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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我就用手头不多的一点钱买了礼物去看望原来的系主任。系主任在学校里对我挺好的，但我这个人不喜欢巴结领导，谁在任上我就跟人家保持距离，因此上大学期间我一次没去看过系主任。但如今我毕业了，就觉得也该去看看系主任了。系主任见到我很是吃惊，又很高兴。这是因为，原来在学校里屁股后面围着系主任转的那几个“好学生”，此时都找到了新工作，有了新领导，立刻就把系主任给忘了。其实，社会上充斥了这种过河拆桥的势利眼，大学也不例外。系主任那天跟我谈了好几个小时，说那些她觉得该来看她的学生一个没来，而她从来没想到会来的倒来了，可见世态炎凉。我说，在学校那会儿，我也觉得您对我挺好，但您是领导，我不好巴结；现在不同了，我参加了工作，自己挣了钱，当然第一个就要来看老师。系主任一听，直夸我有良心。此后几年，我与系主任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每年春节、五一、中秋三个节日，我都要抽出时间带上礼品去看望她。其实人家并不稀罕我带去的那价值几十块的水果和糕点，人家看重的是，这个已经不再被她所管的学生所表现出的真正的情谊。
就这样在A支行干了三个月以后，G银行组织了一次分行系统的“金融知识电视竞赛”。由于我是刚分来的大学生，就作为我们支行的三个选手之一参加了比赛。我们几个脱产复习了半个多月，结果参赛时得了个冠军，因此受到行长的亲自接见。有当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一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样子。不过，那时候自己挺穷，没有件象样的衣服，连参赛时所穿的西服都是借的。比赛后第三天，我就得到支行人事科的通知：到分行人事处报到，是“借调”。临走的那天，宿舍的朋友们围住我半是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说，当了官以后别忘了在基层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们哪！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三、机关生活
一九九五年国庆节以后，我就到分行人事处上班了。我们单位人事处和组织部是合署办公的，人事处长就是组织部长。人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摊子——干部科：管干部的考核、提拔、委任、免职、调动、职称；组织科：管发展党员、党务管理；劳资科：管劳动工资、养老保险；教育科：职工教育；老干科：老干部工作。干部科是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门，由处长助理亲自挂帅。我被分到干部科的岗位，可见组织上对我的器重。我当然也受宠若惊，更加勤勤恳恳，也博得了处里同事和领导们的一致肯定。终于有一天，处长亲自带我到行长那里，对他介绍我说：这个小伙子非常不错，我们已经决定正式调了。行长大人傲慢地瞟了我一眼，说：好，你就看着办吧。
这样在借调几个月以后我正式来到了人事处，不过仍然借住在A支行的集体宿舍里。回去办理调动手续时，A支行人事科长对我说，以前你在时对你照顾不周，得罪了，别往心里去！我笑笑说，没有啊，组织上对我一直挺照顾的。人事科长又说，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这里帮忙的尽管说，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我说，也没什么困难，都挺好的。
到人事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年底到了，全行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干部职工考核。根据总行文件的要求，我们花费巨大精力制作了一份长达二十多页的考核细则。这个“细则”确实名副其实，甚至细致到连谁不穿行服都要扣分。其实行服每个人只有一套，天天穿着岂不要穿成叫花子的衣服了？当然，最后这些“细则”根本没被执行——因为根本无法执行。作为变通，考核就依据五个“纲”来进行，这五条“纲”也很耐人寻味：第一条“纲”就是“是否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然啦，大家都热爱，都拥护，都坚持。这样空泛的“纲”的结果就是一团和气。考核结果分成四个等级：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第一次上报结果是：“优秀”的占到32％，“称职”的占到67％，“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合计占不到1％。其中有个县支行，连续几年发生大案，一百万人口的大县、二百多号职工，存款余额还不足一个亿，可是居然全部“称职”，还有30％的“优秀”。处长一看非常恼火，打电话把支行行长和人事股长训了一顿。结果又报上来了新结果——变戏法般地变出了16个“不称职”！后来处长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专门发了通知：“优秀”不得高于15％，“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合计不得低于3％。这个“比例限制”虽然是不得已为之，但总是让我不由得想起“反右”时期限定“右派”比例的事。
我们处长姓廉，当时四十来岁，瘦高瘦高的。廉处长身体很不好，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还患有其他一些严重的慢性疾病，经常一边住院一边上班。后来曾经有人写匿名信诬告廉处长喜欢找小姐、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廉处长听了以后淡然一笑：“说我找小姐，喝醉酒，那实在是抬举我了，我倒是真的想喝醉一回看看，但我也得有这个身体呀。” 应当说，廉处长在我见过的干部中还算是很不错的——至少根据我的观察是如此。廉处长家住得比较远，于是行长专门配给他一部奥迪轿车。但是他不坐，每天坚持挤公共汽车，结果有一次下车时摔骨折了腿，三个多月才好。另外也不喜欢收礼，很多次看见他把拿着礼包的行贿者赶出办公室。也从不洗“桑拿”、搞“保健按摩”之类的名堂。但是我觉得他在这种干部体制中是无能为力的，有时也不得不违心地做一些事情。
不久以后全行系统又搞职称评聘。各个二级分行、支行报来一大堆材料。根据上面的文件精神，职称聘任的原则是“择优聘任，宁缺毋滥”，可是这些人与我从来都未曾谋面，更谈不上了解，我怎能知道他们究竟是否“优秀”呢？只好面对一大堆自我表扬的材料来筛选；至于“宁缺毋滥”，那更是我所不敢做的，因为职称问题本来就是直接与住房、工资挂钩的，向来都是一个敏感问题，经常为此争得不可开交，如果我胆敢“宁缺毋滥”，那大家不得把我这毛头小子撕成碎片不可？所以这个原则事实上是不可能被执行的。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客观的尺度来进行衡量，于是根据总行下发的相关文件依据学历、工作年限、论文数量等等几项指标编辑了一个打分标准，再依据标准来进行排序。至于这个“标准”是否完全客观公正，那只有天知道啦。不过这种方法倒是有一个好处：公开，你是几斤几两昭然若揭，在指标面前人人平等，于是避免了以往评职称时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的局面。曾经有没评上的找上门来，我把打分表给他一看，他心悦诚服。我很有耐心、很和善地告诉他，回去想办法多发表几篇文章，下一次您就肯定能聘上了。他很是感激，怒气冲冲地来，高高兴兴地走，临走还向我道谢。廉处长和赵助理很高兴，说我是“非常圆满地解决了职称聘任中的矛盾”，“实现了职称聘任工作的新突破”，还号召另外几个年轻人向我学习。不过在工作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全行以前聘任的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实际数目竟然比上报给总行报表上的数字超出一百多个！我向处长汇报，廉处长盯了半天，一脸无奈地感叹道：唉，假报表、假数字，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头哇……
处长和处长助理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上班时间不许聊天、不许看报纸、不许打游戏。我这人没事喜欢画画，无聊时总是画些涂鸦之作，被赵助理警告过一次。还有一次乘处长和处长助理不在时打游戏，结果被推门而入的廉处长逮个正着，狠狠批评了我一顿，还捎带批评了另外两个在场的年轻科长，说他们不闻不问，太不关心新同志进步了。
机关有个食堂，每天中午我们在食堂就餐，是份饭。我这人很挑食，有很多东西是不吃的，所以总是要求食堂师傅给我打我爱吃的菜。我刚到机关上班时，其中几个师傅给我换菜时都很不耐烦的样子。后来知道我是人事处的以后态度明显改变了，我要什么都给我加倍的给，同时还不住地夸我们：人事处的小伙子、大姑娘个个都长得……那个精神啊！
一九九六年春天，赵助理调到另一个单位去了。临走他跟我谈了话，他说：你很聪明，也很有悟性，牢记住一点，在单位里混，三分靠做事，七分靠做人。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赵助理年轻有为，一直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人。无论从做人还是做事，都是刚刚踏入社会的我效仿的对象。他的离去让我心情很是抑郁了一阵子，觉得前进都没了方向。
那年夏天，廉处长让我写《人事处、组织部半年工作总结》，以往这都是赵助理写的，我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本着责任心我还是花了一整天的功夫认真地完成了，廉处长开会不在，我在下班时放在处长办公桌上就走了。廉处长开完会回来读了我的《半年工作总结》，觉得写的很好，喜出望外。见我不在，就写了一封信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信中写道：“……本以为要一个星期才能写好，没想到一天就写好了；来处时间不长，就能写下如此详细而准确的流水帐，可见是个有心人，令我喜出望外，可喜！可喜！……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文字功夫和业务学习，争取尽快成熟。”第二天我上班时读了这封信，感到廉处长既充分肯定了我的成绩，也指出了我的不足，话也说得很中肯，真是让我非常感动。
当时机关有个阅览室，里面有万余册藏书和一些期刊。我平时喜欢看书，总是在午休时到阅览室去浏览一下杂志和报纸，或者借一些书回宿舍读。有一天我在借书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名叫《一九八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