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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在志愿军司令部附近的一间茅屋里，聚集了二十多位战地记者，大家就着一盏马灯和几只蜡烛的亮火，各自摊开了采访本，等待着彭德怀司令员。
——应记者们的要求，彭德怀同意给大家讲一次话，开一个小型的战地记者招待会。
苍茫的暮色中，彭德怀身穿一身棉布军装，走向这座简陋的茅屋。站在门口的两个记者同彭德怀打了照面，举手敬礼。彭德怀点点头，走进茅屋。这些战地记者们都知道彭德怀的脾气，大家没有鼓掌，没有拥上去握手，只是原地站起，亲切地注视着司令员。
主持人向彭德怀简单介绍：来的大都是新华社的随军记者，还有宣传部和志愿军报社也来了几位。
“噢，都是我们军队的笔杆子嘛！”彭德怀说，“大家坐吧。”
在昏黄的马灯的蜡烛光亮中，彭德怀坐着一条长板凳，脸对脸地和记者们交谈起来，看去好象在叙家常。
“……党的记者，是政治指导者，思想指导者，要宣传和歌颂我们的战士，暴露美帝和李承晚。……要歌颂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重点表扬士兵群众，也联系表扬军事指挥员。比如张仁初和李耀文指挥二十六军，在扼守七峰山、海龙山战斗中，与敌人反复争夺十一次，代价较小，杀敌一千多名，还创造了一个班以反坦克手榴弹击毁敌人坦克九辆的战例，这就要既写战士的英勇，又写指挥员善于开动脑筋和灵活指挥。当然，写干部，着重写下层。还要写与战争有关的人员。有一个女同志，一个晚上背八九十个伤员上汽车，不简单，要表扬……不过，新闻报道要合乎事实，夸大了事实就不好。比如我们一个排歼灭敌人一个排，是偶然的呢？还是别人已经流血？你这里没流血，正是因为别人那里流了血。片面写不流血，会引起轻敌情绪。为了说明战术的巧妙，却忘了另一面。敌人那样好打，还抗美援朝干什么？”
“新闻报道要严肃一些。不严肃的报道，不很多，也有。关于毒瓦斯的报道我就怀疑。中了毒，几个钟头就好了？个把炸弹损失小，政治影响损失大。这是常识，要闹笑话。我们的指挥员有社会常识，但缺乏全面的科学常识。记者们要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
“举例，要举一般的。过去李太白喝酒，却不能说四川人都喝酒。说山西人会做生意，狡猾，哪个商人不狡猾？‘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武汉三镇，小陆码头，买卖人多，但只是湖北某一小部分人，不能代表汉口人，更不能代表三千万湖北人。这是看问题的方法。党的记者，不仅要有好人之心，而且要有科学态度……好，我先讲这些，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记者招待会嘛，我要招待招待你们。”
一位记者提问：朝鲜战争前途如何？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看，美国战争准备不充分，如武装日本，武装西德，和平工业改军事工业，都不够，害怕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局部战争，在一定时间内，对敌人还是有利，这一点过去看得不清，说得不充分……美国何以支持陆上战争？优势只有一点：装备、技术，这些不能忽视。马歇尔说，一九五一年可动员三百五十万兵力。从这方面看，战争带有长期性。它的主力还能和我们打，就不会和平。美国能相对持久，这和日本、德国不同。美国的资源比以往帝自主义国家都多。此外敌人都是缺点。非正义性，这是敌人发动战争的致命弱点。如果我们有敌人的装备，早就解决了。外电评论说‘中国人勇敢！’我看不一定，蒋介石的兵就不勇敢。列宁不是中国人，列宁就很勇敢。……我们是正义的，人民拥护，因此积极、勇敢。美国现在吹装备强，可是过去美国南北战争，北美装备比南美差，还是北美打败南美。可是杜鲁门要是这样想，就不会在朝鲜打了。”
另一位记者问：不久前杜鲁门撤了麦克阿瑟的职，彭司令员对此怎么看？
“首先是因为他打了败仗。仁川登陆后，杜鲁门怎么不撤他？还给他授勋？正是由于我们的胜利，促使美帝内部矛盾激化，才狗咬狗。”
有位记者问：美军能否登陆中国？战争会打多久？
“能否登陆中国，还要看，不能肯定。我们胜利越大，可能性越小，胜利越小，可能性越大。蒋介石打打游击是可能的。战争打多久，很难说，要立志长期，争取短期。敌人很多，不可能一下子消灭几十万人。我们没有大量飞机、坦克和炮，只能采取削萝卜的办法，一次搞掉他几万，不可能一网打尽……两年打不完打三年，两年能打完就不打三年。要稳，不冒险。如打得很疲劳，敌人来个登陆，还不是几个跟斗翻过来！咱不上当，当初汉城也是它不要才去占领的。”
有位记者问：我们将来去不去釜山？
“朝鲜是狭长的半岛，两边一夹，不能不回。我们没海军，空军也不行。超过美国——十年八年不要作这个幻想。前途是光明的，就是现在还不太好，将来吃西餐，现在还得吃小米，不吃就饿死，还吃什么将来的西餐？”
有位记者问：敌人会不会采取登陆作战？
“有可能，但不怕！在战略上没问题。在我们这一代把阶级打平好不好？美国要敢冒险我们就有拿破仑的雄心。中国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强大，内部空前团结，比‘七七’事变不同，世界人民力量那时候是劣势，现在是优势。要中国亡国，这绝不可能！安南、朝鲜也不可能！现在朝鲜的作战部队，我从装备到人数是劣势，但这不会长，我们要增加。英法看到这点，怕战争扩大，陷在中国不行。苏联还摆在旁边。路透社、法新社叫得最厉害。我们有人看不出这一点，国内资产阶级也看不出，但是英国看得出：进攻中国就是战略上的失败。我们要加强信心，撤出汉城、放弃三八线是为了争取主动。资产阶级要怀疑，你不能强迫他不怀疑。你叫他不怀疑，他硬是要怀疑，我们不能强迫不怀疑，但是还是要说，叫他不怀疑。江西老表有句话：‘你不害怕我害怕！’这句话很深刻。党内领袖也是经过无数次怀疑才建立威信。总之，朝鲜战争很艰苦，困难很多，但前途是光明的，胜利要靠争取，没有便宜可捡。”
最后，一位记者问：第四次战役战果如何？
“现在还没有统计上来，不准确我不能说，过些天会公布的。不过，我知道一点是准确的，四次战役歼敌数，比前三次战役加起来的总数要多……当然，这是我们付出代价换来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不久，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如下电讯稿：“新华社朝鲜前线四月二十六日电：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本月十一日至二十一日的作战中，又歼灭了敌军五千人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美国侵略军，约占四千五百名。至此，敌军从本年一月二十五日发动向北冒险进攻以来，在将近三个月中，损失的兵力已在七万人以上。”
1989年5月——1990年4月。
写于北京六里桥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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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断断续续八个月之久的写作，《汉江血》脱稿了。在此之前，我还经历了更长时间的采访及史料的收集研究工作。
《汉江血》与我的前一部描写朝鲜战争的《黑雪》一样，同属于纪实性战争作品。所不同的是，《黑雪》写的是出兵朝鲜之前的形势以及出兵朝鲜后志愿军打的第一、第二战役；而《汉江血》与《黑雪》内容衔接，写的是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进行的第三、第四次战役。
在写作《汉江血》过程中，我不只一次地产生一种联想：譬如我居住的房屋因处楼房的底层比较阴冷，加之冬日将尽，暖气供给停止，一段时间会感到非常不适。然而，四十年前在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又怎样呢？他们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下行军作战宿营，在寒风呼啸的冬夜里长时间潜伏在预定出击地域，千千万万人冻掉了耳朵，冻黑了手、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激励着他们如此顽强？他们靠步枪、手榴弹，“一把炒面一把雪”，和拥有海陆空三军现代化技术手段的美国军队较量，打出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这种精神，难道不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吗？难道不值得被后人永远颂扬吗？
因此，我写了《黑雷》和《汉江血》。
当然，人类对过去战争行为的反思，应当建立在防止新的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点上。四十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军朝鲜就是“为了和平”，这也同样是我今天写作《黑雪》和《汉江血》的宗旨。
一年多以前，《黑雪》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全国各地报刊电台纷纷连载、连播，并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搬上话剧舞台，众多电影制片厂相继来电来函联系，愿意将《黑雪》搬上银幕。国内外学术界亦对该书十分关注。其中最使我受触动的，还是全国各地的读者写来的大量热情洋溢的信件。这些读者有工人、农民、大中学生、医生、教师、县委书记、科研人员、记者、部队战士，也有许多志愿军老战士和他们的后代，其中包括一些离休的或仍然在位的我军高级将领。记得去年全国“人大”会议召开期间，某一个大军区的领导打电话，要正在参加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