栋洋房。王克敏当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看中了这幢房子，叫曹汝霖腾出来给他住。曹说：“你在外交大楼住着不是挺好吗？何必要这个地方？”王说：“那是办公的地方，不能久住。”坚持要曹搬出，曹虽极为不满，也只能私下发发牢骚，最终还是在贡院大街4号典下一所房子搬了过去。
黎元洪时代，曹锟篡位心切，不择手段地对黎施压，竟然一度切断了黎元洪在东厂胡同住宅的水电线路，对黎身心和生活构成严重威胁。那些日子，农商总长李根源天天去黎宅，名为保护总统，实则李系一介文官，又无卫士，只带着程砚秋去黎家“保驾”。当年在北洋政府总长之间，风行接纳唱青衣或花旦的京剧演员，如交通总长吴毓麟捧尚小云，司法总长程克捧朱琴心，李根源则捧程砚秋。
1917年冬，段派在北京西城安福胡同购置了一个大宅子，作为其派系议员聚会的场所，名为梁宅。起初参加聚会的有十来人，既无组织，也无召集人，参与者大多是晚上闲着无事，来这里坐坐。后来加入者渐多，又添置了棋类、麻将牌等娱乐用品。到临时参议院即将结束，两院选举即将到来时，梁宅才越来越染上政治色彩，段派要角王揖唐等也时常来参加。这时，大家认为应该有一个正式的政治组织，用梁宅的名义又似有不妥。有人提议：“这个梁宅不是在安福胡同吗，安国福民，名词很好，就叫安福俱乐部吧。”与会者一致同意。于是，操纵中央政权达两年并名噪一时的安福系，就这样形成了。
何应钦原住南京斗鸡闸4号，抗战爆发后遭日机轰炸焚毁。战后，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的公馆被戴笠占据，后转送何应钦。1946年何应钦出国后，南京敌伪产业管理处的人曾到何家清点家具，他们发现楼下书房到二楼卧室有一条暗道可以直通，再折上三楼，是一间大房子，类似于储藏室。内有衣物鞋帽、书籍、一套漂亮别致的鸦片烟具以及冈村宁次、土肥原、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的签名照。
何应钦回国后，窦禄敏被联勤总部指定负责何家的一切供应，经常出入何公馆。一天晚上，窦开车到何家，见客厅灯光雪亮却无一人，知道医生在卧室给何换药，就去了趟厕所，不想推门进去时，厕所里竟然迎面站着卫立煌和桂永清两个总司令，二人呆若木鸡。原来他们都是瞒着蒋介石偷偷来看何应钦的，一听见汽车声，扭头就往厕所跑，生怕撞见突然驾到的蒋介石。
抗战胜利后，周佛海将上海福开森路一幢楼房送给了顾祝同。这房子当时估值1000根条子（每条10两黄金）。周后来得免一死，据说这幢房子帮了大忙。
顾祝同任三战区司令长官时，长官部曾数次转移。每新到一地，顾必先将他的眷属住宅盖好，而且一定要建成西式带廊平房，铺上地板，装上电灯。
汪精卫叛逃后，经河内到上海。日军把愚园路1136弄原交通部长王伯群的住宅拨给汪精卫当公馆。这是一栋花园洋楼，1136弄是一条很长的里弄。为安全计，特工总部的头子丁默邨、李士群下令将里弄住户全部迁走。后周佛海、陈春圃、罗君强、梅思平等都搬到这条里弄，可谓“巨奸云集”。
黄绍竑抗战胜利后在南京的住处是树德里4号，这是他当国府委员时由当局拨给的“官邸”。黄多住在上海，此处平时门可罗雀。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黄因和李的关系，一时举足轻重，许多要员纷纷来访。一日，他在家里的卧室兼客厅接待了陈立夫、吴铁城、余井塘、洪兰友等人，因胡同狭窄，汽车开不到门口，送他们出来时要步行一段路，黄说：“真对不起，我这房子门口不能停放汽车。”他们说：“国府总务处怎么能给你这样的房子呢！真对不起。”黄说：“没什么，走几步就到国府门口了。”
1947年，白崇禧是南京政府的国防部长，住在雍园。一次，他要手下查查住处周边的情况，这一查，吓了他一跳，他的四邻住着：军统头子毛人凤，励志社头子黄仁霖，和他对窗而隔的是参谋本部一个情报人员，此外还有一家日本人，是蒋介石雇用的特务。白说：“这帮人惹不起，到上海住一段时间吧。”
宋美龄在上海有一幢陪嫁的房子，位于贾尔业爱路。这房子原为一外国人所有，后被宋家买下，在上海不算是顶级洋房。正房约四开间宽，纵深很大。楼下是一个大客厅，容40人不挤，可以放电影。励志社头目黄仁霖曾在这里主持放过一部美国电影，观众除蒋介石夫妇外，还有孔家的子女和少数侍从人员。
室外的花园面积约是建筑面积的三倍，有一条三米宽的小溪穿过草坪。灌木丛中有假山坐落，取自然园林式布局，散步其间令人不觉身处闹市。室内除沙发、茶几、桌椅等家具外，墙上挂的四帧八大山人的花鸟条幅尤其引人注目。
蒋介石总共来这里住过六七次，最长一次也不过两个月。宋美龄则时不时地来住上一段，整理整理私宅，和两个姐姐叙叙天伦之乐。
1931年，宋美龄在南京中山门外小红山看中一块坡地，计划盖一所大屋顶的西式住宅，有地下室，有平台，建成后定居于此。南京市公务局长赵子游主持建造，多位设计师拿出几套方案，宋美龄一再提出修改意见。施工期间，室内装饰、浴室颜色、阳台设计等多次改动，不断拆建。南京市长魏道明请来杭州西湖艺专校长林风眠亲绘室内墙壁的装饰画。卧室、餐厅、办公室等大小房间的设计和布置方案，无一不是由宋美龄亲自审查鉴定。有些已经实施，又一再改变。如浴室瓷砖，先是改成黄绿相间的颜色，后又改为一律蓝色，再将花样装饰一概废去，改成单色平面。这房子改来改去，直至抗战爆发都没能竣工。胜利后虽终于完工，却事过境迁，宋美龄索性把它改建成教堂，每周日和蒋介石同去做礼拜。
钱大钧曾是蒋介石的亲信，当了多年侍从室主任。抗战胜利后，钱出任上海市长。他在上海的官邸极其豪华宽敞，据说汽车进了院子要开15分钟方到住所。有人将此密报蒋介石，蒋听后很反感，钱随即失宠，不久去职。
女作家石评梅离开北大后，住在一个破庙的南屋，人称“荒斋”。经她一布置，这间陋室便显得趣味盎然：花色素雅的窗帘，盆栽的菊花和小梅桩，嵌在镜框里的李清照画像，荣宝斋的诗笺，古玩店的小摆设以及两把藤椅和一套茶具。一切就绪后，石评梅满意地站在屋子中央环顾四周，命其屋名为“梅窠”。后来，高君宇在写给石评梅的信中说：“我们的历史一半写于‘荒斋’。”
郁达夫一度过的是居无定所的生活，因而向往“一间洁净的小小的住宅”。他和王映霞结婚后，住所正对着一片空地。王映霞说：“我每天早晨梳头时，老是望着这块地皮发呆。”她想盖一排小巧玲珑的五开间平房，再给郁达夫盖三间书房。恰巧有人替他们代付1700元买下这块地，最后欠债4000元盖起这个“风雨茅庐”。郁达夫在1935年11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这一年中，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而费去的心血，真正可观。”
雅舍是梁实秋抗战期间在重庆北碚的寓所。重庆是山城，雅舍依坡建在半山腰，访客到这里，先要上七八十级土台阶。这还不算什么，更“离谱”的是，客人进屋后，还得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梁实秋说，“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
雅舍虽说是梁实秋命名的，但他并非雅舍的主人，只是房客之一。雅舍共有六间房，梁实秋居其二。他形容这里“篦墙不固，门窗不严”，“雅舍之陈设，只当得简朴二字，但洒扫拂拭，不使有纤尘。我非显要，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无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丝织西湖十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但是陈设虽简，我却喜欢翻新布置”。“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是我室。”这最后一句话，至今依然是耐人寻味的。
除了雅舍，梁实秋还品评过一些学者的书房。
如宋春舫的书房——榻木庐，梁实秋认为是他见过的最考究的书房。这书房建在青岛的一个小山头上，与主人寓所并不相连，是单独的一栋楼，“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梁实秋描述说：“在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柜里，柜比人高，但不及栋。我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镀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队闪闪发亮。也许这已经超过了书房的标准，接近于藏书楼的性质，因为他还有一册精印的书目，普通的读书人谁也不会把他书房里的图书编目。”
又如周作人在北平八道弯的书房——苦雨斋（后更名苦茶庵），梁实秋写道：“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文房四宝井然有致。外面两间像是书库，约有十个八个书架立在中间，图书中西兼备，日文书数量很大。”说完周家的书房，梁实秋接着发了一句意味深长的感叹：“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会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
再如闻一多的书房，梁实秋评价为“充实、有趣而乱”。“他的书全是中文书，而且几乎全是线装书。”“主人要作考证，东一部西一部的图书便要从书架上取下来参加獭祭的行列了，其结果是短榻上、地板上、唯一的一把木根雕制的太师椅上，全都是书。那把太师椅玲珑帮硬，可以入画，不宜坐人，其实亦不宜堆书，却是他书