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采用竞争性的渗透定价策略。为了进入美国市场，争取潜在的顾客群，他们制定了大大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将近期的利润损失作为开发长期市场和拓宽市场的一种投资。随着技术改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产品成本必然降低。这样既使价格不变，也能保证长期取得相对稳定的利润额。
“奔马”车进入美国市场时，售价不到两千美元，比美国车平均低四百至一千美元。这种渗透定价策略，加上高质量的产品，使“奔马”车在美国人心目中树立了物美价廉的形象，奠定了蚕食美国市场的基础。
另外，“奔马”公司用重金聘用那些资金雄厚、声誉高、具有丰富经验、其顾客偏好进口商品的中间商和零售商。同时，每辆车给经销商让利一百八十美元，大体相当于经销一辆大型轿车的利润，以此来调动经销商的热情。再加上不惜巨资开展产品促销，在电视中大做广告，广告设计精细，迎合美国人的喜好，尽量使“奔马”车在美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黄历要树立一个榜样，自然慷慨异常，在接见完毕后，马上掏钱订了一部汽车，说是给夫人和孩子出游时所用。这个不花钱的、巨好的活广告一出，“奔马”集团老总差点乐得蹦起来。为了鼓励国货，其公司生产的大型车已经被指定为南洋联邦政府指定为公务用车。现在第一夫人也要驾驶他们的小型车了，那是怎样的一种荣耀啊！
第242章 民族性格和坦诚批评
一种积极进取、敢于创新、勇于承担、是非分明的民族性格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但要使国家保持活力，使民族屹立不倒，这种性格又是必须的。可能黄历并没有意识到，他一直在以这种精神和行为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从四二年举起抗日大旗开始，三年血火之中的搏杀，战后扣押战俘，掠地占城，建国大业，索取赔偿，发展之路……他的实际行动已经给人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提倡并鼓励一种思想或事物，总要有理论的支持。黄历和智囊团都认为应该拿出一种能令人信服的系统而严密的理论，来使人们接受，并按照这种思想准则去做事。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不必另起炉灶，再搞一套哗众取宠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黄历认为必须从中华文化入手，学会并掌握一个简单的分析判定方法，便应该能解决理论问题。
扬弃，有人想到了这个词，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扬弃是一个哲学术语，即抛弃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保留和发扬积极的东西。既不是将已有的一切推翻重来，也不是要盲目地继承一切。
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不能犯片面性和绝对化的错误。说起来很正确，很好懂，但在有些国家做起来却很难。特别是延伸到泾渭分明的以意识形态为分界的两大阵营中，社会主义阵营往往把扬弃视为妥协和投降而加以蔑视，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这样一种不屈不挠的代言人，认为自己代表着必然会到来的未来、绝对真理和优秀的道德观念。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几乎是病态的猜忌心理和强烈的自以为是的思想。
而资本主义阵营也是如此，动不动就把“共产主义”的标签贴在某个人或国家身上，并加以诋毁、遏制和打压。但相较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僵硬和教条，可能表现得要灵活一些。
嗯，嗯，话题扯远了，思路跑题了。黄历现在要解决的是国内的思想，要提倡的是对中华文化思想的批判和吸收，实践中华文化非常基本的价值。换句话说，就是要打破什么孔孟之道、墨家法家等学说的界限，只将其中适应现代的精华提炼出来，形成中华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相结合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中华传统文化不仅能现代化，而且可以世界化。西方正在进入“后现代化”阶段，将出现科技成果与人文价值严重不平衡的危机，人们在享受发达科技的同时，会明显地感到人的价值意义的失落。作为经历过那个时代的黄历来说，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除利益之外的冷漠，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思路明确了，事情也就确定下来，这就好办了。黄历作为大总统，不必事事都亲自去做，他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团体，他的手下有经纶满腹的智囊，有下笔千言的文胆，如何策划、实施，并如何掀起这股思潮，这些人会处理得井井有条。他所需要做的便是借助自己的名望和地位，登高一呼而已。
当然，必要的戏还是需要黄历领头来唱。由凌雪的公司出资修建的七贤祠开工之日，黄历率几位政府高官亲临奠基，表示了高度的重视。七贤祠，顾名思义，就是将诸子百家中最具有代表性，其理论之中具有现实意义的七位大圣贤供奉之地。他们是孔子、孟子、韩非子、墨子、老子、孙子、鬼谷子，涵括了儒、法、墨、道、兵、纵横各家。
作为不可缺少的手段，媒体杂志上开始出现了介绍这七贤学说的文章，在提振华人的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并逐渐掀起了研究和讨论的风潮。
提倡加引导，继承加批判，属于本民族的、适合现代生活的思想体系才会慢慢形成。没有思想，人云亦云，迷茫徬徨的民族是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向外辐射自己的文化影响的。
而作为宏扬民族文化和增强教育的重要举措，由民间经贸组织牵头，一个学术交流组织在坤甸大学校长周正柏的带领下，对中国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上海复旦大学进行了友好访问。在访问过程中，周正柏向三所大学赠送了一大批科学实验器材，并希望能得到中国政府的帮助，用中国国内各类古代图书字画的影印本或复印件充实南洋联邦的各大图书馆。
而就在中国政府还在考虑周正柏的要求的时候，却从南洋联邦传来了不和谐的声音。作为抛弃中庸的一个表示，黄大总统少有地对中国政府的“大跃进”政策提出了批评。
“……如果能用仅占世界百分之六的耕地养活占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民，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但我们却看到了另一个相反的、错误的政策在中国实施，一种狂热的、不切实际的情绪在中国大地弥漫，大量耕地被抛荒，大量粮食无人收获，无数冒着黑烟的、只能炼出废铁疙瘩的土高炉拔地而起，我不知道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那些令人惊讶的、激昂的口号还能喊多久。在此，让我再赘言几句，解释一下炼钢的过程……”
“……‘赶英超美’，志气可嘉，但这是一个不全面的命题。你们得说清在哪个方面达到这个目的，是钢铁、粮食、人口，还是生活水平，是单方面的超越，还是综合指标的超越？如果是单方面的，那么我要恭喜你们，你们已经在人口数量上达到了这个目标，而且早在多少多少年以前就已经让英美望尘莫及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符合客观规律，有热情，有干劲，更要有科学的计划和科学的指导……”
“……我在此向亩产万斤的世界纪录表示致敬和钦佩，并衷心希望中国政府能体现出无私的胸怀，派出创造纪录的农业专家帮助我们，帮助世界上还处于贫困饥饿的国家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
“……对于一个新兴国家来说，政府犯了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犯了错误后能够坦诚承认，并予以改正，这才是最令人钦佩……”
第243章 批评的目的
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造成同农民关系的紧张状态，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四月，中国在松辽盆地的二号井钻出油流；四月下旬，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五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五月十六日，南洋联邦大总统黄历发出了对中国不顾经济客观规律的冒进政策的公开批评。
由于信息传递之间的时延，还没等中国政府作出反应，五月十七日，黄历再次在南洋联邦主要媒体《南洋时报》发表了文章，题目是《近在眼前的教训》。
“……正如世界上任何探索都可能要付出代价或者有成败一样，新中国的建设遇到了挫折，遭到了损失，而且这个损失非常沉重。我也相信，作为一个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几亿人民温饱，并致力于为人民服务的负责任的政府，即便是激烈的批评，他们也能有相当的气度，进行冷静地分析判断，而不会恼羞成怒。因为很多批评正是对中共的执政能力有着更高的期待、更严格的要求，而周围一片赞颂附和之声，会蒙蔽双眼，腐蚀心灵，恰恰是最甜的毒药……”
在一段很有特点的开场白之后，黄历逐条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了分析和评价。首先是一平二调，就是“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物资”的简称。黄历对把农民的房屋、农具、家禽牲畜等都收归集体所有，否认农民的私有财产权，对农民的个人生活物资，比如粮食等，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进行了全盘的否定。黄历把这个政策比作“五光”政策，即“猪光、鸡光、家什光、粮食光、树木光。”并引用一首民歌，描述基层农民的反感：“电喇叭，电喇叭，你成天瞎哇哇。鸡被抓，猪被杀，仓里没有米，铁锅也被砸，半碗稀粥照影影儿，你还哇哇个啥？”
接着是对五风的分析和批判，即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延续了战争年代思维方式，过高估计和无限夸大了人的作用，“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同时低估人的价值，与神圣的目标相比，什么都能牺牲，对生命缺少应有的尊重；而且，五风是对科学的反动，对自然、对规律缺少起码的敬畏。从愿望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