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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可萍是国家政权的第一号接班人，这是已经确定并且被黄历认可的事情，而维护国家政权的军队接班人则定为沈栋和郭益南，当然，这是黄历与现任国防部长区忠私下商议过的结果。
保持一支华人为主体的正规军队是极其重要的，离开了暴力机器，谁能预料发生什么事情。为了华人的安全和利益，民主和自由也只能退后了。
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虽然南洋联邦还在实行着全民（华人）兵役制，但正规军的结构正在发生着变化，海空军进一步膨胀，高技术兵种建立完毕，而陆军的数量除特种部队维持不变外，总数则进一步减少。在黄历的设想中，南洋联邦的军队应该是以质量取胜，而不是以数量取胜。
除了钟可萍和沈栋等人之外，黄历和民族自由党也开始着重培养一些新生力量。同时，将林谋盛从党务工作中解脱出来，任华侨总会的副会长，作为陈嘉庚的接班人，也加强华侨总会的管理工作。
可以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黄历在暗暗地做着扫除障碍，和平交权的准备工作，当然，时间对他来说还很充裕，只要他不出现意外的话。
奥运会工程正式启动了，坤甸作为南洋联邦的首都，也确实到了大规模扩建的时候。运动场馆、交通运输、市政建设等工作一经展开，坤甸几乎成了一个大工地。而运动员的选拔也被作为一个重点工作提了出来，尽管黄历不喜欢精英体育，但也不得不为了国家的面子而批准在六二年成立国家集训队。全国运动会则将于同年举行，以便挑选出合格的运动员参加集训，并以此形成惯例，每四年举行一次全国运动会。
在南洋联邦的国内少有地出现了黄历大总统的宣传画像，画像中的黄大总统不顾“高龄”，手握哑铃，摆出显示自己健壮的姿势，画像下面写着一句激动人心的话语“奥运需要好身体，大家都来早锻炼”。
嗯，嗯，早锻炼对于大家是必要的，黄大总统嘛，还是在自家院里和爱女玩玩哑铃好了。这几天恐怕是小公主黄秋盈收到礼物最多的时候了，凌雪将一大堆毛绒玩具送了过来，说是让她挑最喜欢的，作为奥运会的吉祥物。最后，小公主选中了红毛猩猩玩具，于是这种婆罗洲特产的、被称作世界上最憨态可掬的哺｜乳类动物便成了一九六四年坤甸奥运会的吉祥物。
第230章 古巴引起的思想
“我们迎着加勒比海的巨浪，为避开空中和海上侦察，不得不远离古巴航行，绕了一个弧形……”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隆冬的绵绵细雨中，当年轻的卡斯特罗以及其率领的八十一名战友，乘坐一艘名为“格拉玛”号游艇悄然滑出墨西哥的图斯潘港，驶向他们的目标——祖国古巴时，他大概也不会想到仅仅不到两年，便会打败不可一世的巴蒂斯塔政府。
在五十年代末期，《纽约时报》的读者们不时地读到赫伯特·马修斯写的引人入胜的署名报道：一个身躯魁伟、说话啰嗦、三十岁刚出头的、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的大胡子古巴革命者在1956年圣诞节带着仅仅十二个人已在古巴登陆。他们进了山区，打出了红黑两色旗，号召古巴热爱自由的人们参加推翻巴蒂斯塔独裁腐败政府的抵抗运动。
在开头几年，卡斯特罗的运动在美国是很得人心的。巴蒂斯塔统治下的古巴是由恐怖分子和腐败官僚操纵的警察国家，这些人靠卖淫业、赌场、和侵吞公款大发横财。为了镇压造反的大学生，哈瓦那大学校关闭；持不同政见的人被暗杀；尸体被肢解后送还给父母，或者象垃圾一样扔进沟渠。华盛顿对出现真正民主古巴的前景感到欢欣。
而马修斯等美国新闻记者写的更都是同情的报道，把大胡子卡斯特罗和他的造反者，描绘成要为同胞争取自由和正义，毫无私心，罗宾汉式的人物。
大部分古巴中产阶级和许许多多有影响的古巴军官对巴蒂斯塔早已厌憎，这就是巴蒂斯塔毁灭的原因。到了五八年，卡斯特罗有了近两千士兵，虽然在和四万名装备精良的巴蒂斯塔军队相比，还处于弱势，但巴蒂斯塔的军队已经无心恋战，旧政权的末日已经到来。
随着巴蒂斯塔的逃亡，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埃内期托·切·格瓦拉指挥着军队沿着古巴中央公路长驱直下，进行了为时七天行程六百英里的胜利进军。
黄历从始至终都不说话，不表态，不发评论，只是冷眼旁观着在美国人后院发生的这些事件。很有意思，美国人在受骗后，最终能容忍一个红色国家在其后院闹腾，却要高喊亚洲共产主义扩张能够威胁到千里之外的自己。搞不懂他们的脑袋里想的什么？
毕竟那里离亚洲很远，黄历可以装傻看不见，任凭美国人把卡斯特罗当成一个符合他们价值观的拉美硬汉。而他更感兴趣的则是另一位古巴人，切·格瓦拉，那个在死后成为一个偶像，英雄的受难者，革命时尚的终极招贴男人。他头戴红星贝雷帽的经典造型，会如潮涌般地出现在驻唱歌手的文化衫上、青年诗人的马克杯上，或者博客和BBS的题图、头像上。
但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切·格瓦拉活在人们心中的原因，并不是以他的革命同伴所想象的形象，而是成为了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全球流行文化的标志，他完成了一个由暴力革命的象征到时尚酷哥的转变，成为了一个全球品牌。
是的，如果切不是生得这么好看，他不会成为一个神话般的革命者。“所有一度直接存在的，都变成了仅仅是再现。”他的肖像被印到了T恤衫、明信片、棒球帽上，进入了安迪·沃霍尔的流行艺术，被麦当娜易装印在《美国生活》的大碟上。在他去世40年之后，切·格瓦拉被用来出售从牛仔裤到罐装啤酒的各种商品。甚至有一种洗衣粉被冠以“切·格瓦拉牌”，它的口号是“切可以洗得更白”。
在几十年后，切煽起的革命乌托邦理想看上去象是爱丽丝的梦境，残存的对切的迷恋不过是一种青少年的浪漫和老年人的怀旧的混合物。切的神话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他曾经怎样活过，而是因为他如何死去。要想成为一位浪漫偶像，一个人不仅要在生命的华年死去，而且要在死时满怀绝望。
切·格瓦拉完美地符合这两条标准。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金斯这样总结切·格瓦拉的神话：“切的偶像地位因他的失败得到了保证。他的故事充满失败和孤独，这是它如此诱人的原因。如果他还活着，他的神话早就烟消云散了。”
对于格瓦拉崇高的世界观（动机、目的等）不用评价，那确实是一种崇高的事实。他为了自己的信念去反抗、斗争，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终生都在追求，他富有着冒险与浪漫，做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做不到的事。
但正是自以为自己肩负着一种伟大的使命，一种传道士的使命。格瓦拉怀着杰克·伦敦式的态度，将革命视作一场伟大的、永无止境的冒险，但他却不具备任何政治上的成熟性去处理让国家得以运转的实际事务。用简单的话说，格瓦拉没有手段，却想达到目的。幸而缺乏实际观念。假如他独自掌权的话，要造成许多灾难，会给许多人带来不幸。
实际上，没有人否认世界上存在着不平。而格瓦拉显然没有认识到，他所进行的狂热斗争，只是为了用一种不乏另外一些不平的制度来取代这些不平！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要消灭某一阶级的特权，但并不是消灭属于这个阶级的人。”黄历在与钟可萍的谈论中是这样说的，“显然，世界上所谓的那些革命家很少去深刻思考这个问题。其实，他们现在最应该认识到的是：革命和建设本应该是两个密不可分的破与立的过程。从这方面讲，仅仅成功地发动民众是不够的，随之而来的是应该和民众结合，就象结婚一样，要让他们挣钱，建造工厂和开垦土地，过上好生活。”
一提到结婚，钟可萍翻了翻眼睛，说道：“这个比喻不好，应该用一个更恰当的。”
黄历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说道：“别管这个比喻，先看看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事实，那些革命家在未成功时，往往信誓旦旦地要作一名外科大夫，要医治国家的、社会的、民族的疾病。而当机会来临时，他们把病人放在手术台上，麻醉之后打开他的肚子，却发现他们缺乏治好病人的手段和技巧。于是，令人啼笑皆非又恐惧异常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要么置开了膛的病人于不顾，让他慢慢死去；要么胡乱瞎治，加快他的死亡过程。”
“没有第三条路吗？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你当初也算是一个革命家，打破了日本人的统治，又把国家和民众从荷兰人手中解放出来。”钟可萍不解地说道：“你不是把革命和建设处理得很好吗？”
“嗯，我就要说到这个问题。”黄历点了点头，语重心长地说道：“生命的河流可以由一个人的性格而改变，而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性格又往往会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所以，选择你作为国家将来的领导人，不是出于我们曾共同战斗所结下的亲密关系，而是经过很多人综合考虑过的决定。你的异于女人的坚强，你的虚心，你的容忍，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
“但是，现在还只是考察，不能骄傲自满，对吧？还提什么亲密关系，我怎么感觉不到呢？”钟可萍冲着黄历促狭地眨了下眼睛，在别人眼中一贯冷面的她竟也知道调皮。
“不是你感觉不到，是你不肯感觉。”黄历坏笑道：“不信？那你过来，让我亲一下。”
“去，想什么呢？”钟可萍又气又笑，在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低下头整理了下情绪，抬头说道：“可我到底是一个女人，要掌控国家，恐怕很有难度。”
“你的理解是错误的。”黄历端起杯子，发现是里面已经空了，钟可萍很适时地给他倒满，“在动物之间，力量足以保证统治权。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