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局长，另一个据说是浙江老板，实际上是毛局长找来的‘托’。结果，毛局长以七百万分两年付清的价格整体买下了这个厂。七百万除了交欠税和支付破产清算费用，连安置职工都不够，国家银行的贷款也就一笔勾销了。先到帐的三百五十万都被付了清算费，职工到现在还没安置。其实，毛局长自己也就只有一百多万，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他确实有能力，这些钱绝大部分都是贷款拆借来的，他的算盘是：先贷款买来厂子变为彻底的私营企业，裁掉四分之三的职工，用厂子的经营现金流还贷款，自己摇身一变就成为千万富翁——瞧，多好的设计。”
“难道职工没有一个反对的？难道当地政府对这事全不知情？”我也被毛厂长这通天的本领弄的眼花缭乱，禁不住问道。
“问题就在这里。”朋友道，“毛局长具有黑、红两道的本领。还记得刚才酒席上我问毛厂长的那句话吗？”我当然记得，而且印象深刻。“看到了吗？上次我见到他时，那几个工人又是写联名信，又是说要杀了他。现在，都被他摆平了。我想，他真的有这个本事。至于政府，呵呵，你别忘掉他的另一个身份可是毛局长、毛书记。别看他只是这个市的一个局长，可实际上，你也是明白人，能想象到他的能量远远不止这一点。”朋友接着说道。
“那你为什么不举报他呢？”
“举报？”朋友淡然一笑，说：“怎么举报？有真凭实据吗？我不是办案人员，这些内幕，有些是我从毛厂长那里听来的，有些是听其他人转述的，有些则只能依据前因后果自己推测的。举报，你得讲究证据，否则弄不好不但不会扳倒他，反而给你定个诬陷诽谤，而去搜集证据，执法机关、护法机关都不去做，我算什么，一个小小老百姓做得到吗？再说，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面对的不是毛厂长一个两个人，而是一张精心编织多年，包括护法、司法、行政、党务等一切有权部门的一张巨网，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甚至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黑社会组织。一个人去触动这张网，必然就好象蚊虫一样，有去无回。你去年夏天写文章揭示出的大吃大喝这种事，就能引起那么大的风波；何况要揭示这么触目惊心的罪恶呢？说不定我还没出怎么着呢，就被人家给做了。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出于一个老百姓的本分和良心，呼吁人们予以重视。”
“那你为什么想起来让我写写这位毛厂长呢？”我问道。
“因为我想让你写他。你知道，我向来对政治不感冒，对你那一套什么主义的也不感冒，我可是个现实的人。我不相信国有企业会有什么好出路，我羡慕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可是，我起码看出来，这不是正当的竞争行为，这一个千万富翁的诞生，是以几百个工人失业沦为赤贫和国家财产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这么下去国家会出事的。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完成了第一轮原始积累，腐败已经不局限为小打小闹的贪污受贿、吃喝嫖赌了，而是转变为大规模的鲸吞国有资产。我国不是在走美国式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在走南美洲的道路。贫富分化，权力异化，官员腐败化，群众暴民化。这是最糟糕的一条道路了。前一段我看到阿根廷那边出了事，立刻想到如果再不变革，我国也会走这一步。”朋友一脸忧郁地回答。
“很明显，没有人民的政权，就没有人民的权利。”我对这件事做出了我的结论。
“是啊，没有真正的民主，就不会有人民的政权。”朋友补充了我的结论。
……
那天和朋友告别时已经是午夜了，寒风凛冽，雪花飞舞。回家的路上，我又想起了这个有着无穷能量的毛厂长、毛局长。我实在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与痛苦：道德沦丧的官僚，正在丧心病狂地瓜分、吞噬着国有资产，而依靠劳动谋生的人们，却总是被侮辱与被践踏。我坐在公共汽车上，眼望着窗外的雪花，突然隐约听到一种悲壮的歌声，如烟般飘渺。渐渐地，这歌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嘹亮，它澎湃的急流，似沉重的叹息，又似英勇的火炬——你听：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的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的下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
二○○三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朋友一个电话，告诉我那位“成功人士”毛德雍厂长、毛局长、毛书记因车祸去世了。当时他在高速公路上开着他新买的奥迪A6飞驰，遇到前面恰好修路要变道。大概是新车手生的缘故吧，毛厂长一下子撞到水泥栏杆上翻下了路基，当场就死了。放下电话，我不知道怎么想起了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一段话：“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会有报应的。”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六、“一尘不染”
由于工作上的需要，这几年以来我与各级法院打交道比较多。二○○○年，我到某省一个县法院参加一个水泥厂的破产债权人大会。这个企业在破产之前曾经大量地吸收职工集资款，口号是“不集资就下岗”。于是老实巴交的职工为了保住饭碗，只得把一辈子的积蓄拿出来交给厂领导。然而短短几年，上千万的集资款不见了踪影，企业还是破产了。会上，集资的工人们听到把自己列为一般债权人，清算结果是零，群情激愤。头戴大盖帽的法官见状一拍桌子，声色俱厉地呵斥道：“怎么？想扰乱法庭秩序？法警，去看看谁扰乱秩序，把他铐起来！”于是工人们沉默了。那天法庭审理“顺利”地结束后，清算组的成员、法院法官和该厂原来的领导一起会餐，也邀请我去了。席间，觥筹交错，一片欢声笑语，用的是企业资产变现所得。我沉默地看着这些划拳劝酒的强势人物，开席几分钟就借故离开了。后来过了两年我得知，这个厂还在经营中，只是已经由国营企业变成“民营”的了。
在全国各地出差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现象：近一些年，各地的法院大楼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拔地而起，而且往往造型气派不凡。有一次我与一位朋友路过某市，发现一座山坡上座落着一栋刚刚建成的欧式建筑。建筑物自身的壮丽加上山坡的铺垫，更使得大楼显得高大巍峨，气宇轩昂，不由得令人啧啧称奇。一打听，原来是刚落成的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是我发了句感叹：呦，这顺口溜说的不错呀，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看来这法院算是吃肥了。同伴没有我这么偏激，而是说：这证明了两个方面，一是法院确实很肥，二是这几年法治建设还是取得一点成效的，打官司的多了嘛，渐渐地人们都习惯于以法律来调节矛盾。我一听，也觉得有些道理。
我有一位朋友，以前在银行当司机。一次这位朋友跟我讲了一九九八年他带几个经济庭法官去外地执行一个案子的趣事。那次他们带三个法官按照判决书去某市执行财产，出发前领导就交代他们一定要把法官招呼好。领导说：现在最难招呼的就是法官了，你一定多带点钱，他们要干什么都要满足他们。司机听了领导的话，自然不敢怠慢，于是对法官们招呼得细致周到。那天出发前，几个法官自己开着一辆车子来了，清一色便衣。司机赶紧把给法官们买的茶叶、烟酒等礼品放在车子的后备箱里。法官们既不推辞，也不感谢，放进去以后“啪”的一声把后备箱盖住就发动汽车走了，司机则带着一位银行里的工作人员跟在后面。
俗话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这位司机尽管想得很周到，可还是百密一疏，等到了快驶出武汉市区才想起居然忘记了给法官们买条“中华”烟路上抽。于是赶紧在路边一个商店里停了下来买了一条，送给前面的法官们，法官们也不推辞。司机边开车心里还在惦记：哎呀，这不是在烟草公司买的烟，万一是假的怎么办？听人家说这些法官们都是“铁面无私”的，从来不讲客气，万一要是假烟，人家会毫不讲情面地给扔出来的。刚想到这里，司机就见到前面法官的小车窗户里扔出一包红色的“中华”烟，顿时心里一惊：“坏了！肯定是假烟！人家给扔出来了！”
于是，司机一路惴惴不安地跟着法官的小车到了某市。刚一下车，心急火燎的司机就赶紧问法官：刚才那条中华烟是不是假的？法官说，不是吧，抽着还行。司机又问：那刚才我见您扔出一包烟来呀。法官回答道，那时我自己带的烟，抽完了，就给扔了嘛。一听法官这么说，司机悬着的心才放到肚子里。
那天到某市时恰好是中午，安排法官们住下并吃罢午饭已经是下午快两点了。原本以为法官们打算午休一下的，谁知一位法官却一边剔牙一边说：挺热的，咱们洗个澡吧。司机明白，人家说“洗澡”可不是冲个凉，而是要洗桑拿，于是领着法官到宾馆的桑拿中心去。可是这时候是下午两点，宾馆桑拿还不营业，于是只得带着法官们到街上转了一圈，找到了一家开门的桑拿中心。等到进去了，人家却说没小姐。司机正在为难时，一位法官说话了：没小姐你打个呼机不就成了？找漂亮点的！桑拿里的人一听，说：好，我去打呼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