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它过去吧，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向前看，立即着手解决这些日积月累、堆积如山的问题。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让我看到了希望，我殷切地盼望着，他们能够走出这勇敢的一步。
一九九七年发生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香港的“七一”回归。那时我的工资大部分都用于补贴女友的生活费和为她找工作上了，手中一直没什么积蓄。当时电视机的价格还很贵，一台二十一英寸的彩电还要卖两千多块钱。可是我的民族情感驱使着我一定要看“七一”回归典礼，于是六月三十日下午我向同事借了一千多块钱，加上自己信用卡上的一千多块，又透支了五百多块，和女友一起到汉商汉口商场买了一台“厦华”牌二十五寸彩电带回吴家山的家中。晚上我把天线支好，和女友一起熬夜看了接收仪式。那时的心情，颇有些扬眉吐气的感觉。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找工作
一九九七年，我的女友临近大学毕业，找工作的问题迫在眉睫。那几年全国经济不景气，大学生毕业分配成了头痛的问题。我处于人事岗位，按理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想想办法把女友弄进我们银行。但是，我并不愿意女友到我们银行工作，一是当时经过“改革”，我的收入下降到一个月九百多块，进这个银行也没啥意思；二是我对人员臃肿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前景不看好，总觉得早晚有一天银行会精简人员，好不容易进来，说不定哪天又被裁下去。
我当时比较看好留在大学任教。在我看来，大学教师压力不大，而且进可攻、退可守。所谓进可攻，就是指假如某人真有纵横商海的本事，就可以一边当教师一边经商，而且可以利用大学教师的地位广泛结交社会关系；所谓退可守就是指利用大学内的便利条件继续深造，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正因为如此，留校任教成为当时的热门职业，别说本科生，就连好多硕士、博士研究生也不一定挤得进去，竞争十分激烈。
我毕业以后和系主任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这个人不喜欢过河拆桥，在现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中，这样的人并不是很多。系主任很是欣赏我这一点，一直鼓励我读他的研究生。但是，一则我害怕数学，二则我觉得财经非我所好，与其自己费劲地占着茅坑不拉屎，不如把这个名额让给有志于财经研究的人。因此，我对系主任的好意一直都是支支吾吾的。在一九九七年春节过后向系主任拜年时，我跟他讲了想让女友留校任教的事情。这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开口求系主任办事，系主任虽说本科生留校有点难度，但又说留校主要看系里的意见，爽快地答应安排我的女友。
从系主任家里出来，我欣喜万分。原本以为难于上青天的事情，竟然这么轻易就办成了。我欢天喜地跑到学校把这一喜讯通知了女友，却没想到她不但没有露出欣喜的神色，反而噘起了嘴。原来我的女友跟我一样对这所大学十分失望，不愿意留校任教。我说，现在人家研究生留校都那么难，你就将就一下吧。就这样，我一直以为女友留校是铁板钉钉了，也就没再管过这事。
转眼到了“五一”节，我又到系主任家里看望系主任，问起了女友留校任教的事情。系主任惊讶地说，咦，不是她跑来跟我说她不愿意留校吗？我见她态度坚决，就把那个名额让给一个研究生了。我一听，顿时觉得五雷轰顶、双眼发黑。从系主任家里出来我直奔学校，问女友怎么回事，女友说自己确实不想留校，就在系主任征求自己意见时说了不愿意留校的想法。听了女友的话，我简直气疯了，恨不得抽她两个耳光：好不容易找来的工作竟让她这么漫不经心地给推了！我气哼哼地问，那你打算怎么办？女友说：不是可以进你们银行吗？我一听更生气了，咆哮道：你以为我们银行那么好进？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求我们行里那些当官的！女友也来了气，说：你不管我好了，我自己找。当晚二人不欢而散。
也许是我大女友四岁太宠着她的缘故，女友喜欢我行我素、随心所欲做事，一遇到挫折却又无能为力。那年五月武汉市公安局来招人，女友也去了。女友成绩好，人长得也漂亮，面试顺利过关了。公安局不同于一般单位，需要调档案政审。一政审，竟然发现女友档案里有一个行政记过处分。这次处分也是女友我行我素的后果：那是她大学二年级的期末考试，她们的监考老师是学校里被称做“四大名捕”之一的女政工人员。以前我上大学一年级时候被她监考过一次，不但监考的严，而且喜欢管闲事。那次考工业会计，我做完题目后在草稿纸上画世界地图玩，被她给看到了，竟然跑出去告诉了会计课老师。那个会计课老师来到我面前时我正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画地图，老师看到我这个样子，就问我：“你是胸有成竹了不是？”我一听就知道坏事了，那老师肯定要报复我。果然，我那年工业会计考了个不及格。此后我记住了这个“名捕”，一听是她监考就告诉女友说：别人谁监考都可以作弊，但碰到这个人可一点小动作也不能有！结果女友没听进去我的劝告，考数学时带了一张抄了几个公式的纸条放在铅笔盒里进了考场，还没来得及看就被“名捕”给抓了，当场没收了考卷以零分计算。
当时我们都只以为这次被抓只是弄了个不及格，谁也不知道那个名捕还执意报到校办给记了个处分。现在想起来这个家伙真是够坏的，屁大的事情，偷偷摸摸地记处分，也不跟学生说一声，害学生一生。中国的大学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养活不少吃白饭的政工人员，充斥了这类心理变态的迫害狂。此时女友政审才知道这个天大的事情，顿时没了主张，跑来问我该怎么办。我还在气头上，就说：能怎么办？你不是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吗？要是留校任教哪会有这种事情？女友也没一点办法，只有呜呜地哭。
生气归生气，但还是得想办法解决这个事情。好在干了几年人事，知道档案之类的东西总有人管着，只要买通这个管档案的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处分抽出来，也就太平无事了。于是我找了我一个以往留校任教的朋友，让他打听谁是管学生档案的人。世界真是太小了，那位管档案的老师竟然就在我这位朋友的隔壁集体宿舍里住，二人都是年轻人，关系还不错。于是我请朋友牵线搭桥，给那位老师送了两条“玉溪”，又把他们接出来到长春观素菜馆吃了一顿大餐。几天以后，我又到学校里看望那位老师，那位老师说：“放心吧，已经弄干净了。”这样，我这颗悬着的心才放回肚子里。
然而这么一折腾，已经到了六月份，找工作的好时机错过了。眼见别人陆陆续续地有了接收单位，自己却没有着落，女友又是后悔，又是难过，天天哭鼻子。我白天在汉口上班，晚上还要跑到武昌为女友的工作活动，每天累得精疲力竭。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到了六月末，有一个政府机构来招收公务员，全校只要一个人。系主任又一次帮了我的大忙，他跟这个政府机构的领导私人关系非常好，于是向人家力荐我的女友。就这样，我的女友算是否极泰来，当上了公务员。
为女友找工作的半年，可以说我每天都殚思竭虑，结局还算不错。不过，这半年对我的摧残是很大的：本来我的面相一直比实际年龄年轻；经过这一年的奔波，反而显得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
从小我父母就教育我“能帮人处且帮人”，因此在人事处那几年，我也想尽办法帮助好几个些同学或者同学的亲属找了工作。一九九七年春天，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回到了武汉市。大学毕业时他本来很想留在武汉，但由于没有合适的单位而去了广东湛江中行。去了以后很不习惯，一直梦想着回到他喜欢的武汉。到了一九九七年，他终于痛下决心辞职，想考研究生再到武汉发展。于是，我把他接到自己的宿舍里，和他同睡一张床。这位同学自尊心很强，不愿意在我这里白吃白住。我利用人事干部的身份找了我们银行下属期货公司的老总，给他找了个经纪人的工作。经纪人的基本工资才四百块，收入全靠拉客户，可那时根本拉不来客户，于是几个月以后我又辗转通过关系给他找了一份相对稳定的中保人寿的内勤工作，月薪一千多块钱，算是够生活用了。为了方便他考研究生，我还把他引见给系主任。后来这位同学没有考上研究生，但几经历练适应了社会，现在在武汉市自己开了一家公司。这位同学和我之间几乎是以兄弟相待，我父亲去世时，他赶来帮忙张罗后事，还和儿子一样给我父亲带了孝。
当然，“人上一百，各式各色”，我在帮助别人找工作时也遇到过特别没良心的。有一次有个姓刘的熟人，请我帮他下岗在家的弟弟找份工作。这个人原来在一个厂里当电工，后来厂子垮了。我找了我们大楼的物业公司人事部经理，帮那人找了一个电工的活，一个月有六、七百块的收入。按理说这个收入算很不错了，我的月收入在“改革”后也只有九百多块。那天我领着那人去报到时，他竟然连一句“谢谢”都没对我说。当时我心里就好大不高兴，心想：就是给狗喂块肉，狗还冲我摇摇尾巴呢。不过碍着他哥哥的面子，我也没发作。谁知几个月过去后，我遇到物业公司人事部经理，那经理告诉我说，那电工吊儿郎当地干了两个月，领走工资后就不辞而别了。我一听非常生气，不禁暗暗骂道：“妈的算什么玩意，费好大的劲给你找了饭碗，要走你也得打个招呼啊。你一拍屁股走了，害得老子欠人情债。”于是我只得跟人家人事部经理赔不是，说自己对那人不了解，实在对不起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一、道德荒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