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他亲自规定亲王出行时，都要带些什么东西：交椅一把，脚踏一个，水罐一个，水盆一个，香炉一个，香盒一个，拂子二把……看了这些规定，你会明白为什么朱元璋想了六年，改了七次吧。看看，做朱元璋的子孙多么享福，出生时几乎不用携带大脑。三百多年里，大明王朝基本上是按照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政治模式来运转，每一件事都有成例，每一件事都有定制，几乎没给后任皇帝留下任何权力运用上的自由。没有紧急的事情，皇帝不得出紫禁城一步。一年到头，一天到晚，所有的活动几乎都有固定的日程。
对亲王们来说，这种幸福更是难以忍受。因为不断有亲王作乱，后代皇帝继承太祖精神，不断强化对亲王的规定，使明代中后期的亲王，几乎变成了囚犯。这些原本被认为帝国内最幸福的人，在生活自由方面连普通百姓也不如。皇族只许安坐享福，不许从事任何职业。亲王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想出城遛遛弯儿，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
《明史·诸王传》赞语评论说有明诸藩……徒有虚名，坐縻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
第八节 朱元璋的幸福观
当然，朱元璋绝对不会同意这些西方人的看法。他绝不认为自己的形象是这样的恐怖、丑恶。相反，在他手中那面东方式的铜镜里，他看到自己既威严又仁慈，像一个充满智慧的老爷爷。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朱元璋如此强横地限制、剥夺社会其他成员的自由，无疑是野蛮、荒谬和无理的。他有什么权力像关家畜一样把人们关起来？有什么权力可以限制老百姓在自己的国家里自由迁徙？
朱元璋却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天下百姓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赐予的。他是老百姓的再生父母，因而有权对他们进行任何处置。
洪武初年，因为缺乏干部，朱元璋四处征召读书人出来做官。贵溪县读书人夏伯启叔侄二人也在征召之列。这两个人怀念故国，不愿在新朝为官，遂斩去左手大指，以明不愿出仕之志。朱元璋闻听，勃然大怒，立命把二人捆赴京师，在皇宫里亲自对他们二人讲了一通道理，说明为什么不为他服务是极端错误的。
朱元璋的这篇讲话详细地记载在《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让我们奇文共赏，看看朱元璋的逻辑：
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二名，各自截去左手大指。我命人拿赴京师，亲自审问之，问他：“昔世乱之时，汝居于何处？”对曰：
“红巾造反时，我避兵于福建、江西两界间。”曰：“你带着家小一起逃的吗？”对曰：“奉父亲一起逃走。”曰：“既奉尔父行，上高山峻岭，下深沟陡涧。还用手扶持乎？”曰；“扶持。”曰：“后来居何处？”曰：“红巾张元帅守信州时，伯启归还家乡。”曰：“再后来又何如？”曰：“教学为生至今。”
通过启发式的问话，朱元璋让夏伯启把他在元时四处奔逃的悲惨与现在的安居乐业作了对比。接着，他掉弄书袋，讲了一通他取天下有道的道理：
朕知伯启心怀忿怒，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意对伯启说：“上古自伏羲至于黄帝，少昊至于颛顼、高辛，无文可考。知大概者，尧禅舜，舜禅禹，禹传家，汤放桀，武王伐纣。自此秦、汉至于隋、唐、宋、元，天更其运作者，非一帝尔。皇帝轮流作，明年到我家，一家一姓，不可能千年万代。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子孙不能一直奉天勤民，所以不称天心。”
讲完这个道理，他又问夏伯启什么叫再生父母？没等夏伯启回答，他自己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解释起来：
且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体而已，其保全性命，全在于人君。
何谓再生父母？人遇大难将死之时，被人救下，救他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是他的再生父母。
什么叫遇大难？或路逢强盗，或坐在家里突遭横祸，或仇人暴徒来侵害，或者路逢虎狼，堕于水火。在此之时，有人救你，是谓再生父母。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命于此际本绝矣，自此而复生，命若初生矣，所以常云再生父母。
用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方式，朱元璋告诉夏伯启，自己就是夏伯启的再生父母，因为是他把夏伯启从战乱中拯救出来，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天更历代，列圣相传，此岂人力而可为乎？如今你们叔侄二人不能效伯夷、叔齐，去指以食栗，教学以为生，安然生活，不忧凌暴，家里财产不怕被人抢走，你靠的是什么？”
伯启俯首默然。噫！朕谓伯启曰：“尔所以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抢，靠的是君主啊！是君主给你提供了社会治安！君主就是你的再生父母！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
朱元璋自己说，一席话讲得夏伯启心悦诚服，以至于被他判处死刑时也毫无怨言，反而感觉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幸福。我对伯启说：“现在我判你死罪，枭首，抄没家财，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听了这些话，伯启无以对，默默受死而去……其伯启虽死，默然而无恨。
在朱元璋看来，天下百姓都是依赖他的阳光雨露才得以生存，因此，他有权对天下人生杀予夺。为了让天下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他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宣讲，在《大诰》的另一章里，他反驳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说：
“有人说：‘皇上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供养的，怎么能说皇上养活老百姓呢，应该说是老百姓养活皇上。’愚民们，你们不知道，说皇上养活你们，是因为他教育你们，给你们制定纪律，要不然你们小的不听老的，富的欺负穷的，谁都不得安生。”
所以，他对百姓们不感激自己颇为不满，在《大诰·民知福不报》中愤愤地说：“你们吃我的，喝我的，有的百姓却对我不知报答，恬然享福，绝无感激之心。”
所以，他对天下人行凶作恶时那么理直气壮。有一次，他微服私访，在街道上听到一老年妇女和人说话，提到他时，不称“皇上”而称“老头”。
朱元璋认为这是不满自己统治的表现，回宫后令五城兵马司把老妇居住的街区居民都杀光了，并且说：“张士诚占据东南，当地人如今还叫他‘张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头，真叫人活活气煞。”
甚至对于大臣，对于自己册封的公侯贵族，他也缺乏最起码的尊重。这些人也不过是他手里的工具，一不高兴，他就可以喝令身边的武士把任何一个大臣按在宫殿地上，拉下裤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他的屁股。这就是明朝有名的“廷杖”制度。在他的一怒之下，诸如勋臣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和工部尚书薛祥等许多高级官僚都在皇宫的地板上被活活打死。
和我们的看法相反，朱元璋并不认为他牢笼人民，是侵犯了人民的权利，妨碍了人民的幸福。相反，他认为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他一家一姓的利益，也是为了促进百姓们的幸福。所以，他在分泌出一条条蛛丝时，心中一点也没有内疚感，相反，却充满了为国家为民族忘我工作的自豪感。
之所以他的结论与我们如此截然相反，是因为朱元璋以自己的幸福观出发来理解全国人民的幸福观。
朱元璋从来不认为“自由”是一个人的生活中所必需的。从一个贫农的视角出发，他认为“幸福”就是吃饱穿暖，再进一步，就是吃肉穿绸。除此之外，他想象不到，人还有别的需求。至于被管理得严一点，他认为这不但不妨碍幸福，反而增进了人们的安全感。
让我们来看看朱元璋怎么样用自己和语言来表述他的幸福观：
淮安卫指挥储钦受贿被朱元璋严惩。朱说：“看来今日他们这样遭贬呵，何不当初依本分，守着本等职事，好房子下坐着，关着俸米吃着，却不快活么道！他却务要这般撒泼做呵，不知他们心里果然是如何？”（《大诰武臣·储钦等擅收军役第七》）千户郭成，为了贪财，放了罪犯，“却将一个千户的名分弄坏了，有这等薄福的小人”。（《监工卖囚第二十六》）在《皇明祖训》中，他这样教导后代们：
凡自古亲王居国，其乐甚于天子。何以见之？冠服宫室，车马，仪仗亚于天子，而自奉丰厚，政务亦简。乐莫大焉。
在贫民朱元璋看来，在好房子下坐着，吃国库粮（关着俸米吃着），不用干活，这就是天下最大的幸福。
所以，朱元璋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过度干涉帝国其他成员的生活是妨碍了他们的幸福，他绝不会认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社会自由发展的前提”，相反，他认为“每个人的不自由是全社会安定团结的前提”。在朱元璋眼里，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十分仁慈的君主。历史上有几个皇帝像他这样关心治下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有几个皇帝为了抓社会治安像他这样殚精竭虑？赐予人民生存权和温饱权就已经足够，至于什么个性、思想、自由的价值，人的生命尊严，他那个农民的头脑里，连想都没有想过。
所以，在过去的中国人看来，朱元璋制造出来的不但不是什么木乃伊，甚至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明代及清初的历史学家则这样称颂朱“祸本乱阶，防维略尽。至于著律令，定典礼，置百官，立宗庙，设军卫，建学校，无不损益质文，斟酌美备。”“观其官制、典礼、律令、宝训、女诫、卧碑、木铎、祖训，大言炎炎，至文郁郁，义监二代，法备三千，共贯同条，金声玉振。”（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在明代之后，清朝统治者更是对朱元璋的政治制度赞赏不已。
顺治帝亲政后，时往内院与大学士等议论文史。一次，他问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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