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不再那么痛了吧！可是那到底需要多久呢？又有谁能说清楚呢？或许一生都得背负这种痛苦，只有痛痛快快地发泄出来。
出生在荷属东印度爪哇的钟可萍，在那里有一个比较富裕的家。但作为中国人，她和很多华人一样，不愿看到自己的祖国被外敌欺凌，不愿看到自己的同胞被外敌蹂躏，祖国濒临危亡使她们忧心如焚，她决心回国参加抗战。
钟可萍在哥哥结婚的那天，破例地让妈妈给她戴上手镯、项链等金饰，准备就用它们作为回国的路费。她偷偷地给父母留下了一封信，与许可林苹一起登上了太古公司的轮船，躲在甲板上的牛栏里，在牛群中度过了不眠的一夜。
第二天一早，钟可萍的妈妈、哥哥和父亲公司的总管乘小船追上轮船，劝说她回家。面对慈祥的妈妈，钟可萍却毫不动心，意志十分坚定，她对妈妈说：“如果你一定要我回家，我就跳海了！妈妈！打跑了日本鬼子，我就会回来的！”妈妈见女儿如此坚决，知道无法挽留，只得流着眼泪，默默地祝愿女儿早日赶走日本侵略者，早日回到自己身边。她把身上带着的钱全都留给了女儿，抽泣着乘船回去了。
国共合作时期的武汉，国民党与共产党都在争夺青年。钟可苹以及一群海外青年的到来，立即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于是，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进了军统组织的战时特训班，钟可苹以优异的成绩在电讯班毕业，被分配到了隶属天津站的唐山情报组。
谁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在这场为捍卫民族利益而进行的神圣的保卫战中，每个人都责无旁贷。象秦怜芳、郝佳琪、丁秋盈等人，不过是其中的沧海一粟。
国军，八路军，新四军等各支抗日队伍中，都有很多的女兵。她们有来自海外的华侨女青年，有不堪剥削的童工，有反抗封建婚姻的村姑，有小康之家、贫苦百姓的女儿，也有名门望族、富商巨贾的千金。她们或是同学好友结伴而行，或是兄弟姐妹携手而来，或是孤身一人千里投军，或是恋人夫妻并肩从戎。
她们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却又威武雄壮的活剧。还有不少年轻姑娘，在投军的路上，在兵荒马乱中，有的被日军飞机炸死，有的被流弹击中，壮志未酬身先死。
门一响，程盈秋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碗药汤，钟可萍慌忙抹着眼泪。
“身上还疼嘛？”程盈秋和蔼地将药递过来，劝慰道：“把心放宽，快些把伤养好，不要想那些伤心的事情了。”
钟可萍挤出一丝笑容，对这个精心照顾自己的老人充满了感激。
虽然两个人之前见过几面，但钟可萍和程盈秋并没有说过几句话，程盈秋却始终以女人特有的同情心经常来看她，照顾她。
“谢谢你的照顾。”钟可萍低声说道。
程盈秋轻轻点了点头，缓缓说道：“快点养好伤，你可以考虑随我们出外征战，我们需要一个报务员。你可以看着我们杀死那些没人性的鬼子，替你报仇！”
钟可萍抬头打量着程盈秋，半晌轻叹一声，幽怨地说道：“能好吗？”
“当然能好，关键是你有没有信心。”程盈秋很平缓地说道，其实她也拿不准，但此时鼓舞起钟可萍的勇气和信心，是最重要的。
钟可萍沉默下来，似乎在判断程盈秋是安慰她，还是真的能痊愈。
“我曾在北平看过一个没有双手的人，他用脚写出的毛笔字，让我都感到汗颜。”程盈秋继续说道：“好好养伤吧，在逆境中活下来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坚强。”
钟可萍点了点头，询问道：“你杀死过鬼子？为什么没做那些应该属于女人的工作。”
“女人怎么就不能扛枪打仗？”程盈秋的眼睛变得象月牙，“我亲手就打死了十几个鬼子了，那种复仇的快感真令人振奋。你也可以亲眼看着，或者亲自动手把鬼子打得血肉横飞，死伤枕藉。”
钟可萍眼睛射出仇恨的光直瞪着程盈秋，这是她最想干的事情。
“只要你努力，就能做到。而我，可以教你如何杀人。”程盈秋站起身，慢慢向外走去，“好好想想。没有人愿意遭逢逆境，就好象我们无法左右明天的天气是阴雨连绵还是阳光普照，但我希望你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情，不要就此沉沦。”
人走了，屋子空了，但言犹在耳。钟可萍的表情变幻，或悲苦，或痛恨，或咬牙切齿，或欲潸然泪下……
人的生命有如一条河，终其一生都不会遇到什么湍流的人是很少见的，关键是采用何种态度去面对。
第217章 催眠的鼓励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佬为抗团提供帮助，是因为本身行动力量不足，又担心暴露身份会与日本人搞僵，便想借助于黄历等人的力量。自然，对于黄历等人来说，给予回报也算是顺理成章，只要是打击日本鬼子的，即使没有附加条件，有机会，他们也是要干的。
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日本丑女在协和医院露过一面，便被迅速接走，毕竟这里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援助建设的，其中有大量的美国工作人员，十分的不安全。但仅仅如此，也暴露了目标的行止，美国人可以完全确定这个潜在的威胁就在北平，在美国佬和抗团，以及军统的侦察刺探下，终于在日军占领的原卫戍医院再次找到了目标。
很快，卫戍医院的平面图纸就摆在了黄历等人的面前，为了慎重起见，黄历还亲自去踩了点，然后才制定了行动计划。但这个计划却最好需要有女人来帮助，黄历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又出城来到了周二的家里。
居住在沦陷区的人们，上至达官显贵，下到市井小民，除了被强加了一个名字——亡国奴之外。原来的生活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城里，平日上街，他们必须设法躲避开大街上的日军坦克与横冲直撞的日伪轿车，不然一不留神，就做了轮下冤鬼；在茶馆酒肆，说话也必须谨言慎行，一时失言，就会马上被日伪汉奸安上个“反日分子”的头衔；即使在家中，也不得过安生日子，随时可能有宪兵闯人，进行搜查与质问。即使是在乡村，原来那种朴实安稳的日子也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即使想与世无争，莫问国事，你也躲不开不知时候就会遇到的鬼子和汉奸。
当黄历再次看到李倩心的时候，差一点就没认出来，头没梳，脸没洗净，好象还抹了点锅灰，衣服也缝上了补丁。看着他诧异的目光，周二絮絮地诉起了苦。
“日本鬼子太不是人揍的，时不时地就进村中转一圈，弄得鸡犬不宁。他们到村里真抢，真杀人哪！”周二摇着头不停叹息，“看到谁家有鸡就抢走，到鸡窝里捡起鸡蛋生着就吃。前几天来了一个鬼子和一个高丽棒子……”
五天前的上午，一名日本鬼子和一个高丽人闯进了村子，日本鬼子穿着带钉子的皮靴，腰里别着龟盖匣子；高丽人脚穿橡胶鞋，鞋尖处分为两半，大拇脚趾单放一半，腰里插着枪刺。
那时各村子里都有人应付公事，连忙烧水伺候，问他们要猪还是要菜，鬼子不住地摇头，大喊“花妞妞、大妞妞”。虽然称呼有所不同，应付公事的也明白鬼子是在要“花姑娘”，便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想胡混过去。
这两个家伙坐了一会儿，没达到目的，便走出来贼眉鼠眼地在各屋门口东张西望。然后，鬼子和高丽棒子又爬上了墙头，上了屋顶。村内房屋都是平顶，左邻右舍房连房。两人在房顶上走来走去四下搜寻，忽然看见了一个小媳妇坐在自家院中。两人立刻狂叫起来：“花妞妞，花妞妞的给！”边叫边顺着梯子下来，闯入院里。
小媳妇儿看见鬼子，慌忙往屋里钻，鬼子边叫嚷边拼命往外拽，这个女子挣扎着哭喊“救命”……
黄历皱着眉头，明白李倩心为何如此打扮了，他有些不忿地问道：“村子里没人去救嘛，就这么眼睁睁看着？”
“那个时候大家伙都在地里干活，留在村子里的都是些老头儿老太太，干着急没办法呀！”周二脸上有些惭愧，尽管有借口，但这件事情确实让全村人都脸上无光。
黄历不想再追问下去了，现在不光是乡下人因为鬼子的奸淫掳掠而痛恨之极，在北平城里，这种情绪同样蔓延到了方方面面。
当时，在北平居住的日本侨民有五万余人，加上朝鲜人，侨民人数可以达到六万人左右。他们从军而来的较少（真正的军人是不与居民混住的）。大多是来华经商，开设洋行。或者从事行政工作，也算是属于日本的老百姓。但北平老百姓与这些日本百姓间，存在着一道很深的鸿沟。北京的胡同文化是最讲邻里走动，和谐共处的。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嘛！但对待日本邻居，即使住在对门或者隔壁，中国居民也是不敢走动的。一方面，与日本人“亲善”，容易落下个汉奸的名声，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居民的很多行为，北平人也是看不惯的，避之惟恐不及，更不要谈深交了。
日军酒醉后胡作非为的事情屡见不鲜。就是普通日本人，虽然不会满大街抓“花姑娘”，醉酒后也是相当失态的，起码是相当扰民的。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他们是“一等公民”，做事比之本土，也就放荡不羁了起来。许多日本男人在家里喝醉了酒，就穿着内衣内裤，拎着酒瓶冲到街上，嘴里不是叽里呱啦地说着日本话，就是扯着嗓子唱让中国居民难以入耳的日本歌，那调子活像死人出殡时候和尚念的经。有时还在街上“载歌载舞”，扰得四邻不安，完全不把在中国人放在眼里。
忽然，远处传来一声女人尖厉的狂叫，象恐怖，象愤怒，又象痛苦，令人毛骨悚然。这声音来得实在太突然，连黄历都是一愣，李倩心更是吓得一抖，手紧紧地绞在了一起。
“疯了，鬼子造的孽，该天打雷劈。”周二满脸的痛惜，“这就是前几天被鬼子祸害的那个女子，现在疯得连羞耻都不知道了。整天连衣服都不穿，光着脚丫满处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