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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大学对面是湖北省图书馆。图书馆里的人搞多种经营，办起了投影录象厅。省图书馆办的录象厅不同于一般的街头录象厅那样，靠黄｜色下流片子招徕观众，而是经常放一些世界名片。上大学时，我常和同学们结伴去看投影。当时我看了一部史太龙演的《第三滴血》，反映阿富汗战争的，电影里把苏军描写成了一群杀人不眨眼的暴徒，而把美国人演成阿富汗人的救世主。观看这部电影时，我对这样脸谱化的描述很是反感，没看完就怒气冲冲地退场了。
当时学校的图书馆里，还订有《朝鲜画报》和《今日朝鲜》两本朝鲜出的中文杂志，我是每期必看的。一九九二、一九九三年正是金日成八十寿辰和朝鲜战争结束四十周年（「注」朝鲜官方称朝鲜战争为“祖国解放战争”），通过这些画报我了解到，朝鲜这个弹丸小国正在到处大兴土木，修纪念碑、纪念塔、铜雕……建筑精美，气势宏大。然而当时我就觉得，一个蕞尔小国这样大兴土木，把有限的物质用于修筑这些不能吃、不能穿、不能住的纪念物，实在并非明智之举。而透过这些画报上那些面色红润却精瘦发傻的群众，我隐隐感觉到朝鲜的老百姓日子肯定过得不怎么样，群众脸上的红晕多半是化装所致。最令我反感的是，纪念朝鲜战争的专号上，居然还在掩耳盗铃地撒谎：“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凌晨，李承晚傀儡集团悍然发动了战争……”
我在上大学时期思想上接近斯大林主义，因此最初看《朝鲜画报》和《今日朝鲜》时，总怀着一种亲切的情感。当时恰逢中韩建交，我还对此事挺不满意。但是渐渐地，我对朝鲜这个政权产生了一种厌恶情绪，其原因就是在读朝鲜的杂志时处处看到伪造的痕迹，处处充满了不可理喻的疯狂行为。我对朝鲜政权的厌恶，并非美国人“洗脑”的功劳，而恰恰是朝鲜出的这两本杂志。在我看来，贫穷和落后都不会动摇我的信念，但我不能容忍谎言、愚弄和疯狂。到了一九九四年，咎由自取的朝鲜小朝廷经济陷于崩溃，这两本杂志也就都消失了。
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几年，大学生群体存在着很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情绪。当时，我们寝室八个人里，有六个不同程度地私下对共产主义冷嘲热讽。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政府官员出身的同学持“左派”立场。不过，我们两人都有一个共性：只把苏联当作纯粹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讥笑为“土社会主义”。我们两个持左派立场的同学和其余持右派立场的同学们之间，经常通宵达旦地辩论，互相说服不了对方。因此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同学说：“共产党给了你们家什么好处，你这样维护它？”我回答说，我的家族没有从共产党身上得到一丝好处，恰恰因为如此，我才能更加公正地看待共产党。于是他干脆给我一个绰号：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
我觉得“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这个绰号很不错，索性把“布尔什维科夫”当自己俄文姓，代表了我的信仰。起初我想了一个名字：格列高里·亚历山德洛维奇·布尔什维科夫来作为笔名，原因是这个名字的名和父名的缩写正好是我本名的缩写。但后来，我觉得这个名字实在太烦琐，竟然有十七个字。后来，就找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父名：伊万诺维奇。有一天，我在读一本书时偶然发现了斯大林的长子叫“雅科夫·约瑟夫维奇·朱加施维里”，读了这本关于雅科夫命运的书，我不禁联想到：雅科夫的一生既壮烈，又悲惨；生于斯大林，却又不断违背斯大林主义的清规戒律。雅科夫的一生也充满了矛盾，有时特别英勇，有时又有些软弱；有时大义凛然，有时儿女情长；平时充满了反叛，关键时刻又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想来想去，越来越喜欢“雅科夫”这个名字。终于，一个苏维埃人的名字诞生了：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五、“知识混子”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因为我不喜欢所学专业，所以大学的头两年里学习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同时，苏联解体对我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从苏联解体到一九九四年，整整三年时间里我都郁郁寡欢。那三年就成了我三十二年生活中最灰暗、最苦闷的一段经历。
自从高中以后，我的数学成绩一直都很不好。一九九一年高考时，数学题目非常简单，我们班上有二、三十个同学数学分数在一百分以上（「注」当时高考数学满分为一百二十分），其余的也多是八、九十分，惟独我的数学成绩是七十二分，为全班倒数第二。所以报志愿时我一直试图避开数学，谁知到了Z大学才知道，学国际金融专业，数学还是最重要的基础课。当我领回厚厚的微积分教材时，心里不禁暗暗叫苦，心想这下可完了，哪壶不开偏要提哪壶。
果然，尽管我非常努力地想听懂微积分课，很认真地做笔记，但依旧觉得听老师讲课，就如同听天书一般。每天微积分老师一开口，我就忍不住犯困，哈欠连天，不一会就沉沉入梦乡，下课铃一响才醒。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喝浓茶、喝咖啡、晚上早早睡觉，什么办法都用了，一个也不奏效。即便是偶尔不睡觉，我也是傻坐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根本弄不懂老师在说什么。那一年期末考试，我的数学得了个“8”分，创了财金系的历史记录。其实这八分都不是做出来的，而是靠选择题蒙的。可以说，直到现在我的高等数学知识都等于零。
后来，开学补考时，我自忖不可能考过去，就找了一个跟我长得多少有点像的姓唐的同学，请他代我考试，算是蒙混过关了。到了下半学期，我逐渐想出了一点取悦于老师的窍门，作业虽然是抄的，但我抄得工工整整；随堂测验时，我由低到高挨着不同水平的同学坐，抄人家的，结果分数从二十多分，上升到了四十多分，再到六十多分，最后达到七八十分。那个数学老师还不明就里，还称赞我学习认真，进步大。到那年期末考试，我又请了一个老乡帮忙替我考试，结果那小伙子考得也不怎么样，只考了三十六分。走运的是，那次考试题目偏难，老师准备加分，又念及我学习“认真努力”，就弄了个奇怪的公式：三十六开根号再乘以十，捞到了六十分，这样我的微积分才算过关了。大二学习线形代数，好在我高中时这一块学的还凑合，考试时连抄人家的带自己做，也算蒙了个整六十分。到了大四，又学经济预测与决策，大量用到微积分与线形代数。此时我已经学油了，上课坐到第一排给老师留下好印象，一下课就给老师递烟，顺便问两个问题。这么一来二往跟老师混熟了，后来考试结束以后，第一次来通知说班上有四个人不及格，有我一个；等正式通知下来，班上却只有三个不及格，少了我。当时我心里直庆幸：幸亏当时给老师印象留的好，否则，学位证就危险了。
大学里学数学的辛苦，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一直到上班多少年以后，还经常梦到自己又要考数学，在梦里还着急：不是已经毕业了吗，怎么还要考数学呢？一着急，就醒过来了，一看原来是场噩梦，这才又放心地睡了。
除了讨厌的数学，还有珠算。那时大学开课真是莫名其妙，明明有计算器不用，干吗要用珠算？大学毕业快十年了，我一次都没有用过珠算。当时我右手食指恰好长了一个神经纤维瘤，右手活动不是很方便，就开了个证明，缓考。到了大学四年级，不过珠算就拿不到毕业证，我就又找了个老乡替我考试。好在时间隔的太长了，那个珠算老师都不认识我了，愣是没看出来，于是轻松过关。
我所上的是国际金融专业，那时还不叫专业，叫专门化。这个专业对英语要求很严格，一般要求学生大学二年级之前就要过四级。毕业前过六级。我上初、高中时，自己想学俄语，无奈没有开俄语课的学校，只好上了英语。太谷县的各个中学里，英语课程中既没有口语，也没有听力，而且初中学英语音标时，老师的英语发音不准，带着很强的太谷口音，教得我满口结结巴巴的“太谷英语”。到了大学里，老师则按照大城市的英语教学进度，一上来就要讲口语、听听力。本来入学摸底考试时我的英语成绩还是八十多分，在班上不算低，但口语和听力却把我给难住了。上英语第一课，老师就让大家用英语做自我介绍，我憋得满脸通红，讲出来的都是带有太谷方言音调的古怪发音，弄得好多同学忍不住捂着嘴笑。本来我就厌烦财经类学校，此时更觉得自己是“倒霉”了，也就不愿意学英语。结果到了大学二年级英语四级没通过，又被从涉外专业分流到金融专业，不过继续跟着国际金融班上。当时还觉得挺难过，现在想想，也没什么了不起。分流之后，我努力了一个学期，结果当年四级就过了，但六级我是不想再考了。
上财经大学本来就非我所愿。我母亲以前担任单位会计，每天看到她伏案工作到深夜，填写密密麻麻的表格时，我就对财经这个行当非常的不喜欢。我所上的Z大学根本就不是我以前所想象的大学那样，依山傍水，古木参天，掩映着红墙绿瓦的教室。这所大学面积狭小，从东到西走三分钟就到头了，从南到北要稍微长一些，也只需要十分钟。在狭小的校园内，一栋挨一栋挤满了破旧的苏式简易房屋。学校最大的绿地就是位于图书馆旁边的“思园”，里面有一尊陈毅元帅的半身像（「注」Z大学前身为中原大学，是陈毅创办的）。“思园”的面积不过几个篮球场那么大，到了夏天的晚上，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