全国各民族融合在一起，推动了农业生产向前发展。据《元史》记载，元世祖时人口恢复到五千三百六十四万余人，较元初有较大增长，接近宋金人数。耕地面积、产量也恢复到接近宋代水平。
4。 王著锤击阿合马
忽必烈抢登汗位后，一方面要征讨阿里不哥，巩固自己的汗位；另一方面他还想灭掉南宋，完成成吉思汗和蒙哥未竟的事业，实现自己超越他爷爷铁木真业绩的理想。这些都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作保障，需要不断开掘财源，为他发动战争机器提供不竭的动力，因此，在忽必烈眼中，谁能为帝国搜刮更多的金钱，谁就是真正的“忠臣”。在这个时候，阿合马应运而生，登上了历史舞台。
事实上，忽必烈作为一个用汉人施汉法汉化治国的有为君主，由于受汉儒的熏陶和影响，他也知道建国之初，百姓需要休养生息。他自己早期就十分憎恶贪婪暴敛之徒，并因反对其兄皇“宪宗”蒙哥汗手下左丞相阿兰答儿的“钩考钱谷”而引祸上身。多亏姚枢等汉人幕僚的策划，他才化险为夷。但位置变了，思维也随之产生变化。忽必烈坐上大汗宝位，随着国土的扩大和战争的继续，昔日对于横征暴敛的反感，逐渐为对黄金白银的喜爱所取代。泱泱大元朝，真是太需要钱财了。
阿合马，是花剌子模国费纳客忒人（今塔什干）。青年时代依附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父亲，得以成为皇后斡耳朵下属侍臣。忽必烈中统三年（1262年），阿合马开始得到重用，“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转运使”，掌管财赋之务。
进入忽必烈视野后，阿合马很有一番作为。他为元世祖设计了种种搜刮民财的方案，例如清理户口、垄断专利、滥发钞票等等。不仅为忽必烈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自己也积蓄了很多财富，引起了汉儒们的强烈反对。
但在忽必烈眼中，阿合马是一个红人。中统三年，忽必烈委任他处理财政赋税方面的事，到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又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事；再过两年，忽必烈下旨任命阿合马以中书平章政事兼领使职，全国财权皆集于他一人之手。
官升得快，阿合马主意也越来越多，他一会儿上奏改铸金银，一会儿出主意禁止太原当地人煮盐贩卖得利，很得忽必烈欢心。忽必烈曾对人感慨道：“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阿里海牙、麦术丁等，亦未可为相。阿合马才堪任宰相。”
大权独揽之下，阿合马便日益骄横贪婪，伙同奸党郝桢、耿仁等人，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剪除异己，为所欲为。元廷宿卫中级军校秦长卿深知阿合马的奸谋，慨然上书，揭发其奸谋，说他“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逾公家资，觊觎非望，其事似汉董卓”。结果被阿合马反诬，逮捕入狱，用酷刑折磨至死。
阿合马得势益横，竟欲罢御史台及诸道提刑司，还是廉希宪面折廷争，方才罢议；后有议添立江南榷官，皆安排他的子侄做首长，惹恼了廷臣崔斌，参奏他一本，说他设官害民，一门悉处要津，有亏公道。阿合马便捏造罪名，诬称他盗取官粮四十万石，竟将崔斌等逮捕入狱，置诸死刑。
皇太子真金听说崔斌等已定死罪，赶忙派遣快马制止，但为时已晚。听到汇报后，真金太子一拳砸在了桌案上，恼怒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看来，不动真格的是不行了！”
枢密副使张易见太子如此，就说道：“太子殿下息怒，我看还是再忍一忍吧。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皇帝视他为红人。但臣下以为，阿合马专权误国，恃权放狂，横征暴敛，其贪赃枉法行为路人皆知。只是因皇上过于倚重的缘故，暂时被他蒙蔽。一旦皇上看清了其真面貌，我想，皇上一定会治罪于他的。”
真金激动地说：“不行，不行，我作为一国储君，怎能容忍这样的奸臣当权误国？父皇对他宠爱有加，［ｗｒｓｈｕ］安童丞相多次进言都无效果，看样子我们要在朝廷上搬倒他是不可能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看还得采取非常措施。”
张易当然明白这个“非常措施”为何意，于是就赶忙跪倒在地，说道：“太子殿下请息怒，此事万万不可由殿下亲自出面。若殿下决心已下，信任臣下，我自当赴汤蹈火，以圆殿下之愿。”
“哎，若我不信你，怎能与你谈起这个！”真金连忙拉起张易说道：“好吧，那你就在下面多找几个可靠的人来实施吧，最好干净利落点。虽然我们是为国除害，但最好还是做得稳妥一些，万一……”
“万一出了错，您也一定不可出面，我会拼上一腔热血的！”
“千万不要这样，阿合马那孽种不值得你为他殉命！”说着，真金的眼睛湿润了，“我只是想早日除奸，以净君侧，以解救黎民之苦、百姓之苦，少让秦长卿、崔斌这样的忠直之士遭其陷害……”
“殿下，你就听我的好消息吧！”
且说张易从太子处回家，反复思索，此事是忤逆之罪。擅杀朝廷命官，本身就得诛杀全家，何况是皇上的宠臣，他的财神呢。因此，参与此事者必须要舍得自己身家性命于不顾，方可无后顾之忧。谁能助我呢？
张易掂量着，思考着，来来回回，到了下半夜。突然，他一拍大腿，兴奋地说：“对！就是他，要完成此大任，非他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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