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75部分

我参加工作后在银行的人事部门工作。当时，有一位女同事和我坐办公桌对面，也是Z大学毕业的，比我高一级，我们俩经常一起回忆在财大时的往事。有一天，她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这件不大不小的罢餐事件，觉得当时可真过瘾，也不知道是谁写的那些号召罢餐的告示。我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你想知道的那个写告示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二、鼎盛商店

到了一九九四年春节，我们家因为有九三年的底子，再加上姐姐参加了工作，经济条件又改善了不少。姐姐参加工作，也都是母亲关心的结果。叔叔到了廊坊以后，恰好他的一个女同事的丈夫小孙在廊坊人事局工作，叔叔就把这个路子告诉我母亲。母亲一听，立马跑到廊坊跟人家小孙见面。小孙那人挺好，就把办事的程序跟母亲一五一十地说了，母亲当天就返回太原，到山西财经学院去调档案、拿派遣证。山西财经学院管分配的那个人挺贪，去年都招呼过他了，结果今年还要刮一层皮。母亲无奈，只好又给他送了不少礼，还有两千块钱。谁知这个人拿了钱也不办事，竟然说姐姐的档案现在省教委，要我母亲自己去跑。

为了子女的前途，母亲立即来到山西省教委办公大楼前。当时正好是高考阅卷期间，省教委大楼三步一肛、五步一哨，戒备森严。母亲鼓起勇气，径直闯了进去，被站岗的武警战士拦住。母亲向武警战士说明来意，武警战士向里面通报了以后，人家请母亲进去谈。母亲本以为这么大的衙门肯定不好进，结果竟然如此顺利。而且里面的工作人员听到母亲的来意，立刻给母亲让座倒水，还直感叹母亲对孩子这样尽责，顺畅地办了手续，这才把档案拿出来。母亲把档案拿到手以后，怕夜长梦多，连家都没回就又返回廊坊，一下火车就直奔小孙家里。当时正值盛夏，母亲又好几天都在火车上往返，小孙根本没料到母亲办事这么快，见到我母亲时，母亲满脸油汗，扶着墙气喘吁吁，手里还拎满了酬谢小孙的礼物。由于廊坊归河北省管辖，所以小孙告诉我母亲还有个手续要到石家庄去办。我母亲一听，立刻就站起来说，好，我现在就走。小孙一看，顿时感叹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于是自己都帮我母亲到石家庄跑了一趟腿，算是顺利地给我姐姐分配了工作，而且分到了当时最好的金融部门。

姐姐上班后，当时收入算不错的。母亲和父亲并没有因此喘口气，继续没日没夜地干活。母亲这人敬业，在花灯的品种上不断动脑子推陈出新。她做花灯，不是简单地把钱赚到就算了，而是想让人家觉得钱花得值，不后悔。为了这个目的，母亲和父亲总是翻来覆去地校对花灯各个部分的比例，哪里大一点，哪里小一点，怎样才最好看。花灯这种东西制作全靠手工，每试制一次就要从裁铁丝、焊灯、糊灯把整个过程全都搞一遍。在一个新品种投入生产之前，往往要试制十几次，多的甚至几十次。父亲是急脾气，被翻来覆去的试制弄得很烦，有好几次都想甩手不干了，但歇一会儿、抽根烟，就又趴在点焊机干了起来。当时，我在学校里也经常琢磨一些花灯的款式，画好以后给家里寄去，销路都还不错。

正因为如此下工夫，我们家的花灯在色泽、款式、质量上都是整个太原市场上最好的。当时，仅仅钟楼街一带做花灯卖的本地厂家就有七、八家，竞争很激烈。此外，还有大批来自河北的农民。河北的农民实际上并不会做花灯，只是看了我们的花灯以后，也想挣这个钱，就模仿着用铁丝随便焊成一个四方的或者八面的框子，用糨糊糊上尼龙绸，再在尼龙绸面上贴几幅从旧挂历上剪下来的美人图，就算做成花灯了。这种劣质品歪歪斜斜的，但价格便宜，差不多大小的花灯只有我们家售价的三分之一。由于是用糨糊粘的，经常人家还没买灯就先烂了。一九九三年春节花灯卖的好，河北农民闻讯，就一窝蜂地做花灯，到一九九四年春节全都涌到太原市场上来。即便是卖的如此便宜，河北农民的灯依旧卖不动。有一个买灯的人，逛街时先没看到我们家的花灯，图河北农民的灯便宜就买了。等走到我们家摊子前面，看看我们家精致的花灯，再看看自己手里刚买的七扭八歪的劣质产品，后悔不迭，就把它丢在地上跺得稀烂，再买我们家的灯。

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一九九四年春节我母亲在钟楼街西口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商店，大约有二十平米左右。从此，我们算是从站在大街上卖灯笼的辛苦中解脱了出来。那个商店字号是“鼎盛商店”，老板是个粗壮的中年人，我只见过一面。他把鼎盛商店租给一个叫孙大鹏的人，孙大鹏就再把商店转租出去，自己当“二老板”，吃租金过日子。孙大鹏是个游手好闲的社会混混，一天到晚都在麻将桌上度过，后来还染上了毒瘾。孙大鹏的老婆长得很漂亮，但嫁给这么个人也真是明珠暗投。他们家因为孙大鹏贪赌弄得家徒四壁，两口子经常因为这个事情吵架，他老婆好几次哭着找我母亲诉苦。

当时鼎盛商店里还有一个租户，叫马葵，是个矮胖的中年女人，跟孙大鹏是老相识，模样粗壮凶恶。马葵做的买卖是卖“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其实是坑人的。马葵的所谓“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都是从广州进的便宜货，四五块钱一米。马葵进回来货以后，弄几个射灯一照，那些链子就显得金光璀璨起来。马葵在自己柜台上贴上“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的大字招牌，在这几个字下面则写了两个大字“二元”，后面则跟着蝇头大的三个小字“一厘米”。这样，一般人远远看上去仿佛是“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二元”，而看不清后面的“一厘米”。四、五块钱一米的劣质项链，被卖成两元一厘米，可见心有多么黑。

这招数骗不了城里人，就骗那些过年到太原采购年货的农村人。马葵雇了两个太原本地女人当售货员，成天站在门口吆喝“意大利包金项链便宜卖，两块啦。”农村人从门口经过时一听项链才两块，就伸着头问，是多长的项链两块一条啊。马葵一听就知道鱼儿上钩了，故意装糊涂说想要多长要多长。农村人爱贪小便宜，一听想要多长要多长，贪心顿时上来，一个劲要求把项链弄长点。有一个农村女人，竟然跟马葵要了条一米五长的项链。马葵心里直乐，还故意问她，这项链这么长咋戴呀，一剪下来可是不能退货的。村姑哪里知道这是个套子，就说肯定不退货。等马葵把项链剪下来，一算账要三百块，那村姑顿时傻了眼，不要了。马葵就凶相毕露，指着招牌上的字说：白纸黑字写的清楚，两块钱一厘米，现在剪下来了，你不要哪行？那村姑一看脱不了身，就扭头想跑。那两个售货员早就防着呢，一把抓住，三个城市女人就这么欺负一个乡下女人。最后那村姑不得不掏出三百块钱来，哭着拿着这条只值六七块钱的廉价项链走了。

当然，农村也有狠人，特别是一家子一家子来逛的。有一次，有一家六口人，三男三女也上了马葵的套子，一看马葵在坑人就不要了。马葵就吓唬人家跟人家吵，还威胁说要把人家扭送派出所。谁知那家子也挺厉害，那几个大男人说，好，我还打算把你扭送派出所呢，让公安给评评理，看谁在坑人？色厉内荏的马葵一听，也软了下来，嘴上还装硬：“他妈的，算老娘倒霉，碰到这么不讲道理的人！这项链我不卖了！”那家人一听她“不卖了”，也还要去买年货，也就走了。等那家人走远，马葵恨恨地往地上啐了口唾沫，骂道：“狗日的王八蛋，没钱进什么城么。”说完，自己动手把剪下来的项链接了回去，继续吆喝：“意大利包金项链便宜卖，两块啦……”

即便是痛痛快快地买走项链的人，在马葵嘴里也落不到好。有一次有一个衣着和长相都很漂亮的年轻妇女买了马葵一条项链，马葵报价是一百一十块，那美女二话没说就掏出一百一十块给了马葵。等那个美女走远，马葵把嘴一撇，骂道：“呸！瞧她穿的那个骚样，肯定是个卖粉的（「注」太原人对卖淫妇女的俗称）。买了老娘的项链，也不知道戴着它去上哪个糟老头子的床。”

马葵做这些勾当时，我也坐在边上。看到那些老实的农村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被马葵这样的人敲诈哭着离开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无奈人家是地头蛇，我们寄人篱下，惹不起。马葵她们几个在没生意的时候，也跟我们唠唠家常。听说我是大学生，也非常羡慕。马葵说，自己也知道坑人是伤天害理的，但是没办法，男人有病，孩子上学，还有老人，自己又没个工作，不坑人骗钱这日子可怎么过？我听了她这番话，对她的恶感也就散去了不少。

不过从马葵那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一是不贪小便宜。马葵的黑店，就是“贪小便宜吃大亏”的生动教材。后来九七年我到北京出差时，清晨出了火车站往军事博物馆走时就碰到两个骗子：一个从我前边跑过，丢下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另一个跟在后面捡起来，对我说哎呀这是钱呀，咱俩把它分了吧。我一听就知道是骗子，就冷笑着对他说，这钱是你捡的，都归你，我不要。那两个骗子一听，顿时傻在那里了。从马葵那学到的另一个教益就是辨证地看待人，即便是马葵这样看起来十恶不赦的人，多多少少也还是有点人性的。

钟楼街作为繁华的商业区，人来人往的，所以小偷特别多，警察也多。小偷跟警察，实际上是互为依存的关系，往往还都是熟人。我们那个商店，就经常有值勤的警察来要水喝，或者坐一会儿抽支烟；也经常有得手的小偷来数钱。有一天外面有一个穿得不错得女人钱包被偷了，大概损失挺惨的，那女的就趴在雪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