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怕它乱跑，每当我父母出去买东西时，玲玲就跟着到商店里，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就跟着人回来。玲玲仿佛知道是我母亲救活了它一样，特别亲我母亲。后来我母亲病过几次，每次玲玲都守侯在床前，一动不动，连饭都不吃。
一九九八年，我的父母决定随我到武汉落户，本来打算把玲玲一起带来。但是当时不知道为什么铁路上暂停了动物托运业务，带不走了。父母就商量着，给玲玲找个好人家送人吧。玲玲正在地上卧着，听到父母的对话，突然站了起来，这时母亲看到，玲玲的眼中竟然噙满了泪水……于是母亲又到车站问了一下动物托运，但依旧不行。那几天，玲玲每天都偎依在父母身边，一动不动的。后来母亲托人在榆次市（「注」地名，现名晋中市，距离太谷县约50公里）找了一个有名的对狗好的人家，把玲玲送给了他。那人来我们家吃了一顿饭，对我父母说，我也是特别喜欢狗的，把玲玲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吃完饭，他把玲玲领到了他开来的带篷小货车上。玲玲仿佛明白这是要永别了一样，乖乖地上了车，站在车厢里泪眼斑斑地望着我的父母，直到看不见了。
如同树叶儿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一样，在十几年中，多少狗去了又来，来了又去。它们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和生气，也带来了无限的感伤与眷恋。多少年以来，每当我在街上看到狗，总是忍不住去逗逗它们，抚摩它们，同时总是能够想起那一个个逝去的可爱的小生命，想起它们那活泼的模样，想起和它们温存的情景，想起和它们一起自由自在地奔跑在阳光下的那些日子。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九、太谷中学
我上高中时就读的太谷中学位于太谷县城小南街的东端，是山西省文革结束后的首批重点中学。以前的太谷县城，除了四四方方的城墙和连片的深宅大院以外，城内还有几个巨大的寺庙。解放后，除了无边寺以外，其他的寺庙要么被拆除，要么被挪为他用。太谷中学旧座落于一座昔日的寺庙旁。我上学的时候，寺庙的其他部分已经被拆除了，只留下一座雄伟的大殿，风格和规模都类似于山东曲阜的孔庙。
当时的太谷中学校园可以分成两个部分：老校区和新校区。所谓新校区，就是靠街面那一部分，是解放后盖的灰砖平房，主要是教室；所谓老校区，就是靠里面一些的老式深宅大院，主要是办公室、礼堂、图书馆、学生宿舍等设施。现在据说那些灰砖平房已经被拆掉了，盖成了教学大楼。以前我上学时，特别喜欢老校区那部分，因为那里回廊曲折，碧水悠悠，杨柳依依，风景非常美。一九八七年我考上太谷中学以后，分到了第一三六班。
当时班上大约有六十来个学生，基本上都是各个初中杀出来的尖子生。前面已经提到，当时太谷县初中毕业生升高中的比例大约是五比一，进入太谷中学的比例，就只有十比一了。班上除了太谷县各初中考上来的学生外，还有一些从别的地方慕名转学而来的人。当时有一个从太原来的同学，名字叫郝戎，歌唱得特别好，一心想考艺术类学校，后来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前两年，中央台放了他演的好几部电视剧，印象最深的一部叫《黑脸》，我在里面见到了他，还是当年那个样子。
太谷中学紧挨着原先的寺院，原来庙内的一些古树也被圈到太谷中学校园内，那些古槐有两三个人合抱那么粗，枝繁叶茂。每到春末夏初，槐花开放，整个校园都沉浸在沁人肺腑的清香之中。
我刚上太谷中学不久，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召开了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党政分开”的原则。那时侯我已经渐渐开始关注政治，总是觉得那一段的气氛颇让人怀念，全国上下都充满了对话、协商气氛。那时太谷中学也召开了几次学生与学校领导之间的对话会，别的学生都是提的诸如伙食、住宿、教师安排等问题，而我则因为关心中苏关系，非常幼稚地向学校领导提了一个问题：“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表明苏联愿意和中国搞好关系，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出三大障碍？为什么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不能友好相处？”校团委书记眨了眨眼睛，回答说：“这问题我回答不了，你得问赵总书记”。于是哄堂大笑。
考上太谷中学以后，我倒是记住了初中的教训，学习还比较用功。但是学习中我的长处与短处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学世界历史，脑瓜特别好使，几乎是过目不忘；学语文写文章，常常获得老师夸奖；学几何代数，却显得比较吃力。特别是代数，简直是每节课都听不懂，而且还常常走神。我在数学上能力较弱，其实在初中三年级就表现出来了，当时虽然我的数学是满分，考了全班第一，但我们的数学老师，我记得好象是姓温，在评卷时对我说：你做证明题时，明明有捷径你不走，总要绕几个弯子，虽然这样也没错，还是给你一百分，但是以后上了高中，你可能会比较吃力了。结果，事实证明温老师看得真准。
一九八七年前后，正是费翔在中国“一把火”的时候。春节时费翔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四月份大兴安岭的大火就烧起来了。老百姓都说，这把火是费翔这小子放的。我上高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对费翔着迷，特别是女同学们。我也喜欢费翔的歌，这也是我这半生唯一一次对流行歌曲发生兴趣。在一九八七年班里的新年联欢会上，我唱的歌就是费翔的《故乡的云》。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十、“老战友”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的一天，我的父亲接到一封信，原来是一位在部队的老战友陈××写来的，信上说他出差路过山西榆次，从别的战友那里获知父亲在太谷，想来看看。父亲刚当兵时，不过十六七岁，而这位陈××大概只有十四五岁。两人分别三十多年，期间世事沧桑，如今老友即将相见，父亲动了感情，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顿时眼泪滂沱。接着，父母按照信上约定日期，跑到一百多里外的榆次，把陈××接回了家。
那天我放学回家，一进门就看到一个衣着体面的中年男人。那人身材颀长，头发虽然秃顶了，但从五官看得出来，年轻时他是一个非常英俊的人。据陈××自我介绍，他在文革期间惨遭迫害，文革结束后平反，担任了北京《扶贫报》主编，混得很好，认识许多大首长。说罢，递上了印制精美的名片。我父亲很重情感，有了“老战友”这一层关系，就每天好酒好菜地招待他。母亲人心善，听到他的悲惨遭遇，也是同情得不得了。于是那一阵子家里每天都是满桌好菜，满桌好酒，只是把我母亲忙坏了，一顿饭要做十几个菜，还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洗的干干净净，熨的整整齐齐。
本来陈××来时只说在家里住上几天，但是住了将近二十天，和父亲叙旧叙得没什么话好说了，也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此时我母亲有些疑惑，总感觉这人说话时眼神不太地道，似有图谋。我母亲在商海里沉浮了几年，也比较善于察言观色，听他跟我父亲谈话，谈自己的经历和现状，经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于是更加疑惑了。
那时我父母工资一个月加起来也不过一百来块，可是光招待陈××二十天就花掉四五百，而且还要天天请假招呼他。长此以往，没谁能陪得起，再加上母亲对他心存疑惑，就更不愿意他久住了。于是就借陈××说自己马上要去广州开会的机会，为陈××收拾好行装，又买好车票，弄得他不走不行了。父母二人又把他送到榆次，到了榆次车站，火车来了他又磨磨蹭蹭地不肯上车。母亲见状，连忙帮着他把行李送到车上，这样他才不得不怏怏而去。
陈××走后没几天，就发来电报，说自己手头很紧，要求速汇款一千五百元，接收人居然是另一个名字“陈×”。因为我母亲曾说过现在卖彩电特赚钱，他就在电报上最后画蛇添足地说了一句：“彩电大量有”。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骗子的诱饵，因为当时中国尚处于短缺经济时期，高档消费品特别是彩电十分紧俏，非一般人物可以搞来，一个报社编辑哪有这么大能量？连父亲也觉得这人肯定是骗子了。
但父亲念及往日战友情谊，说，混到这个份上挺可怜的，干脆只汇五百好了。母亲最讨厌的，就是不靠勤劳而靠坑蒙拐骗弄钱的人，于是坚决不同意，说家里的钱都是咱们一块一块挣来的血汗钱，凭什么给一个骗子？既然他来骗我们，就说明他根本就不念什么战友情谊，我们何必自做多情？他要真困难，开口讲我们也不会不帮他，但想骗我们，那一个子也得不到。父亲也就不再坚持了，陈××也再没来联系过。
后来，我父亲到开封见老战友时，老战友们告诉他，陈××也来过开封，每一个老战友都找到了，说的是一样的话，合计只骗走六百块钱。他还曾经不知道从哪里领了个呆头呆脑的小孩，竟然骗人们说这是袁宝华的儿子（「注」袁宝华，河南南召县人，一九一六年出生，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职务）。有个老战友还调查过陈××的经历，发现他在文革期间是某市一个造反派组织“夜莺队”的，干过不少坏事，后来被作为有罪行的抓起来判了大刑，此前刚刚刑满释放。闻听此事，父亲回家后很是感叹了一阵子。
其实，陈××完全用错了方法。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愿意救危扶困的人，帮助过不少困难工友。如果陈××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窘境，想踏踏实实地做个小买卖，那么父母借给他一千、两千的作为本钱是绝对没问题的。特别是我的母亲，非常理解父亲和他之间从小在一起结下的情谊，更是一向同情弱者。因此，如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