徼（jiǎo），山陬（zōu）海涯”，出现了“家有弦颂之声，人有青云之志”的社会现象。
明代教育的发达，超过了以往的唐宋时代。
第七节 朱校长的可怕校规
虽然待遇如此之好，不过，如果有机会坐时空穿梭机回到洪武时代，还是劝你不要去享受皇帝的义务教育。因为，你进了国立学校，很有可能不能活着出来。
并不是耸人听闻。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洪武皇帝亲自制定的学规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在学校里学的是什么。各级学校的功课，都是由皇帝直接指定的，内容是《御制大诰》（即皇帝语录），《大明律令》（即刑法），此外还有四书五经和《说苑》。皇帝规定：太学学生每日写字一幅，每三天背下《大诰》一百字，本经一百字，四书一百字，每个月作文六篇。
功课似乎不重，可是校规倒是有点怕人。校规一共五十六款，有一些规定和今天差不多，比如必须穿校服，不许点名迟到，不许夜里饮酒之类。然而也有些规定有点奇怪：
一、不许结社，什么文学社、诗会之类一律严格取缔。
二、不许议论学校食堂的饭菜好不好吃。
三、绝对禁止对人对事的批评。
最奇怪的一条是这个规定：
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不许建言。
就是说，天下百姓，别人谁都可以对国家大政方针发表意见，进行建言，只有学生不许！目的当然是戒绝学生参与政治的可能。
看来，朱元璋虽处中世纪，却能以其超人的政治敏感，预感到学生与激进政治心态的天然联系。
为了贯彻这些校规，朱元璋特地拨了两名衙役进驻学校，做什么用？打板子。一有违犯，即把学生拉到教师办公室叫做“绳愆厅”的地方，脱下裤子，按在地上，痛打一顿。朱元璋规定判决完全由教师做主，学生没有上诉的权利。
打板子在处罚里是轻的，重的甚至可至充军流放。校规里有这样一款：
“在学生员，当以孝悌忠信礼义为本，必须隆师亲友，养成忠厚之心，以为他日之用。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
然而，只要有学生的地方，不同意见似乎就不可避免。由于校规过严，在第一任太学校长宋讷任内，有的学生被活活饿死，还有多名学生自杀身亡。学生赵麟对校长的残忍非常不满，出了一张匿名墙报（没头帖子），表达对校长的意见。这件事被当成严重的政治事件报告给皇帝，朱元璋龙颜大怒，立命把查出来的犯罪人赵麟杀了，并在国子监立一长竿，把他的脑袋挂在上面示众。隔了十年，朱元璋有一次到太学视察，想起这件事，还余怒未消，召集全体教职员和学生训话：
恁学生每听着：先前那宋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如今著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署学事，他定的学规，恁每当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若祭酒来奏著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或充军，或充吏，或做首领官。
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
悬赵麟头颅的这竿子一直竖了一百六十余年，方才撤去。
在抓学校教育的同时，朱元璋对科举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他定下的科举制度更加重视形式，规条亦更繁琐，“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礼》、《春秋》、《礼记》命题。其文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相对真知灼见，他更重视的是统一的规格，统一的口气，统一的思想，以此来造成格式化的知识分子。
八股文禁锢于孔孟的经义，又只取朱子的注疏，必须代圣贤立言，不许越雷池一步。它形式主义严重，诸如怎样破题、承题……都有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这一改革使科举制彻底沦为戕害人才的刑具，士人为了挣得功名，只能皓首穷经揣摩时文程墨，并无精力来思索书本背后的大义，因而顾炎武有“八股之害，等于焚书”之语。
在朱的制度设计下，知识分子只能按照他的标准成长。他们只能“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切者唯四子一经之笺、是窥是钻，余皆漫不加省”、“自四书一经之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思想受到严重的束缚，聪明才智被扼杀，“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强木不能对”。因此，在洪武年间，经常出现“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重轻”的现象，以致朱元璋自己也不时哀叹：“朕即位以来，虽求贤之诏屡下，而得贤之效未臻。”
“朕临御三十年矣，求贤之心风夜孜孜，而鲜有能副联望。任风宪者无激扬之风，为牧民者无抚字之实！”
第八节 “一刀切”必然“一风吹”
在传统中国，数学是一门不发达的科学。函数、变量、概率之类的概念，对于传统中国人的大脑来说，是太复杂了点。人们习惯用加减法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说，用类推的方式把局部真理扩大到无限。中国的思想家们因此提出了著名的治国理念：一个人只要能修身、齐家，就有能力治国平天下，因为国不过是家的累加。
现代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荒谬。当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事物运动的规律就会发生质的变化。这个治国理念就如同天天向远处望，最终就可以练成千里眼的传说一样，是一个永不可及的神话。
问题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是这样思想的。因此，许多涉及系统论的复杂社会问题在我们中国人这里根本不是问题，用“只要……就”的公式可以“小葱拌豆腐”般轻松解决，比如我们曾经设想，只要每个人一年植几棵树，那么我国的森林覆盖率问题将不再成为问题；比如只要每个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么一年下来将会解决多少人的饮水问题；再比如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同理，我国的伟大圣贤们提出，如果老百姓都得到了很好的教化，把思想统一到孔孟之道上来，做大臣的都坚决服从君主，做儿子的都坚决服从父亲，做妻子的都坚决服从丈夫，三纲五常，那么天下就会熙然而治，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从而达到理想的尧舜世界。
“人心齐，泰山移。”从这个公式出发，“统一思想”就是治理国家的最关键所在。
被这个简单直接的定理所鼓舞，历代雄才大略的统治者都为“统一思想”而奋斗不已。可是很不幸，虽然圣人们几千年以前就指出了正确方向，可是几千年来尧舜世界却从来没有出现。这都是因为每个朝代，都有那么些人，不注意自我改造，顽固不化，阳关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他自寻，不能和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结果破坏了天下大治的大好局面。
虽然几千年来在追求理想社会的过程中一次次碰得头破血流，中国人却始终不信邪。
之所以不改“思想教育万能”的初衷，另一方面实在是因为这个方法简便实用，成本最低。然而，这个方法毕竟是治水中的堵，虽然可收获一时，却最终会被证明失败。
“一刀切”的结局必然是“一风吹”。这是中国式行政之式的弱点造成的。朱元璋的“化民成俗”运动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朱元璋办学过多过滥，且完全是在政治权力的强制之下办成，所以，这种学校教育的繁荣是一种典型的虚假繁荣，完全是朱元璋一个人意志支撑的结果。当他的注意力有所转移之时，学校即徒具形式。
以社学来说，在许多地方，建立之初就是流于形式，只选了校址，花了钱，收了回扣，最后有没有人来学，却成了最不重要的事，地方官吏甚至还借办社学来敲诈百姓，朱元璋自己即说：
有愿意读书而没有钱的人，地方官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而不愿读书的人则爱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无暇读书却逼令入学。
府州县各级学校，因为官督力度减弱，往往就有名无实。到后来，许多学校“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朱皇帝大力兴办学校的一时之盛，在他生时即是无根之木，在他死后很快烟消云散。
“申明亭学习制度”也迅速沦为形式。就像任何用行政力量推行的社会运动一样，申明亭之制制定不久，就出现种种弊端。其表现是地方官玩忽职守，亭宇不修，善恶不书，剥克老人如贱役；后来虽有忠于职守的知县，如嘉靖年间淳安县知县海瑞、隆庆万历之际惠安县知县叶春及等人曾晓谕老人，复建申明、旌善二亭，但人亡政息，终无补救。
第十章 不许造反：从删《孟子》到给元朝皇帝磕头
第一节 孟子惹恼朱元璋
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坐在便殿读《孟子》。
和所有皇帝一样，朱元璋大力尊奉孔孟。但是说实话，由于军务政务繁杂，对于《论语》、《孟子》这些经典，他只是听文人们讲解过一些片断，并没有系统地研读。如今天下已定，诸事都上了轨道，他也有兴致来阅读一下原典，吸取一些宝贵营养。
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读着读着，朱元璋的面色由愉快转为阴沉，眉头越皱越紧，呼吸越变越粗。终于，把书往地下一摔，大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意思是说，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还活得了吗？
身边的侍卫们吓得够呛，想，皇上这是怎么了？
原来朱元璋读到了这样一些文字：
民为贵，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